回忆“大雅宝胡同”：那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宅门”

本书摘自《知味: 北京晚报“知味”年度文章精选》台海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本文作者李小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李可染先生之子。）

曾经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大宅门”，那里居住的是一群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艺术家。他们虽有着各不相同的性格和研究方向，但每个人都用自己风华正茂的生命铸造新中国美术的传奇，这传奇不仅是艺术的辉煌，更是他们人生的写照，如诉如泣。他们满腔热血，怀着对新时代到来的欣喜与期许，从解放区、国统区和海外聚集到徐悲鸿先生创立的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从此他们的命运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成为一代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大雅宝是我生命的起点，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那儿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昨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我的成长，我对长辈们的记忆更加清楚，崇敬与敬畏之心也日益强烈。

1944年我父亲在重庆举办了一个小型水彩画展，徐悲鸿先生陪同一个东南亚文化代表团来参观。当时我父亲不在，悲鸿先生可能是为作品所描绘的蜀中意境所打动，于是说想用自己的作品和父亲交换，后悲鸿先生真的拿来一幅他的作品《猫》。那时父亲只是个普通的画家，我想父亲和徐悲鸿先生的缘决定了他的命运。1946年，父亲同时接到母校国立杭州艺专和徐悲鸿先生的国立北平艺专的任教邀请，而后他选择到北京来，因此结识了白石老人和黄宾虹先生。回头看，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948年我随父母搬进大雅宝胡同甲2号，我们住的是后院南屋，面积不大，但被分隔成了四小间。最东边是一个有水池子的门道；紧挨着的是父亲只有十平米左右的画室；再相连的是个小小的客厅；最西边是卧室，也是十来平米，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这里。卧室东墙正中挂着一幅白石老人送给父母的《秋荷鸳鸯》；客厅的东墙挂的是林风眠先生加入了大量花青的泼墨，这幅作品的酣畅浓郁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侧面是白石老人的《樱桃图》，盘子是墨绿色的，樱桃则是深紫红的，我至今记忆犹新，每次想起我都会惊叹东方水墨的神韵；还有一幅关良的戏剧人物，画的好像是“野猪林”。客厅进门右手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冰箱”，这上面常常挂着父亲喜欢的西方艺术大师的复制品，记得有伦勃朗的《戴金盔的人》、戈雅的《穿黑衣的贵妇》、梵·高的《向日葵》、惠斯勒的《坐着的老妇人肖像》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父亲对文化的开放态度和审美爱好。

父亲选择来北京，是因为与悲鸿先生的缘，同时也是想拜白石老人和黄宾虹先生为师。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二位老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继承者与开拓者。父亲到北京后，很快经徐悲鸿先生介绍，带着自己的作品，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拜见齐白石先生。他后来讲，自己紧张地说明来意，白石老人依旧坐在椅子上没有什么表情，于是父亲一张张打开自己的作品，当看到第三四张时，白石老人忽然站起身来问：“你出过画册吗？”父亲说：“没有。”老人从腰间掏出一串钥匙，转身打开柜子，从里面拿出一张纸，说：“要用这个出，这种纸可以传世。”从此，白石老人与父亲结下了超越父子的情感与信任。在后来的十年中，父亲为白石老人抻纸、研墨，每月为老人领取工资，帮助老人处理琐事、接待来宾……白石老人对父亲更是关爱有加。一次父亲去看望老人，要离去时，白石老人说：“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你要到家后再打开。”便给了一个小纸包，父亲打开发现是白石老人刻的一方“李”字印章，奇怪的是“李”字的右下角多了个圆圈，父亲不解，又到白石老人处请教，老人说：“这是你身边的一颗珍珠呀！”——因为我母亲名“佩珠”。多么睿智的老人！后来白石老人还为母亲书写“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对联。白石老人常常急切地给我父亲打电话：“我又画了几张好画，你快来挑，不然就要被别人拿去了。”外面许多传言说老人特别吝啬，其实不然，老人先后送给我父亲几十幅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只可惜“文革”时被抄走，再没有找回。老人与父亲之间的故事有很多很多，我想他们是因为彼此认同艺术的追求而相知相惜。

大雅宝的孩子都叫白石老人“齐爷爷”，每次老人的到来都让我们特别高兴，全体出动来迎接，并呼喊着陪老人家进出。我两岁时白石老人还为我画了一条大鲶鱼，上题“二岁小宝”（我的小名）。我还曾有幸在李瑞年先生家看到白石老人为李先生当时两岁的儿子李楯所画的两只蟋蟀，这画正是在我父亲的画室，用父亲的纸所作的，这让我再一次触摸到老人那善良温暖的心。1957年父亲要到民主德国写生四个月，父亲怀着不舍与惦念的心情向老人道别，临走时，白石老人说：“可染，别走！我有东西要给你。”随后交给父亲一盒如黄金般珍贵的西洋红印泥，父亲说：“这么珍贵的东西，还是老师留着用吧。”老人执意放在父亲手中说：“可染你拿去吧，有天老师不在了，盖图章时你会想起老师来。”我想这里边有老人对父亲的喜爱之情，更有白石先生对父亲的文化托付。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诀别。三个月后父亲回国时，老人已永远离去。1984年是白石老人诞辰120周年纪念，父亲写了“游子旧都拜国手，学童白发感恩师”，白石老人是父亲的老师，也是大雅宝的“大家长”，我父亲、苦禅先生、叶浅予先生是老人的弟子；黄永玉、张仃、王朝闻、李瑞年等先生们在艺术上自由探索，但先生们也都非常喜爱齐白石老人，我想这是因为对民族文化的共同热爱。黄永玉叔叔创作的齐白石木刻像，成为表现老人的绝唱，白石老人在这幅作品上的精彩题字与作品珠联璧合，精彩绝伦。

20世纪40年代中期，父亲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50年代初期有一股虚无主义思潮，中国画系被取消，苦禅先生去看大门，父亲被安排教水彩，在这种情况下，他与张仃、罗铭为了给中国画寻找新的表现空间，决定外出写生，三个月内先后去了江苏、浙江、安徽等地。1954年9月，在北海悦心殿举办了由齐白石先生亲手题写展名的三人写生展，这个展览给新中国山水画吹了一股春风，但父亲并不满足于此，又分别于1956年和1957年两次写生。1956年父亲历时八个月，中途住澡堂、风餐露宿，回京时衣鞋破烂，但画了一大批精彩的写生；1957年父亲同关良去东德访问，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当时德国的一位画家夫人看了父亲这批画后，对她的先生说：“看了可染的画，你就可以去卖面包了。”1960年，父亲在“大跃进”后写的关于《谈艺术实践的苦功》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他以前辈艺术家艰苦实践为例来反思“大跃进”，这与后来他所提的“千难一易”是一致的。

上世纪50年代，父亲有机会与一些国际艺术家交流，如住在大雅宝院子里、后来成为捷克抽象艺术大家的贝亚杰，保加利亚的万曼，捷克著名艺术家海茨拉尔，还有当时民主德国的艺术大家海勒。海勒到中国交流写生，回国前在北京举办了画展，并邀请父亲去看，过后他问父亲喜欢哪一幅，父亲告诉他说是《崇文门》，这是一幅以俯视角度画的带有城墙的崇文门。后来海勒先生回国前，交给父亲一个纸卷，打开一看，就是这幅作品，这张画我一直记在心里。上世纪90年代我所作的《清明时节》就是受其影响。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在中国访问期间到父亲的画室交流，父亲还陪他参观云岗石窟、十三陵等地，他们成为好友，此间，父亲还结识了德国著名版画家克里姆凯。经过向传统文化和自然深入的挖掘学习，以及在当时来说相对丰富的国际交流，“文革”前身处艺术氛围浓厚的大雅宝时期，父亲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一个高潮，创作出如《杏花春雨江南》《雨后渔村》《鲁迅故居绍兴城》《黄山烟霞》《青山密林》《万山红遍》《人在万点梅花中》等经典之作。

“大雅宝人”没有血缘关系，却充满亲情，彼此间的称呼是：黄妈妈、李妈妈、孙大娘……每逢中秋，全院子的人在中院摆下长桌，吃着各家带来的拿手菜和从树上摘下的枣、石榴、葡萄；春节则是舞着黄永玉叔叔的一只漂亮至极的福建蓝色狮子；平日里，黄叔叔会组织我们打着用手绢做的旗子去游园。李燕的小舅是个英俊的专业足球运动员，男孩子们都怀着敬仰的心，听着他用无比自信的山东普通话讲如何守门、带球，我们都会严格按照小舅的要求训练，以至于因为我天天对着院外的东墙一刻不停地练习踢球，让屋主老奶奶几乎心脏病发作而找母亲告状，但小舅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黄叔叔家炉子上的猪肘子炖白菜，是清炖，肘子完整，白菜是整颗的，竖着用刀切成四长条……现在知道这是广东做法，但在当时实在稀奇，我常常趴在窗外，隔着玻璃，看着煤火上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内白色的浓汤和软软的肘子，馋得直流口水。不知过了多久，黄妈妈会给我们每人一条炖得烂烂的白菜，那个香！黄叔叔搬到大雅宝时，只有28岁，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个孩子。他的版画工作室虽然很小很小，但里面有一个厚厚的木头台子，上面有台钳、钻、凿子、锯、刻刀等各种工具，孩子们觉得那非常神奇，既先进又万能。在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黄叔叔创作了组画《阿诗玛》《博》《齐白石》等一系列精彩的代表作。《阿诗玛》采用的是木刻加水印的方法，体现了黄叔叔内心深处的美与纯真；而《博》体现着黄叔叔湘西人骨子里那种坚韧、不服输、爱拼搏的个性。除了父亲之外，黄叔叔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记得“文革”刚结束时，有一天在北京饭店，黄叔叔说：“小可，你现在长大了，小可就是小可，走自己的路。”多年来我一直带着这期许，走过几十年艰苦的创作之路。父亲过世后，我也常常有许多关于创作和人生的问题想向黄叔叔请教，但我知道他是最珍惜时间的人，所以我从来不忍去打扰。2004年，黄叔叔送给我一套画册，上面题“黄叔叔八十，小可留念”。这套书里有黄叔叔在意大利的写生，每一张都标明“某日，上午或下午几点几分”，黄叔叔抓住时间的每个点滴，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方式给了我最深刻的影响。多年来我以黄叔叔为榜样，绝不放过自己，利用所有时间学习工作。2014年黄叔叔看我的画册，他很欣喜，临走时说“画中要有活儿”，这句话里包含了许多，给了我启发。

沙贝是著名油画家董希文的大儿子，和我年龄相仿，所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那时日坛公园外叫豁子，有许多窑坑，坑里的水清澈见底，里面游着各种小鱼和虫子，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神秘无限的仙境，我和沙贝常常去那钓鱼玩耍。最有意思的是每到秋天，天一黑我们就带上手电筒和用袜子做的liang子（一种装蛐蛐的设备）还有各种罩子（扣蛐蛐用的）全副武装地到建国门外的城墙下捉蛐蛐。如果能捉到长相俊秀、叫声响亮又能战斗的“红头王”“黑头”“推土机”等，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了。为了改善蛐蛐的生活环境，沙贝在一个大缸里用泥塑出无数小洞，给每只蛐蛐造一个家。黄叔叔有个讲究的澄浆缸，里面永远有一只来历不明的“大王”，不知是朋友送的还是哪个孩子“上贡”的，“大王”是我们梦想的挑战对象。那时捉蟋蟀是大雅宝的群众活动，几乎每家都参与，所以蛐蛐齐鸣也是大雅宝的一景。我和沙贝淘气之余，也一起切磋、模仿父辈，我们一起到绿树掩映的有着白墙和灰蓝色瓦的波兰大使馆写生，一起刻图章，一起写书法……1962年我从美院附中被应召入伍，暂时离开了小朋友们，离开了大雅宝。沙贝的爸爸董希文是中国油画的开创者之一，1973年董先生病重在医院，大家知道他再也不能回到大雅宝了，沙贝就画了一幅大雅宝院子的油画给父亲看。

大雅宝的每位艺术家都热爱生活、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热爱艺术和自己从事的工作，虽然性格不同，但他们都善良努力。我注意到，李苦禅、叶浅予、董希文、我父亲、张仃、黄永玉等，他们虽然都是艺术大师，但从来不去谈论自己的艺术成就或贡献，而总是关注艺术整体的发展方向与水准，因为他们永远前进在探索远方的艺术之路上。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我人生的起点，给予的养分，让我在人生路上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前行。那里住的是一群有血有肉、坚守良知、胸怀光明的人。在我心里，这个院子是“文化大院”，是“文化家园”，是文化的“大宅门”。当我离开那儿时，我失去了家园感。

大雅宝是永远说不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