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从《疯狂动物城》到《一条狗的使命》:我们如何想象动物


来源:澎湃新闻网

《疯狂动物城》借动物喻人,探讨的是人的问题。《一条狗的使命》则不然,该影片不是一则动物寓言,它集中探讨的是人与狗(动物)的问题。故事假定狗的灵魂可以转世,重点讲述了一只狗的生命轮回。

2016年3月4日,迪士尼影业出品的《疯狂动物城》(Zootopia)在中国上映后获得了观影者们的一致好评,在豆瓣电影网站上,四十多万的观影者对该影片进行了评价,总评分高达9.2。2017年3月3日,兰塞·霍尔斯道姆导演的影片《一条狗的使命》(A Dog’s Purpose)在中国上映,观众媒体也对此片好评如潮。两部电影的宣传海报都重点渲染观影效果,一个是“爆笑来袭”,突出电影的喜剧元素;一个是“暖心力作”,突显电影的温情效应。这两部电影都以动物为主人公,前者讲的是兔子朱迪在动物城的从警经历,后者讲的是一条狗的生命轮回。《圣经·以赛亚书》中写道:“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如果说《疯狂动物城》展现了前一句话的场景,那么《一条狗的使命》则描述了后一句话的图景。《疯狂动物城》描画的是动物内部(食草动物与食肉动物和解)的美妙关系,《一条狗的使命》则构筑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画面。

《疯狂动物城》剧照

动物寓言——《疯狂动物城》

《疯狂动物城》的英文名为“Zootopia”,即zoo+topia(动物+场所),直译为“动物城”。该词与托马斯·莫尔的经典著作《乌托邦》(Utopia)相互呼应,Utopia由“U+topia”(无+场所)组成,意为“无何有之乡”,不可能存在的地方。《疯狂动物城》的所有角色都是动物,但这部影片并未涉及动物问题。严格说来,这是一则动物寓言,探讨的是人类理想共同体的建构问题。影片中有两个重要的空间,即:兔窝镇(Bunnyburrow)和动物城(Zootopia)。兔窝镇是女主角朱迪的故乡,小镇居民知足常乐,世世代代过着田园牧歌的生活。身为食草动物的兔子们对食肉动物保持警惕,两大动物阵营和谐共处的场面只能在胡萝卜艺术节的戏剧舞台上得到演绎。兔窝镇虽然带有浓郁的田园气息,但它并非理想的共同体。镇上的居民安居乐业却缺乏梦想,在他们看来,兔子警察、宇航员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笑话。他们热爱和平,却对肉食动物带有种族偏见。动物城与兔窝镇形成了鲜明对比,城中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和平共处,兔子朱迪在城中实现了警察梦。整部影片探讨的是如何使世界更美好(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的问题。“更美好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兔子朱迪向往的“动物城”就是一个理想的共同体,个体在其中可以充分发掘其未竟潜能;共同体居民摆脱了种族歧视和固有偏见,不分种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悖谬的是,动物城共同体的根基是脆弱的,市长秘书的诡计几乎摧毁了动物城。此外,该共同体的建构仍然建立在排除机制的基础上:共同体居民都是哺乳动物,没有非哺乳类动物。换言之,动物城是一个哺乳类动物共同体。如“Utopia”词义所示,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至善至美的共同体仅仅是一个理想,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空间。人类能做的是怀揣理想,改善自己的家园,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一条狗的使命》海报

温情与暴力——《一条狗的使命》

《疯狂动物城》借动物喻人,探讨的是人的问题。《一条狗的使命》则不然,该影片不是一则动物寓言,它集中探讨的是人与狗(动物)的问题。故事假定狗的灵魂可以转世,重点讲述了一只狗的生命轮回。狗的第一世很短暂,它出生在流浪狗收容所中,还没有认清自己的模样便被处以安乐死。狗的第二世是新斯科舍猎鸭寻回犬“贝利”,它在身处危难时被小男孩伊森一家所救,从此成为伊森童年的玩伴。狗的第三世是德国牧羊犬“爱丽”,它是威风凛凛的警犬,最终因救主人而丧命。狗的第四世是柯基犬“提诺”,它是女主人的忠实伴侣,同时也改变了主人的人生轨迹。狗的第五世是一只圣伯纳犬,它被主人遗弃,凭借前世的记忆找到了伊森,从此与伊森相伴一生。这只狗经历了五世轮回,最终领略到生命的意义:“若我的陪伴令你快乐,我便有了生存的意义”。

《一条狗的使命》呈现了人与狗之间的温情互动,凸显了狗对人类无条件的爱。在第二世中,若不是伊森的相救,贝利会闷死在狗贩的卡车里。伊森给贝利提供食物和居所,相应地,贝利的陪伴使伊森暂时忘记了嗜酒如命的父亲和吵吵嚷嚷的家庭,使他原本阴郁的童年充满了欢声笑语。在第三世中,警察与警犬“爱丽”相依为命,爱丽用陪伴填补了主人的孤独,用自己的性命守护了主人的生命。在第四世中,宠物犬提诺的女主人不爱交际,整日宅在家中,食物是她最大的乐趣。提诺整日与女主人相伴(companion),与她共同享用美食。。“companion”源自拉丁文“companis”,意为“一起分享面包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诺是女主人的伴侣。提诺为女主人创造了与外界交流的机会,使她敞开心扉,接纳他人和世界。在第五世中,贝利帮伊森找到了初恋情人,弥补了伊森一生的遗憾。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不仅展现了人类与狗之间的温情互动,还揭示出当今社会人类对狗的暴力行径。如果说狗对人类的爱是该影片的显性线索,那么人类对狗的暴力则是该影片的隐性线索。狗的第一世是在流浪动物收容所度过的,还未来得及感受这个世界便被人实施了安乐死。其实导演兰塞·霍尔斯道姆在《忠犬八公的故事》(Hachi,2009)中便曾触及这一问题,影片中,男主人公帕克在火车站救助了一条秋田犬,妻子拒绝养狗,帕克不得不将狗送往流浪动物收容所。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说:“这里狗满为患,这些狗只能呆两周。若两周内没有人领养它们,便会被实施安乐死。”一些狗比较幸运,在两周内被人领养,找到了新的家庭,另一些狗则被处以安乐死。2016年,台湾某一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简稚澄服用狗安乐死药物自杀身亡。她因热爱动物选择了这份工作,她努力救助流浪狗,帮它们寻找好的归宿,可是她又不得不给无人领养的狗注射死刑。内心的痛苦和外界的压力(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对她进行了人身攻击)使她走上了绝路。此处值得深思的问题不是收容所的安乐死政策,而是“为何收容所里狗满为患”,归根结底是因为狗主人的遗弃。

狗的第二世“贝利”自出生后便被关在狗笼子里等待出售。影片中,狗市的老板带领顾客“视察”一排排关着幼犬的狗笼,为顾客介绍狗的品种和习性。这个细节揭示了当代都市人对家庭宠物的需求以及宠物的过量繁育。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通过人工的手段让动物无限制地繁殖,以供人类利用。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先人看来简直是魔鬼般的行动。由于无限制的繁殖和延长动物的寿命,造成了物种的过量,破坏了它们原有的、适宜自身发展的生长规律和生活方式。”“贝利”就是过度繁衍的结果,它的出生是为了迎合宠物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如果说收容所对动物实施安乐死是为了“使其死”,那么狗市对狗的无限制繁育则是为了“让其活”。无论是“使其死”还是“让其活”,都表明“动物已置于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征服和掌控之下”(德里达语)。

狗的第四世是一只断尾柯基犬,无疑,“断尾”乃人为,是为了迎合主人的审美。当今社会的人们总会给自己的爱犬做一些不必要的整容手术,如:剪耳、断尾等,这种“令其美”的手术又何尝不是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呢?狗的第五世圣伯纳犬被主人买下,领回家中,却从此不管不顾,最终被主人遗弃。在现实社会中,遭遗弃的狗的归宿就是流浪动物收容所,这与影片的开头形成了呼应。影片中人类对狗的暴力行为形成了一个链条:“让其活——令其美——遗弃——使其死”。因为都市人对宠物的大量需求,所以造成了狗的过度繁育;人们在狗市中将狗买回家,出于自身审美需要,对狗进行整容手术,尔后又因厌倦将它遗弃;无家可归的狗被送往流浪动物收容所,或再被人领养,或被实施安乐死。

德里达指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一方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人类也越来越同情动物。《一条狗的使命》以影像的方式揭示了这一悖论现象,一方面,它讲述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另一方面,它也揭示出当代社会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前者是显线索,是整个影片的基调;后者是隐线索,在影片中呈碎片化分布。也可以说,后者是导演的担忧,是问题的呈现;前者是导演的希冀,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从整体上说来,《一条狗的使命》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制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应该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

德里达指出,以往人们都忽视了动物的注视,都拒斥动物的主观能动性。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上,人们普遍将自身设定为高高在上的主体,将动物降格为被注视、被认知的客体。《一条狗的使命》以狗的视角来看世界,颠倒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狗成了观看的主体,而人类则成了被观看的客体。无论是电影还是电影海报都突显了狗的眼睛。影片中人与狗的深情对视令人印象深刻,狗之眼神的特写镜头令人动容,这些细节都令观影者体会到这条生命的鲜活。影片中男主人公伊森获得父亲同意收养了“贝利”,正在他欢呼雀跃的时候,一旁的“贝利”也在欢呼:“我收养了一个叫伊森的男孩”。到底是谁收养了谁呢?当伊森与“贝利”在玩球的时候,是谁在陪谁玩耍呢?蒙田在《为雷蒙·塞邦辩护》中说道:“我跟我的小猫咪一起玩耍的时候,谁能知道它到底是我的玩物,还是相反,我成了它的玩物?”动物不是“自动的机器”(笛卡尔语),不是人类的财物和工具,它们有自己的情绪和认知,每条生命都自成一体。与此同时,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有死者,共同体验着生老病死,共同承担着时间的有限性,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存在。

《一条狗的使命》整体色调温暖,导演通过一种视觉的诗意建构传达了狗对人类的忠诚和无条件的爱,希望用这种温情唤起人类对动物的同情,消除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影片中,人与狗(无论是工作犬还是家庭宠物)相互陪伴、相互救助,它们之间互为伴侣物种。《疯狂动物城》和《一条狗的使命》都旨在呈现一个“乌托邦”画面,前者以寓言的方式探讨了人类的理想共同体问题,后者实实在在地触及到了动物问题,探讨的是人与动物之间的理想关系。

《疯狂动物城》剧照

如何想象动物?——动物寓言、家庭成员还是陌异他者?

《疯狂动物城》与《一条狗的使命》提供了想象动物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动物寓言,一种是使动物“家庭成员化”。就动物寓言来说,一方面,寓言中的动物带有拟人化的特征,承载着某种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寓言故事只是“喻体”,故事里还寄托着重要的“寓意”。喻体是表,是附属,寓意是里,是本体。因此,用动物寓言的方式来想象动物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意味。

《一条狗的使命》中的动物并未承载某种文化重负,它是一个轻盈的存在,跟犬科动物的文化象征意义毫无关联。它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对于它的主人而言,它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影片的主角贝利经历了五次生命轮回,终于领略到它生命的意义在于“令你快乐”。这里的“你”指的是贝利的主人,它的存在仍然服务于人类目的论。影片在勾勒人与狗之间的理想关系时所提出的方案是将狗“家庭成员化”:狗与人共享家宅空间,一起分享食物;它像家人一样陪伴左右,给人带来快乐和温暖;它慰藉孤独的灵魂,填补人的精神空缺;当灾难来临,它会奋不顾身、保护主人。影片突显人与狗之间的共通感,突显狗对人无条件的爱。然而这种想象动物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在《伴侣物种宣言:狗、人与意义重大的他性》中指出:“若这条狗不能满足人们对无条件的爱的想象,那么它就会面临被遗弃的危险。”换言之,在这种想象中,狗的价值和生命取决于“人类是否感觉狗爱自己”。假若人在狗身上感受不到这种“家人般”的爱,那么狗便没有了生存的价值。归根结底,这种想象动物的方式仍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味道。将动物“家庭成员化”旨在在人与动物之间建立一种亲近关系,然而这种亲近关系之中却暗含着一种暴力,作为“家庭成员”的动物被纳入到自我的同一性结构中。

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想象动物的方式,即:解除动物的熟悉性和切近性,使其保持为一个“陌异他者”。尤其就家宅动物而言,首先,它应拒绝承载任何文化含义,拒绝被归类,拒绝被概念化和种属化,它应是独一无二的;其次,它应没有任何归属,不是“我的猫猫狗狗”,它逃脱“我”的权力,抵抗“我”的占有和支配,使自己保持为一个无法破译的谜,使自己保持他性,与“我”建立起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只有成为“陌异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尊重。

《一条狗的使命》剧照

它们能承受苦难吗?——论人类对动物的暴力

如上文说言,《一条狗的使命》中既展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情互动,又揭露了当今社会人对动物的暴力。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是同情与暴力并存。如何制止人类对动物的暴力呢?两个世纪以前,英国哲学家边沁(Bentham)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说道:

或许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腿的数量、皮毛的状态、骶骨末端的状况等不足以使人们将这样一种可以感知的存在者抛弃,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描绘出那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呢?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吗?或者是谈话的能力?……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们能否用理性思考,不是它们是否能够交谈,而是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can they suffer)。

传统形而上学普遍从理性(或语言)角度来规定人类生命和动物生命:人是有理性(语言)的动物;动物则没有理性(语言)。理性(语言)能力成为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将动物降格为纯粹的物(mere things),对待它们的方式十分粗暴。边沁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在边沁看来,动物是“可以感知的存在者”,因此,人们不能“听凭其落入悲惨的境地”。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动物解放》一书中将边沁的这段话作为整本书的核心论点。他指出,为动物进行辩护的底线是感受苦难(快乐)的能力,换言之,一切有感知能力的存在者都应被纳入道德考虑的范围之内。辛格着重探讨动物感受快乐或痛苦的能力,他从这一标准出发,扩展了人类道德考虑的范围,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根本上说来,他的这种探讨方式采取的仍是排除机制(将无法感受快乐或痛苦的存在者排除在外),并未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传统形而上学便是从“能力”角度来区分高级生命和低级生命)。

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边沁的发问具有潜在的革命意义。“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中包含着一种折磨和受难,包含着一种“不能”。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的发问(如“它们是否能够运用语言”)与能力相关,那么边沁的这个问题与“能力”无关,它展现了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德里达说道:

能够承受苦难不再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没有能力的可能性,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必死性寓居于其中,它是我们思考有限性最根本的方式,是我们与动物所共有的特征。必死性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同情心(compassion)的体验,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对“没有能力的可能性”的可能性体验,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因为脆弱而导致的痛苦,是因为痛苦而产生的脆弱。

在边沁的发问中,辛格关注的是动物感受痛苦的能力,而德里达则关注的是动物的“受难”(suffer)。德里达指出,我们都曾看到过动物的恐惧和惊慌,看到过它们所受的痛苦,“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所显露出来的恻隐之心也是不容置疑的。“compassion”一词由com(together)和pass(feel,suffer)组成,原初义是“一起感受”、“共同承受”。动物在承受苦难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肉体之躯,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必死性”,而这种必死性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承受的。受难的动物身上有一种中断性力量,它质疑“我”的利己主义倾向,引发了“我”的同情心,引导“我”向对方敞开。既然动物的苦难可以引起人的伦理反应,那么人便不能对动物暴力相向。

在《一条狗的使命》中,小狗贝利被人锁在汽车里,奄奄一息。男孩伊森和母亲恰巧路过,他们看到贝利的境况,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中止了原来的计划(可能打算去逛街或回家),打碎了汽车玻璃,将“正在承受苦难”的贝利救出来。这印证了德里达的观点:动物可以引发人类的伦理回应,可以唤起人类的伦理责任,换言之,动物可以成为他者。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 好文
  • 钦佩
  • 笑抽
  • 泪奔
  • 无聊
  • 气炸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