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增加民族冲突风险的恰恰是政治的民主化

编者按：“冷战”结束后，人们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突不断升级？

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学者之一，杰克·斯奈德在《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中，以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为案例，通过考证大量的文献资料发现，民族主义狂热和族群暴力并非源于敌意文化间的“古老仇恨”，而是由于精英阶层为维持现有统治秩序所做的冒险决定。

本书是民主化与民族主义理论领域中的经典著作。英文版出版时，正值全球民主化浪潮达到顶峰，人们普遍认为促进民主的传播可以带来和平与稳定，但本书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而如今，随着“9·11”事件的爆发及新恐怖主义时代的来临，这些见解的睿智正在逐渐显露。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日前已由三辉图书推出了简体中文版。本文即节选自此书第一章，原标题为《民主转型和民族主义冲突的兴起》，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美] 杰克·斯奈德 著，吴强 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月

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我分别标之以“民众—对立”和“精英—说服”，提供了两种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相反解释。前者意味着长期存在、大众乐见的民族对抗先于民主化，民主化则使已有民族可能表达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众愿望，这种与其他民族并不兼容的愿望。“古老仇恨”观就是这种“民众—对立”解释的一个形式。

我持相反立场。在民主化开始前，民族主义通常较弱或者于多数人口中杳然无踪。典型的大众民族主义发端于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时精英们争相吁请大众的支持。当民族内的权势集团不仅需要利用民众热情完成战争目标和经济发展，而且试图避免权力当局向中间市民让步之时，民主化便制造了民族主义。对那些精英来说，民族主义实在是个方便的学说，可以满足一部分民主的形式，其中精英们以民族的名义实行统治却无需为人民负责。在部分民主化的条件下，精英经常能够通过他们对政府、经济和大众媒体等层面的控制来推广民族主义观念，从而设置争论的议程。精英努力说服人民接受其分裂的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冲突正是以这种副产品形式出现的。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才正确？这关乎我们可为避免民族主义冲突开出何种药方。如果“民众—对立”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优先的解决方案应当是实行分区民主化，族群则应纳入分隔的国家，即使这意味着迁徙人口。在20世纪，大部分东欧已经经历了“非混居人民”，大部分都是两次大战期间或战后作为种族灭绝和强迫移民的结果。按这种观点，为什么不早在战事爆发前而非战后才迁徙呢？如果在一个多族群国家实行分区不够实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采取一个最接近的替代方案：在大部分自治的民族间分享权力。这种图式，有时也称“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人民不只拥有个人权利而且具有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成员的权利，以管理其内部事务并在官僚和立法机构拥有团体的比例代表权。当然，如果“精英—说服”的观点是对的，这种分隔措施只能锁定分裂的民族认同，毫无必要地抬升了族群间的互不信任。这个时候，更好的解决之道是在民主化的形成阶段利用民族认同的流动性来促进包容的公民认同和跨族群的政治联盟。

我会首先概括并评估“民众—对立”的观点，部分因为对于多数美国读者而言，它看上去相当可疑。接着，我会简述自己的“精英—说服”论，并在第二章进行更充分的说明。

前民主的民众对立：一个简单但是错误的解释

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两者关系的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即将民族主义看作深植于远早于民主化的民众态度。如果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都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如果他们恰巧都生活在同一个疆域，那么，投票只能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变成一群糊涂虫。原则上，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就会引发冲突，即使对立集体之间在前民主的历史中并没有过暴力相向。然而，如果文化相异的人民已经从长期对抗中互相憎恨或者不信任，那么这种文化对立只能更糟糕：民主过程将表达出根深蒂固的民众仇恨。

以“民众—对立”的观点，当民主化让有真正民族主义偏好的普通选民发出声音后，那里的民族斗争就会招致帝国和威权政权的镇压。选举变成一个共识而非审议的过程。民主化将产生多数的暴政，或者在各自追求竞争性国家建设目标的对立民族之间爆发激战。如果一个新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谋求夺取它的族群兄弟所居住的外国领土，据此观点，民主化就会演化成国际冲突。

很多美国人，沉浸于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教条中，想当然地认为人类被划分为不同的人民，他们各自都有天然的愿望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例如，当苏联崩溃后，很多有着威尔逊主义本能的美国人都觉得很自然，苏联的15个民族加盟共和国理当享有自决的民主权利。这看上去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对那些被美国冷战卫士所称的“俘虏民族”而言，有着长期被苏联镇压的历史：对分布在西伯利亚到中亚的非俄罗斯民族实行大规模迁徙，对其他非俄罗斯民族施加系统恐怖或大饥荒，莫斯科对所有帝国边缘地区的主体民族的专制统治。出于这段历史，那些之前被俘虏的民族有充分理由追求自治而不是莫斯科的统治。

但是，当不同族群在城镇和地区比邻而居，一个族群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实行自治的愿望肯定跟其他族群无法兼容。除了亚美尼亚，每个苏联的继承国家境内都有可观的少数族群，包括在各个非俄罗斯民族的加盟共和国的城市和工业企业里人口众多的俄罗斯人。这种境况下，如果每个族群都想建立一个单一公民权的国家，其中语言和经济政策服务于优势族群，那么，族群的民主自决权就会变成导致冲突的一张配方。因为很少有国家，无论前苏联帝国还是发展中世界，是族群同质的，威尔逊主义者不必对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同时也是动荡之地感到惊讶。

且不管这种“民众—对立”观点背后的清晰逻辑，我认为在大部分案例中，事实恰好相反。民主化之前，大众民族主义鲜有良好发育的。更普遍地，它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崛起的。在大多数人口得以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积极部分之前，人们的民族归属感通常较弱。典型的是，尽管他们意识到各族群在文化、语言、宗教和地区的差异，但是他们只是间断性地将这些差异附上政治含义。在这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政治是精英们的事。如果说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基于民族的文化遗产或者行政安排有利于后来的民族主义的某种形式，倒也不错，因为有更多人变得政治活跃起来。即使这样，大多数例子中，只有当人们按民族划分公开谈论或者形成政治组织时，这种意识才会开始结晶。

比如说，19世纪初为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争取自治的塞尔维亚战争，若当作古老的大众民族主义感情的表现，就大错特错了。就像我将要在第四章展示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更接近由一条多民族的生猪贸易链发动的商业冒险而不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塞尔维亚的民族意识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期间逐渐形成的，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塞尔维亚有一个民主却失序的政治体制，包括近乎普选的选举、竞争性政党，还有一家自由媒体。倒是那段时间的战争和仇恨对民族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部分源于公众已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而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根据历史学家米罗斯拉夫·罗赫（MiroslavHroch）的研究，“只有当民族主义运动获得大众支持后，民族形成过程才具备了不可逆转的特征”。

精英—说服：在民主化国家推销民族主义

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在前民主化社会，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精英的统治倾向于避开唤起大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而引发的风险。但是，在18、19世纪，当国民军、商业资本主义和廉价印刷兴起之后，能够吸引人民的活跃支持的统治者，会得到与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内部精英对手相抗衡的有价值的竞争优势。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老一代精英们放开了一些改革，或者在新精英们的压力下开始这些改革。除了民主化压力，老一代和新一代的精英们都很不情愿允诺全部民主权利，因为这可能威胁到他们狭隘的经济利益和他们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民族主义，以人民名义进行统治但并非必然民治的原则，为精英们提供了一条受欢迎的且无需彻底民主的道路。

运用民族主义教义是一个遏止大众民主化压力的有效工具，可将所谓民族的敌人排除在享有民主权利之外。民族主义精英们通常说少数族群、工人阶级、对立精英，或者其他政治反对派们都应该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经常指控这些群体缺乏适当的民族资格且和外部势力勾结。这种策略不仅有助于限制那些“内部敌人”的民主权利，其重要性还在于，对所有公民的表达自由有着喝倒彩的效果。

精英努力进行民族主义说服的前景则部分依赖于民主化进程，这一进程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有关。如果民主化国家太穷，当它的公民缺乏成功进行民主政治参与所需的技巧时，当它的代表制度、政党和新闻专业主义等在民主化早期尚在襁褓之中，排外的民族主义多半会占上风。这些条件下，民族主义精英更能够绑架公共讨论。甚而，在这样一个荒凉无信的政治景观里，一个充分民主的政权能否在他们让渡权力后可靠地保证他们的利益，惊恐的精英们对此实在缺乏自信。而相反，如此情形下，在民族主义浪潮正值波峰且权柄在握的时刻赌一把，看上去颇有吸引力。反之，排外性民族主义不太可能在一些国家——比如19世纪的英国或者现代南非——兴旺起来，在那些地方，有了必需的经济资源、公民素质或者政治制度之后，民主化才开始启动。

上述结果取决于精英们推广民族主义学说的动机和机会。而精英的动机强度则决定于其利益如何因应更民主的设定而调整。对全盘民主的到来越恐慌，精英的激励就越强，要使用民族主义煽动来预防此结果。精英推销其排外民族主义的机会则很大程度上依民主转型国家政治制度的特质而定。例如，如果国家官僚过强，而民主参与和公共争论的制度太弱的话，那么国家精英就会在民主化早期利用行政杠杆推进民族主义。相反，如果代表制和新闻制度在民主化早期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民族主义观点就可能经由开放的公共讨论进行有效的审议。

精英利益的调整和这个国家在早期民主化期间政治制度的力量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民主转型国家的民族主义的强度以及这一民族主义将可能采取何种排外方式。若用简化图式代表可能结果，可有四种民族主义：反革命的、革命的、族群的和公民的。其中三种严重排外的民族主义都有可能导致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