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生活的来临：诱惑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

随着消费经济的飞速发展，之前在历史长河中还未实现的对于减轻痛苦的期许，今天已经变成“实现了的乌托邦”、富足的“物质化乌托邦”。不再是一个寄希望于明天的理想或计划，而是大量的、能够在此时此地就减少人类生活之苦的技术和商品。在两个多世纪的进步主义预言之后，商品经济确保了在必需品的负担面前，物质主义之轻的胜利。

在大众消费辉煌的时代，全体人口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富拉斯蒂耶说，法国在1946年至1975年间的变化比1700年至1946年更大，其间，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两倍，最低工资提高了三倍。生活条件的显著提高令人惊叹：脏乱的居住区减少了，居住环境得到了总体改善，家家户户的供暖完成了电气化、机械化改造，现代的基础便民设施得到了普及。到70年代末，超过3/4的工人家庭拥有汽车、电视机、冰箱、洗衣机。

正是从那时起，“轻”的原则开始在细节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现代物件能简化日常的各种任务，节省时间，带来卫生与舒适，将妇女从古老的家务苦役中“解放”出来。各种“黑色产品”，即所有的视听设备，使得娱乐世界通过电视和音乐卡走进入了千家万户。家务的机械化促进了大众旅游，因为它令更多的人走出日常生活，走向大千世界，去海边或山里度假，去旅行，溜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闲度周末。关于舒适、假期、娱乐的轻松神话进驻到大众的日常与憧憬之中。

消费主义之轻的社会普及

通过在大众范围内传播消费品，资本主义推广了一种新的生活理念、一系列新的规则，它们是轻对重的观念性胜利。借助消费资本主义，轻的胜利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也同样体现在文化、理念、价值观等方面。新的文化类型在打造日常文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经济，这种新的文化类型就是本质上为“轻”的文化，它聚焦于享乐主义和趣味性的领域。通过物品、广告、娱乐、媒体、时尚，消费资本主义向大街小巷的每一个拐角颂扬享乐，鼓励人们活在当下，尝试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它为一定程度的无忧无虑辩护。大写的意识形态让位于一种及时享乐的伦理观，一种以享受身体、时尚、假期、新鲜商品为主的嬉戏、享乐的文化。一种有关轻便生活的理念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趣味道德观”使宏大的集体目标、奉献、清教徒般的苦修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有权利以轻松的方式生活，放下等待，享受此时此刻。

如果说，自18世纪以来，文学共和国反抗宗教伦理，成功地恢复了幸福生活和愉悦感的地位，那么，两个世纪之后，是经济秩序令它们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大众伦理：对愉悦之轻的颂扬不再依赖于哲学的书写，而是通过消费经济的物质设施和思想机制来完成。这便终结了传统上对愉悦之轻的鄙夷：愉悦之轻不再是一种道德错误或可耻的缺点，它被视为一种符合人类欲望之“真相”的生活理想。不愉悦的生活不再是真实的生活；不带有消费主义之轻的生活无异于枯燥、无望的生活。

由消费资本主义传播的是一种以趣味和娱乐为特点的享乐主义文化，一切都在引人走向愉悦，一切都在煽动人逃入某种清醒的梦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消费品被包裹上趣味和青春的光环：点唱机、电动弹球、矮座摩托、半导体收音机、密纹唱片、流行家具、牛仔裤、迷你裙，如此多的产品，关系到年轻、情欲、娱乐，揭示出消费领域的娱乐性减负的进程。五花八门的电影、电视剧、娱乐活动、电视节目和音乐创造了一个持续中的娱乐世界。从广告到新闻，从漫画到各式节目，从小工具到设计，几乎无处不体现着一种有趣、幽默的修辞，它利用长期的娱乐气氛否定了沉重与严肃的意义。

诱惑资本主义组织的是一个由各种娱乐符号和对悲剧的否定所支配的世界。不再需要教化灵魂、反复灌输高等价值观，不再需要培养模范公民：只需要为了大卖而去娱乐。一种充满意义和责任的文化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逃避的、娱乐的、强调悠闲权利的文化。符号与意义之轻吞噬了整个日常生活。

持续地提供消遣，不间断地传播图像和音乐，用娱乐符号处理一切问题，将所有事物（文化、信息、艺术）转变为娱乐产业的表演，消费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娱乐普及化的文化。这种氛围前所未有。在前现代社会中，节日是与固定的日期相连的；在习俗和宗教的规定下，节日承担着主要的社会功能和象征功能：更新宇宙秩序，确保团体的凝聚力，加强集体情感。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轻”似乎体现在一切事物上，它成了一种只为消费者个人主义的愉悦而存在的长期环境。我们谈的不是“娱乐的法西斯主义”（斯洛特戴克），而是被轻的原则所改变的一种经济、一种文化。

即便是新闻领域也不能完全避开这个逻辑。或许，新闻不断地向外传播大量的悲剧图像，披露各种丑闻，报道的事件一个比一个悲惨：在这份把世间的一切悲痛都带入公众视野的名单里，没有半点喜悦。内容各异的消息被高速处理，它们是不连续的，彼此毫无关联，它们就这样互相排挤和取代：不过几秒钟，人们就从骇人听闻的悲剧转到了娱乐消息。这种急促的节奏下，连悲剧也笼罩着“轻”的氛围。新闻节目所起的作用类似于某种日常动画，某种耸人听闻的情绪表演。其内容或许是可怖的，其整体形式却是轻的，它已经向轻浮的法则、遗忘和表演性投降了。

资本主义的超时尚阶段

消费资本主义与轻的联系不仅仅在于缓解人类日常生活中沉重的物质危机：这其实是在浮浅的逻辑下系统化运作的一种经济。如果说可以把资本主义当作轻的原则强势崛起的主要动因之一，那是因为商品规则已经成功地将轻浮、加速的变化、诱惑等时尚的典型模式嵌入了广阔纷繁的领域之中。物品与广告，食品与娱乐，音乐与运动，媒体与商场：这些领域无一不处在时尚模式的操作下。时尚的经典领域曾一度集中于服饰，而如今情况变了。在现代性的新时代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时尚经济，也就是说普及化的时尚占据主导，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吞噬了生产与消费、发行与传播、娱乐、艺术、文化等方方面面。我们正处于“轻”工业经济时代，它从结构上决定了时尚的一次性、不断更新性和轻浮。

超时尚的年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消费、娱乐和传播产业都被越来越快的变化速度以及模式、图像、项目的不断更新所控制。每八个月就会推出新的手机型号，每一季都会发售新系列的球鞋，一部电影还未下线便有新的电影等待抢档，热门歌曲没过几周就销声匿迹。短期战略、新产品的加速推出、产品变体的增加，这些时尚世界的典型特性从今往后就是消费型经济的基本原则了。

同时，超时尚经济伴随着运用于消费品的审美诱惑原则的普及。高科技产品、家用器具、体育器材、产品包装：如今，产品和符号都遵循着设计流程（design process）、美化包装、模式化创造（新奇、幽默、年轻形象、“酷”）这样一种逻辑。审美诱惑原则不再局限于服装、艺术和奢侈品领域，以时尚的波动性为标志，它支配着整个消费世界。通过各种轻工业，一种本质上浮浅的超消费经济建立了起来。

消费主义的世界在一天天地向时尚世界看齐。甚至是那些曾经看上去“严肃”的东西，如今也被一种审美上的轻浮气氛所围绕：电话、浴室用具、牙刷、内衣、球鞋、眼镜架、手表都不再被视作“技术”产品，而是带有品牌标签的时尚配件，不断地经历换季更新。推出有技术品质的产品已经不够了，还需要创新，需要好看的外表，要制造有趣或者“讨喜”的效果，要系统地创造出一些类似时尚系列的新产品线。某些汽车系列甚至与时尚品牌合作，以期获得潮流、新颖的外形。超现代之轻就在于经济、轻浮、诱惑的跨审美杂交。

诱惑—时尚的原则还重新定义了酒吧、酒店、水疗中心，直至大部分商业场所。我们看到了休闲酒吧、时尚咖啡馆、设计咖啡馆的兴起，它们都配有简约的线条、气氛墙、灯光效果、充满噱头（hype）的装潢。为了与大型标准化连锁店竞争，各种“精品酒店”大量出现，它们拥有独特的设计，围绕各自的主题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空间的审美诱惑伴随着越来越频繁的彻底翻修工作。

同样地，超时尚时代也是那些拥有独特建筑和新奇布景的临时商店（pop-up stores）和概念商店的时代。处处都要求创造性的、多样化、个性化氛围，以鼓励愉快购物和多变的喜好。“趣味购物”（fun shopping）旨在将购买行为变成一种娱乐，在这种购物模式下，商店的“复魅”策略、交互式活动以及借由香味、颜色和音乐挑起的感官吸引被广泛采用。这些销售场所就这样化身为“充满奇遇的空间”，成为结合了商业、愉悦、放松、“潮流”和感官的休闲购物媒介。

物品、商店、推销、互联网、广告：我们日常的整个商品环境都在超时尚的轻、轻浮、审美的统治下发生了巨变。

轻的工业化

称消费资本主义是工业化的轻的资本主义，其实就是指，它是一种诱惑资本主义，或者说跨审美的资本主义。在“轻”的工业化时刻，资本主义大规模地制造着梦与情绪，那些最普通的东西，产品包装、销售点、火车站和机场、咖啡馆和餐厅、旅游景点，它们都成了资本主义的美化对象。一切设计都是为了打造“潮流”，为了调动情绪，诱惑消费者。与此配套的是审美诱惑的无限扩张，以及我们整个日常生活环境的景观化。贩卖的不再只是使用价值，还包括风格、魅力、“新潮”、各种时尚附属品。重型生产的统治已经被出于审美诱惑的、娱乐型的轻生产所取代。

创新型的广告和工业也同样遵循这场审美和诱惑的运动：它们依照一种综合的轻的逻辑共同运作。在广告图像和广告文字方面，需要做得短小和简单，但也需要迷人、有趣、令人惊奇、有煽动力。广告在结构上就是一种传播诱惑的轻形式。文化产业则被用来造梦，它提供一种人人唾手可得的逃避渠道，让大众在电影、电视、音乐中得到消遣，它不动用任何培训，也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或深奥的文化标志。在任何地方，消费资本主义都大量开发着诱惑的推动力：创新、便利、惊奇、美丽、分层化、情绪、景观化、效果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轻的消费主义世界如同一间庞大的剧院，不断上演着诱惑。

齐美尔认为，扮俏是一场诱惑游戏，它展现了“更轻、更娱乐”的社交形式：消费经济以工业规模生产的正是这类诱惑、娱乐、轻的东西。简单来讲，此处的诱惑不再是人与人之间展开的社交游戏，而是经济的组织原则和普遍的商业策略。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把消费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不断刺激娱乐的需求与快感，以强调诱惑或“轻”的方式运作的体系。

现在，制造业呈现出与文化业完全相同的轻的生产模式，它围绕着永恒的更新、娱乐和审美创造。在超现代的时代里，轻通过各种工业手段和媒体手段取得了控制权：从大众消费的角度上看，这个时代可以用轻的工业化、媒体化、商品化来定义。消费资本主义在形成一种新的经济、一些新的生活和感受方式的过程中，已经将“轻”变成了一个工业化世界，一个日常环境，同时也是一种核心的社会幻想。

野蛮、审美和轻

诱惑资本主义的来临引发了一系列批评性的话语，它们认为诱惑资本主义对文化和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样的社会产生了公共空间的“视觉污染”，播放着被愚蠢、低俗、性和暴力所充斥的节目，换言之就是“人类大脑的空闲时间”。市场正在败坏和谋杀真正的文化，而低俗、审美贫瘠、普遍的低水准、幼稚就是这个市场的成果。当世界一天比一天更腐朽，消费者便成了无知的巴汝奇之羊。在全面商业化的轻文化里，存在着某种致命的东西。

再也没有什么宏伟和崇高：与那些人们敬仰了数个世纪的伟大作品不同，轻文明创造的是只为短暂快乐而生的“有限期”产品。它令“一次性”和无意义的东西大行其道，它是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在追求破坏性的、普及的潮流变幻中造成了审美知觉的衰退。被普及的并非其他，不过是一场符号的灾难、增长中的幻觉，是消费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必须反驳这种对工业化之轻的严厉控诉。因为尽管当前的生产状况令人担忧，但在设计、时尚、电影、音乐、装修等广泛的领域中仍然会出现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无论商业逻辑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创造力永远不会湮灭。诚然，低劣的东西正在迅速扩散，但我们也有数量更加庞大的“不好不坏”的作品，它们达不到杰作的高度，但拥有打动公众的品质和能力。轻的工业化生产并不总意味着重复的枯燥和零创造力。它是有这样一个侧面，但并非仅仅如此。

另一方面，轻的工业化普及了审美的品味、要求和愿望。从此，人民大众愿意欣赏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愿意聆听音乐、装修家居、看表演、旅游。在把人培养成不断追求情感、设计、音乐、图像、风景的审美型消费者的过程中，诱惑资本主义贡献了强大的力量。这个系统不仅大量生产了轻的物品和符号，它还通过普及审美态度，促成了一种与世界之间更加轻盈的关系。毕竟，纯粹的审美眼光如果不是拉开距离的、“无私的”、弱化功利取向的眼光，又会是什么呢？比起削弱消费者的感受力，轻文明更多地培养了消费者的审美。

工业化的轻与经济超重

诱惑资本主义不是当前经济的全部。轻的工业化势头迅猛，与此同时，时代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肥胖：市场的肥胖，以及全球化金融力量的肥胖。“完全的资本主义”时代也是“涡轮式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意识形态和机构的结构性力量衰落了，过去曾与市场力量相抗衡的各种社会势力也衰落了，此外还舍弃了种种保护主义政策，放宽或取消了诸多制约金融交易的条款。自由的资本主义导致了金融部门和股票市场的肿胀、货币投机行为、信贷扩张，进一步引起一连串的投机“泡沫”。在这个全球化的系统中，可用的国际资本和处在纯粹金融逻辑中的短期“流动资本”的总量大大增加了。这种金融化现象源于金融领域的自主进化：金融的自主作用是一个沉重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谜。当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差距变得过大时，由信贷过剩引起的投机“泡沫”便会爆炸，留下一片废墟。全球管制放松和交易电脑化生成了一种没有内部约束的金融经济，它灵活、不稳定，越来越像“虚拟经济”，它就是轻文明的经济版本。

如此，便产生了一种肥胖的金融资本主义。它的肥胖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同时进行着即时、灵活、虚拟的资本流通。财富越来越多地转化为非物质流，用于开发原材料和制成品的部分则越来越少。金融电子经济这种灵活、快速的“去物质化”系统已经至少部分地取代了过去那种“沉重”、缓慢的物质资本主义。一面是轻且娱乐的诱惑资本主义，另一面是无形、贪婪又肥大的金融资本主义。

由于越来越依赖非物质活动，超资本主义构成了轻革命的组成之一。可这种轻却有着超出一般的社会和政治重量。从今以后，一切都离不开市场和资本的控制：无论是艺术、体育、还是文化领域，一种全球的商业文化遍及各处，支配着世界和它的活动。市场经济已变得过于强大，从而催生出一个不受任何银行家、国际组织或国家管控的系统。在这种环境里，国家的操作余地越来越小，于是国家的全面主权原则不再那么有力了。经济肥胖，而国家则表现得中庸或无能。一切都以高速、流动、不稳定的方式运行着，但这就是操纵集体命运的市场铁律。经济和金融导致政治在民主制度下力有不逮，而受到工业化的轻和非物质流的影响，经济和金融的分量又有所增加。

本文摘自《轻文明》第一章“轻生活：舒适、节约与消费”。

《轻文明》，[法]吉勒•利波维茨，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