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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空间系统:中国建筑传统与帝国社会制度


来源:凤凰文化

在中国,建筑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促生了在很长时期内都比其它文明中的建筑更稳定的众多建筑样式。一种基本空间布局为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其与各级政府机构紧密联系起来。

1368年,明朝从蒙古入侵者成吉思汗的子孙手中夺取了政权。成吉思汗自1271年起就开始统治这个中央帝国。明朝开朝皇帝洪武大帝将都城从大都(今天的北京)迁至南京。在他去世后,他的孙子继任帝位。但仅在四年后,洪武大帝的第四个儿子永乐大帝朱棣就从侄子手中篡夺了政权。曾任大都长官的永乐大帝又将都城迁回自己的大本营。为了巩固政权,他在1407年开始修建紫禁城。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紫禁城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和中国政权中心,其修建巩固了明朝的统治。紫禁城在秩序和变通、传统和创新之间取得了巧妙的平衡。它融合了大型本土建筑前例,显示了建筑表现理想并帮助实现理想的能力。这座宏伟的宫殿的形式与中国在长达五百年历史中的中央帝国身份紧密相关。尽管今天在紫禁城中所能看到的物体中几乎没有一件可以追溯到永乐时期,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能比它更好地体现十五世纪初期建筑和城市特征的持续重要性。

紫禁城沿承并发展了两种主要的中国建筑形制。其一是历史悠久的规划性中国都城,其二是四合院。四合院在中国东西南北的各个角落都可见到,是整个帝国版图的统一元素。在此之前的三千多年里,中国帝都一直都是根据天体秩序思想进行规划的,建筑风格基本相同。都城建于长方形城墙内,最显著的特征是北部靠山。每面城墙至少设置一座城门,主城门一般位于南面城墙。主要街道呈南北或东西走向,将各城门连接起来。主要甚至次要街道的两边是呈网格状分布的大院。这些大院通常也建有围墙,同样通过大门进出。规模最壮观的大院要数被围墙圈住的皇宫,一般位于城中心或城市北部。虽然皇宫是不能随便进出的,但定期举行的繁荣市集却允许紫禁城居民和来自中国各地以及其它国家的商人参加。在皇宫以外但仍在城墙内的地方修建了一些祭坛,皇帝每年都会去那里献祭和祈祷。园林以及流经紫禁城的河流是打乱中国帝都平面图的规则几何形状的主要元素。不过,皇陵总是位于城墙外,其布局也几乎与永眠于此的皇家人员生前所居住的皇宫一样严格。在该类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它们通常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直到1400年以后,它们才逐渐被亚洲和世界其它国家不断扩大的城市赶超。

中国北京故宫鸟瞰图,始建于1407年

十五世纪的北京城遵循了这些规则,并进行了改善。比如,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采用砖墙而不是夯土墙的城市之一。皇宫是位于建有围墙的紫禁城内的一座孤岛。进一步往南扩建后,紫禁城又被所谓的内城围了起来。所有主要建筑都沿着南北轴或紧邻南北轴而建,但位于中心位置的紫禁城占据却阻断了从四面八方穿越北京城的所有交通。

在大部分有文字可考的人类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帝国,在某些方面维持着最高生活标准。中国的历任皇帝很多时候都未能控制该国当今疆域的所有土地,但他们一般都统治着南部和北部。其领土面积以及人口数量比十五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和一千年后在西班牙继任者统治下的繁荣时期之间任何欧洲人统治的领土和人口都远为广阔和众多。

至少从约公元前五世纪起,古伊朗地区就成为了欧洲人和伊斯兰教徒所了解的皇家仪式的发源地。中国在亚洲也具有相同的地位。古代东地中海以及中东地区的伟大帝国包括古罗马和拜占庭王朝都未能延续到现代。然而中国的帝国体制却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虽历经朝代更迭,却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跨越古世纪、中世纪和近代初期。因此,中国没有必须进行文艺复兴运动,也没有必要发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出现的当地传统综合变革运动。后两大帝国的建筑都受到了当地前伊斯兰传统的影响。与文艺复兴时期众多意大利学者跨越千年试图复兴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国建筑师和其帝国赞助者对在很多情况同样古老的悠久文化传统进行了改善。在明朝统治时期,中国仍然占据世界强国地位。其以丝绸、瓷器和茶叶为主的出口产品在伊斯兰和欧洲地区以及周边国家的需求日渐增长。

明朝统治一直延续到1644年,此后为满族政权清朝取代。满族人和蒙古人一样都是中亚高原居民的后代。中国历史上的明清王朝是帝王中央集权统治的鼎盛时期。中央集权统治部分得益于皇宫的形式。

尽管中国皇城规划以及中国建筑的很多元素历经数百年而几乎未变,但却保留了动态变化的空间。最初的紫禁城始建于1407年,竣工于1421年。然而,直到君主制取缔,紫禁城一直处于不断的改建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系列宫殿在烧毁后重建,皇权政府的位置从偏远的外围迁入更加私密的内院,皇宫在慢慢变化。此外,为了追赶更普遍的中国建筑潮流,皇宫的私密区域也日渐精美。

这座壮观的宫殿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宫廷之一所在的地方。数百年来,它只在规模、颜色以及装饰细节方面有别于周围环境。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它非常熟悉,无论他们是否居住在其内。与更加普通的中国明清时期居民住宅相比,尤其是与富裕的城市居民、乡村地主或他们的仆人的住宅相比,紫禁城的大多数建筑只是更庞大更壮观而已。这种贯穿不同社会阶层的共同特征有助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其中,主要社会单位即大家庭中实行根据年龄和性别划分的等级秩序。大多数中国民用建筑中表现的高等形式秩序代表一幅中国南北众多人们遵从的理想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宇宙图。

明朝紫禁城由通往三大主殿的五扇系列大门构成。主殿是举行国家庆典的地方。其后是供皇家居住的三大后殿(乾清宫)和一个园林。这种基本结构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家人、仆从和杂役人员的住宅位于主殿周围被抬高的庭院两侧。在十八世纪,皇帝搬出乾清宫,但仍然住在中心轴线上,而乾清宫成为了参拜厅。

紫禁城最不同于普通住宅的一点是它的入口。标准的明朝四合院的入口一般稍微偏离中心,但通往紫禁城的街道却与连接北城门的主道位于同一轴线上。访客一路需经由五道大门。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道大门,即午门。“凹”字形的午门是朝廷向公众展示自己的地方。朝廷在这里向官员颁布诏书,高等官员在这里等待面圣,叛乱者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公开斩首。午门和都城的其它部分不同,其墙体为鲜红色,屋顶是黄色,这两种颜色都是皇家专用颜色。最初将皇宫和都城的其他建筑区别开来的是颜色和规模,而不是外形和材料。

午门的另一边是横跨金水河的理石桥。这条经过仔细规划的蜿蜒小河为横平竖直的皇宫布局增加了一点“自然”味道,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对避免建筑风格单一具有重要作用。该河流曾一度具有防御功能,很像环绕中世纪欧洲城堡的护城河,但等到紫禁城建成时,它已经失去该功能。

紫禁城午门,始建于1407年,重建于1647年。

这个巨大的皇宫庭院的北端坐落着太和殿。太和殿建在明朝宫殿的原址上,并在1765年改建。清朝仅在非常特殊的场合如庆祝新年或皇帝诞辰时才会使用该殿。太和殿的占地面积远超出标准中国四合院的占地面积。太和殿以适合中国富裕大家庭中男性当家的形式为基础,增添了许多精美细节,显得壮观而符合皇帝的身份。

这种单层结构大厅是中国庭院式建筑的基本单元。其屋顶是由柱子而不是墙体支撑。当居住者的身份地位足够高时,比如此处,柱子顶端则往往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支架系统。节俭原则限制了众多装饰和某些结构元素的采用。对这种建筑系统的基本元素进行精细处理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需要雇用最好的工匠。此处所表现出来的奢华彰显了皇帝的购买能力。太和殿比本土同类建筑更宽更长,耸立于一系列平台构成的基座上,本身像是一个王座。太和殿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位于台阶中央的一条皇帝专用通道。这条通道被称为御道,其两侧是皇帝侍从所用的台阶——皇帝绝不会不在侍从的陪同下单独前往太和殿。

紫禁城太和殿,始建于1669年,改建于1765年

太和殿殿内竖立了许多柱子。殿中心是王座,可通过另一段台阶上下。大殿的木框架装饰着金色叶饰和漆饰面。天花安装精美的花格镶板。盛装的皇帝就坐在最高处的王座上。从王座上可看到所有聚集在此的朝臣以及通向室外的通道。皇帝颁发的圣旨便是经由这些通道传达到全国各地的。他和最位高权重的朝臣还能在此处观看在殿外的大型广场上举行的各种仪式。旗帜、横幅和音乐可增加整体效果。

从长度以及空间组织来看,紫禁城是世界上空间最长、布局最为严格的宫殿。然而,如同其它地方的同类建筑,它不仅仅是举行仪式的地方,还是宫廷数千名皇族、官员以及仆从居住的地方。更加私密的空间里为宫殿的大多数居住者们提供了适用于日常生活的必要设施。皇帝的众多妃嫔拥有自己的院落,由太监守卫。皇帝寝宫从乾清宫搬迁至不太正式的养心殿为宫廷女性接近权利宝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从1861年直至1908年去世,慈溪太后一直是中国的实际统治者,就在养心殿的一个房间里垂帘听政。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大多数住宅群都是缩微版的紫禁城。一个家庭的财富和地位在建筑方面表现为他们能够建造的大厅数量。在大型住宅中,大厅通常是由单一的一间三进、五进甚至是七进房间构成。最初的大殿主要是木结构。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人口的增加消耗了可用的森林资源,砖结构越来越受欢迎。如果家庭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在大殿左右两侧建造房间,以供已婚子孙或妻妾及其儿女居住。稍大的房屋包括供未婚女儿居住的独立院落,还有供其他男性亲友和其家人或仆人居住的外院。最大的住宅群实际上包括数百座院落,为部落和三代以上的包括一辈或两辈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以及数百个仆人的大家庭居住。不过,这种房屋结构的社交元素也好建筑元素也好,都几乎不能从街道上看到。入口通常偏离中心,采用不对称的回转结构以辟邪,因为人们认为妖怪沿直线行走,同时还有利于房屋防御外来攻击。

中国北京的四合院,建于十八至十九世纪

庭院式建筑既是社会系统又是建筑系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独立家庭几乎沿用相同的模式居住在这些房屋内。在这种等级制度下,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地位。老人总是优先于年轻人,相同,同辈中男子总是优先于女子。在其中居住可能感到安心,也可能感到拘束,取决于个人以及根据社交习惯共同居住的亲戚的脾性。

这种空间系统非常严格,无论是朝廷官员还是普通大家庭的住宅都反应了同样严谨的社会结构。但它不是中国居民的唯一环境。像中国这样的政府不仅依靠皇帝和朝廷,还依靠遍布全国的大型行政机构。人们通过科举考试后可以入仕,还可能借此积累财富,但首先需要接受学者培训。这种培训相当于今天的人文科学教育,不仅要求学习读写和掌握行政官员所需学习的大量知识——比如需要上税的布料的价格,还需从更广层面上了解文化知识。科举制度是这个帝国最重要的现代特征之一。它将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联合起来,无论他居住在何处。这些精英无论在何处生长,所受得到的教育之一便是对山水景观的欣赏。这和欧洲不同。在欧洲,直到约1800年前,居住在山区以外的人们都认为山区属于未开化地区。

除了服务政府之外,这些接受过科举考试培训的人们构成了知识精英阶层。大多数伟大的书法家、诗人和山水画画家以及他们的赞助人都来源于这个阶层。许多官员具有知名学者的双重身份,退隐后专心于提高艺术造诣。这个群体欣赏人类情感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古典中国关系,往往喜欢收藏前辈的诗歌和绘画。

明清时期,这个阶层的成员以两种相互联系的方式来包容自然的不规则特征。其一是通过风水学,规定应对规划城市和房屋的系统性几何结构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受到一种观点的启发,那就是善良和邪恶的鬼魂居于自然当中,需要对它们进行引导或控制。其二是通过彼此之间紧密联系的诗歌、山水画以及园林设计传统。

尽管学者们受过欣赏山水景观的熏陶,但他们却居住在城市中,成名后尤其如此。因此,他们将对山水的欣赏通过一种高度人工化但却非常漂亮的方式融入到四合院的环境中。在风水大师以及园艺大师的帮助下,学者们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野性自然环境。他们在履行行政职责和追求学术成就之外,还能在普通日常生活中将此作为欣赏风景或休憩的地方。他们对这种人造景观的欣赏与明清时期大量实际野生景观的消失相关。那时候,之前的经济边缘区域得到了开垦,常用于种植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以养育该帝国的庞大人口。

邻近上海的苏州因其规模巨大、数量众多的学士园林而极其出名,其中包括拙政园(图1.6)。这些园林的起源可追溯至1506-1521年间。学士阶层尊敬各自的传统。甚少鼓励进行独立创新,但的确也有所改变。因此,今天人们所见的园林并非实际存在于十六世纪的园林,但大多数基本元素仍然和最初的林园相似。

中国苏州拙政园,始建于1506-1521年间

中国学士园林的主要元素包括建筑、水和山。厅堂亭阁等是供人们观看园林风景的建筑元素。人们可在设在阁中的书桌前吟诗作画,抒发自己对周边自然的所思所感。风景经过仔细规划,以未装玻璃的建筑洞口为视框。尽管孩子们会在这些园林里玩耍,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供人观看,而不是进行活跃的休闲活动的地方。建筑元素除了提供观赏园景的避雨处外,其本身也兼做以供观赏的景物。第二个主要元素是水。规划者极其细致地令水流路线蜿蜒曲折。如果人们不易看到水域的边缘,园林就会显得比实际大。能在围墙内提供尽可能多的观景体验的园林最受喜欢,而空间的大小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第三个元素是山。极少园林能够大到足够包容规模可观的小山。因此,山是通过仔细构造的人工切割石材组成的象征性结构。人们将其视为群山来欣赏。这种迷你艺术还体现在常见于这种园林中的矮树丛上。苏州园林因优质的假山而闻名。

尽管这些园林中也有露天道路,但人们大多在廊道中行走。廊道甚至跨越水面,隐藏了水流源头。它们还将周围环境框了起来。廊道两旁不仅有阁,还有窗口,从中可以欣赏不次于廊道墙体上所挂的山水画所描绘的美丽风景。园林的主人有时候也会在这些珍贵的艺术品上题诗,以表达他们的所思所感。

整个园林里,大小景点均加以仔细考量。所见之处——从亭台之间的极小空间之中的铺面和植物,到中心空间的每个细节的组织——每种事物的选择都考虑了与整体构造的协调性,均赏心悦目,而这种和谐性因为不对称而显得更加复杂。

创作于公元四世纪的一首中国诗描述了这种园林的一种风味:

退隐世界外,静享孤独,

紧栓大门,牢固破罐

我的心灵与这春天融合,

入秋心有秋,

效仿天体变,

心生宇宙志。

学士园林成为了打破约束明朝和清朝早期中国社会的严格规范的缺口。不管是宫廷建筑还是平民住宅,民房建筑的严谨性并没有排除创造可以躲避形式的空间的可能。当代外行倾向于强调这些园林所谓的自然环境具有的规范和约束特征,但未突出其严格的对称性。尽管如此,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园林也舒缓了建造者们向往围墙外世界的渴望。在这些园林里,男女都能找到一处地方,以平静、舒适和能够彰显自己学识和品位的的方式欣赏独具一格的风景。文人阶层能够创造别具风格的空间。这些空间最终提升而不是批判一种极少人选择的体制。

然而,对中国园林的思考并不能解释中国集镇以及分布在大型城市的整个区域和小型集镇中心的街道的繁荣现象。在这些地方的拱廊下,既有贩夫走卒,也有更加稳定的店铺主人。许多商品是在铺面后面的空间里生产,而制作人则居住在商铺后面或楼上。中国城市拥有相对较少的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和西亚城市的广场那样的公共空间。大多数公民生活都发生在主要为室内空间的行政庭院内。尽管如此,热闹的商业环境却为人们创造了一种更加私密的四合院之外的活跃公共空间选择。

清朝时期,中国乡村地区的普通住宅包括传统的四合院和具有当地特色的住宅。和城市住宅一样,乡村住宅也反应和塑造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影响他们生活的社会结构。然而,根据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在乡村地区比在城镇更加重要。在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气候如热量和雨水、寒流和降雪以及当地植被和地理条件都有巨大差异。尽管很多当地住宅的基本空间组织令人惊奇的一致,却也出现了其他选择。

中国北京琉璃厂街,始建于十八至十九世纪,重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乡村住宅取材于当地,因地区而异。最简单的农舍是用芦苇或竹材建造而成。这种结构只能支撑茅草屋顶,承受不了更重的瓦片屋顶。这些轻质材料可从周边环境获取。居民可能在邻居的帮助下建造房子,但肯定不会雇用专业建筑工人。后者一般具有这类群体极少需求的一定专业技能。这种房屋结构只需极少的启动费用,但却经常需要维护,这也是很多地方住宅的共同特点。夯土房屋也很常见。尽管所用建筑材料不同,其布局也尽可能遵守(可能最初受到启发)像北京和苏州这类城市里的上层阶级区域可见的空间布局。换句话说,这些房屋着重于空间而不是结构。

不过,有时候当地条件也能产生特别建筑。比如,在陕西省的西安附近,某些村落是依山凿洞而建的,而不是坐落在山上。很多时候,这些窑洞围绕庭院布置,由挖掘出来的多个房间构成。窑洞同样也大多为村民自己挖掘而成,极少需要群体之外的人们的帮助。窑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吸引了众多人们的注意。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尽管窑洞存在通风问题,但与传统房屋相比,却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因此,窑洞应被理解为人类因地制宜改造复杂自然环境的一个特定例子,而不是贫困的证明。事实上,许多窑洞远比传统农舍宽敞。

中国陕西省窑洞,建于二十世纪

数百年来,中国乡村地区出现了四合院之外的建筑样式。其中最有趣的要数中国南方福建省客家族的圆形民居-土楼。土楼通常以夯土修筑。村镇可能由一栋或数栋土楼构成,每座土楼容纳整个部落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大家庭。土楼的外型明显有助于防御。在这种多层结构内部,阳台能够阻止公众窥视其私人空间。中心空间专用于举行公共活动,既可用作集市也可用于修建宗庙祠堂。尽管这种住宅的形式和四合院不同,它们却具有充分的独特性。

中国福建省客家土楼,建于十九世纪

在中国,建筑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促生了在很长时期内都比其它文明中的建筑更稳定的众多建筑样式。一种基本空间布局为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建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其与各级政府机构紧密联系起来。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变化,即便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制度下的建筑外观没有建筑创造和构建的空间那么重要。中国明清时期,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装饰复杂程度和种类有所增加。然而,与同时期欧洲建筑发生的从哥特式到文艺复兴式或巴洛克式的巨大变化相比,这种变化要更加和缓。紫禁城尤为如此。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政权之一,而紫禁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其设计基于一个严密完整的格网之上,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或城市规划就没有那么多横平竖直的线条。尽管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和满足社会功能,四合院可能由最低等的材料建造而成,但也产生了其他民居建筑,包括城市商铺和类防御工事的圆形建筑。建筑有利于将中国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但建筑的形式并没有那么规范,以至于排除了其它可能。

本文摘自《1400年以来的建筑》一书第一章,原题为“中国明清建筑”。

《1400年以来的建筑:一部基于全球视角的建筑史教科书》,[美]凯瑟琳•詹姆斯-柴克拉柏蒂著,贺艳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01月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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