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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来,“兰德学说”蔓延的迷思


来源:新京报

“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人活着,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活着”读者最常提到的是兰德的个人自由观点。但利己和良善怎样兼容?极致的“利己”,商业的,或政治的,是否只在正面方向上影响他们,同样是近些年的担忧。

1955年4月,兰德的小团体在伊莱恩(纳撒尼尔·布兰登的姐姐)和哈里·卡尔波曼的婚礼上。从左至右:琼·米切尔、艾伦·格林斯潘、纳撒尼尔·布兰登、芭芭拉·布兰登、伦纳德·佩科夫、伊莱恩·卡尔波曼、哈里·卡尔波曼、兰德、奥康纳和艾伦·布卢门撒尔。

被戴上神圣光环的兰德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和门徒,他们获得了个人和理性的价值认识,也经历了大半生的斗争、迷思和疲惫。到了新世纪,他们以“新客观主义”调和兰德学说,却仍未远离内部冲突。

兰德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每当政府扩张干预时,常常被作为抵制的思想武器,而政治精英也以“兰德粉丝”的身份向选民表明个人自由的立场。在1993年,等兰德的作品被译成中文,近些年译著增多,在中国的接受图景丰富起来,吸引着企业家、青年读者和学者,在利己和良善之间如何寻求更恰当的相处方式,仍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

门徒团体:追随的路上被改变

晚年的安·兰德甘愿活在粉丝的环抱中,她的信徒们甚至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安·兰德宗派”,但宗派内部从未停止过争吵和分裂,甚至在她死后,这个圈子都未获得平静。

“你是否和布兰登有性关系?”1969年冬天,兰德在私人课堂上突然碰到一个大胆的提问者。布兰登,兰德生前最关键的追随者,在十几岁时就给兰德写过一封崇拜信,是兰德公共化和经典化的主要推动者。两者的亲密关系,一直受尽争议,常是批判者用来指责兰德私生活的材料。

回答立即得到众人掌声。但答毕,兰德他们还是把提问的学生请出了课堂。课堂上的学生,因冒犯兰德或其重要门徒而被列入黑名单的,有数百人。措手不及的是,有些叛变者使用假名登记了上课。

要留下的,需要是兰德思想的坚定追溯者,相信理性,相信自私的德性和正当性,而极权主义和神秘主义(神或上帝)是其两大敌人。在1957年完成《阿特拉斯耸耸肩》时,兰德已借书中主人公约翰·高尔特之口说出了这一哲学,那时起,慕名而来的客人有经济学家,有商人,也有学生。但直到兰德逝世,乃至现在,门徒之间的诸种纷争和“叛变者”一直未让这个群体得以平静。

在兰德生前,门徒的纷争包括了谁将是她的接班人或“精神继承人”,而伦纳德·佩科夫认定布兰登是竞争者。尽管兰德在佩科夫著作《不详的相似处:美国自由的终结》的序言中赞他是“除了我之外的第二客观主义者”,但并未将思想衣钵交给他。

佩科夫的确因追随兰德而被改变了一生。他在课堂上宣传兰德思想,将自己的学生发展成兰德的门徒,结果被学校开除。佩科夫和布兰登在基本的立场上完全一致,每到政府要扩张权力时,他们都站出来捍卫个人自由,但因抵制上帝和神,引起了另一些追随者的不满。早年的穆瑞·罗斯巴德就说:“你们毕竟不该取笑上帝。”

兰德在1982年逝世,但门徒并未远离冲突。其中一次较大的分裂在1989年,卫·凯利参加了非客观主义的自由主义团体,但列奥那多·培可夫等人坚守客观主义是封闭的体系,如果走出体系,即是叛变。这位叛变者被驱逐出学会,另起炉灶,创立了客观主义研究中心。到新世纪,布兰登的前妻,同是门徒的芭芭拉·布兰登给“新客观主义者”网站作思想和实践指导,调和兰德哲学,承认理性的局限和善的需求。冲突得到缓和但并未终止,门徒因追随兰德而被改变,既认识到个人和理性的价值,但疯狂的执迷也带来了大半生的斗争、迷思和疲惫。

经济精英:获得知识愉悦和财富创造的辩护

兰德因其思想,被诺姆·乔姆斯基称是“二十世纪最邪恶的人”,但她毕竟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美国。

“兰德成了我生命中的定海神针。”美联储主席任职最长的艾伦·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如是描述兰德,“完全独立的思考者,分析敏锐,意志坚强,极力坚持理性为最高价值标准。”格林斯潘说上大学时是迷途的羔羊,是兰德改变了他。60年前,《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还收到了他的一封来函,表达阅读兰德著作的喜悦和收获。

格林斯潘的愿景是像牛顿研究“力”一样找到经济的规律,尽管可用统计上的数字和模型呈现,却无奈被一个终极性难题困住:第一推动力在哪儿?牛顿将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归结到上帝。阅读了兰德的著作,格林斯潘恍然大悟,原来经济的第一动力“就是人本身”,利己和理性使财富变得可能。

这种利己和理性的集大成者是企业家,兰德相信他们是支撑世界的巨人,她甚至认为“企业家罢工”社会就会崩溃。如果企业家罢工,将会“让这个世界认识到他们是些什么人、作用以及一旦拒绝工作会有什么后果。”虽是兰德借《阿特拉斯耸耸肩》所说,却是面向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喊出的旗号,左翼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企业家在伦理道德上被边缘化。

事实上,兰德掩盖了工人和学生一些合理性的经济诉求。但当时美国,在知识和学术界,能为商业和市场经济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思想非常罕见,兰德学说的到来,“商人是美国文明社会最后的希望”,不管是小说,还是演讲或哲学著作,都吸引着商人。

她的影响持续到现在。“我和很多财富500强企业的CEO聊天,《阿特拉斯耸耸肩》对他们的商业决策有很重大的影响,即使不完全同意兰德的所有观点。”美国BB&T银行前CEO约翰·阿里森惊叹。的确,兰德鼓舞了他们的经济行动和勇气,比如“自适应人工智能”公司的创始人皮特·沃斯说“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帮我认清了我的个人价值和目标,让我明确了应遵循的商业道德。”

在华尔街、硅谷和大学商学院,兰德拥有大批追随者,但她的哲学理念并未得到学院派的认同。在他们眼里,兰德“粗糙”的哲学和热情的现实干预,跟学院传统不太一样。近年来研究兰德的书籍多了,他们更感兴趣的,往往是兰德现象与美国而非思想本身,不过不阻碍兰德在大众文化中的长期影响,著作畅销不衰,每当政府要扩大干预,兰德思想就是抵制的武器。政治精英也以“兰德粉丝”向选民表明自己的自由立场。

中国读者:重新寻找“我”

1993年,兰德逝世11年,她的学说从大洋彼岸来到了中国,《新个体主义伦理学》被翻译引进。这时期,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刚被确认不久,走向了商业经济社会,迎来了新的面貌。《读书》杂志1995年的一篇书评,《毋忘我》,向读者推荐了兰德的这本书及其基本思想,作者刘军宁对照中国历史上对人即“我”的轻视,赞誉兰德的勇气。从2005年到2014年,兰德影响最大的两部小说《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被译成中文,《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和《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等,也同兰德评传和思想研究一起被引进。

中国知晓和阅读兰德的读者多了,在报刊杂志上刊发兰德思想的评论也多了。爱好兰德的读者和学者,常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举办新书发布会,或召开兰德的思想研讨会,“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人活着,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活着”,在阅读和讨论场所,读者最常提到的是兰德的个人自由观点。

重视个人本身的价值是吸引大众读者的起点。“书店看到《源泉》,回去读了后感叹,怎么在我思想启蒙的时候没有人给我看这本书?”在国内颇受读者喜爱的读书网站“豆瓣”上,年轻的读者交流怎样遇见了兰德的学说。他们不禁被吸引,兰德打破了长期以来所接受的观念,“长辈和媒体都说我们是‘自私’的一代,但现在才明白,自私不一定就是坏事。首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

这不意味着年长者对青年读者说的“自私”都持否定态度。他们的人生阅历更长,从计划经济时期走来,目睹了改革开放的新曙光,兰德的学说引起了他们的共情,“找回我们长期被忽略的个人价值,这是为什么(推荐)阅读兰德的原因”。

然而,被兰德吸引的庞大群体或仍在经济领域,这同美国的情形大体一样。商人在中国历史上被贬低和否定,现在,他们成立“读书会”和“粉丝团”,从兰德身上寻找价值和勇气。在现实的中国经济发展中,他们是推动者和实践者。不过,许多商人或是从诸类企业管理培训班、“总裁班”或EMBA课程上首先听说了兰德,被粗略地告知“美国赚大钱的人的精神力量”。

“受马克思·韦伯、安·兰德等人的价值观洗礼,他们主张实现金钱财富增长的人是最高尚的,他们提倡企业家精神和商业社会价值。”一位出生在上世纪改革新时期的创业者这样解释从学术研究转向回国创业的动力。他们是新兴的商人群体,视野更广阔,获取的知识和阅读更多元,被冀望发展出个人理性的商业伦理;但利己和良善怎样兼容?极致的“利己”,商业的,或政治的,是否只在正面方向上影响他们,同样是近些年的担忧。

撰文/新京报记者罗东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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