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阿Q正传》比世界上真正的伟大作品少了怜悯

2月10日，曾获得美国文坛最高荣誉“国家图书奖”的旅美华裔作家哈金先生携新书，再度踏上台北国际书展，为读者带来了题为“小说的幽默艺术”的主题演讲。凤凰文化特整理于此，以飨读者。

以下为演讲实录：

哈金在演讲现场

今天这个讲题叫做“小说的幽默艺术”，谢谢大家在周末过来。其实这个是平常很难讲的，我记得有个作家教书的时候告诉他们学生，你不要写讽刺作品，你很难把握这种讽刺和幽默，跟每个人气质有关系。甚至有人说，相当于人身上的气味，就是你要真是有这种气味，你控制也控制不住。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不光是叫幽默，这不光是一个句子，或者一个简单故事的问题，在很多文学当中都有一个宏大的传统，特别一些大的文学，大的语种往往总有一两部真是伟大的小说，这个小说就构成了他们文学的基石，比如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是16世纪西班牙的文学，西班牙人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堂吉诃德，这是他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完全是喜剧，写了一个疯子走火入魔，认为自己是个骑士，把村姑当做圣女，就是闹出好多好多可笑的笑话，探险，但最后还是死了。你跟我说再不能有这样的像他这样的经历了，就是说这种滑稽，惊人骇俗的这种故事，这种宏大的叙述，确实是在很多民族当中是重要的作品，甚至是最重要的作品。比如说像法国有拉伯雷《巨人传》，在中世纪末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高峰。像俄国就不用说了，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一个人多么懒，早上起来惊天动地的一件事就是起不起床，特别夸大，几乎把人性的弱点无限放大，叫人看你很不安。

但另一方面他们这些伟大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有一种怜悯，不管这些人物多么可笑，多么可悲，但读者往往都能跟他们联想到一起，觉得他们是自己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很多这种大的，从头到尾的巨著，这种幽默的叙述往往构成了一种语种的伟大传统。其实有一个俄国作品，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死灵魂》，因为我们都知道果戈理最是讽刺和幽默的大师，他这本书一开始就说一个地主要为了增加自己的财产，上街上去买死去的农奴，把名字买过来，财产就增加了，关于他们这个过程，是非常可笑的，看起来的一个探险旅程。但是这个故事是普希金给他的一个想法，因为果戈理求普希金给他一个喜剧想法，普希金听了这个故事就告诉他有这么个笑话，他就回去写出这么一个很大的叙述。

为什么我提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第七章，《死灵魂》的第七章，他提出了一个新理论，从第一章开始头两页，他就说关于喜剧和悲剧，往往写悲剧的人专门写人超人高大，比一般的普通人要高大的多，都是英雄，说这是一种写法。但另一种方法就是，在普普通通的人群当中，甚至人的龌龊和卑鄙的方面，你把它给展现出来，把小的东西放大，使大伙儿很害怕，但是你也可以从这上写出一种历史，一种是望远镜的写法，另一种是显微镜的写法，他认为显微镜也是同样的灿烂和美妙的。这就是说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开端，小人物的开端就是从这里开始。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都来自果戈理，实际上具体的说就是来自《死灵魂》第七章的头两页，因为那两页当中这个理论被阐释出来了，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个里程碑的时刻，而且在最后他又提出来，他要观察人类芸芸众生的行为，但是他要微笑，他提出来要带着眼泪的微笑。就是说我不会说讲诙谐幽默，但是我要描述起人都要有同情，我带着眼泪，我的笑声全世界都听到，但很少人能看到我的眼泪，就他们这种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感情，很高超的艺术。

所以说在整个19世纪文学当中，现在如果对写喜剧来说，如果说这个书当中有很多果戈理，那就是很高的，最高的评价里，果戈理是幽默的大师。但其实汉语文学，我们悲剧的传统一直有，但不是特别强烈，不是像莎士比亚那种，哈姆雷特那种形式，汉语文化当中有一种乐、趣，所以在从古至今一直有滑稽、诙谐、风趣，这个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传统。但我们没有那种宏大的叙著。其实在汉语文学当中这方面的代表作应该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我们在座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关于书生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考秀才，他们的生涯基本上都是书生的辛苦辛酸，这个著作也在很多民族中都有翻译，实际上它在国外评价是很高的，但它没有像我刚才提到那几本巨型的喜剧著作，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当时我就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也有这样的著作，但是为什么没达到这个层次呢？没这么深远。我想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的主题比较窄一些，都是关于书生，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就是跟很普通的大众还是远离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书是个小说，但是它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核心人物，构成一个宏大的叙著，而是它是一个一个的故事，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没构成那种完整的庞大叙著，我想这是主观两个原因。就是我们汉语传统当中喜剧的这种叙述，没有达到那种宏大的程度。

当然从汉语文学当中一直有这个传统，就是滑稽，风趣，讽刺，当代文学当中最经典代表应该是《阿Q正传》。但是它这个故事当中实际上要跟真的那些世界伟大作品比较起来，还是缺少一种东西就是怜悯。《阿Q正传》刚发表的时候，大伙儿都很害怕，都觉得这个跟自己有关系，都躲，这就是心态不一样，没有像祥林嫂那种对人物的怜悯。《阿Q正传》有一种作者是居高临下的感觉，并不是说紧紧地跟人物，命运，来描写的。所以说幽默喜剧小说多么难写，因为这种小说写不好的话就会造成叙述者优越的态度，显得自己很聪明，这就是为什么一般的作家不鼓励年轻作家特意地写幽默和讽刺。

现场读者

尤其我是用英语写作，在英语当中有一个传统，特别是对外国人，你的语言不是英语，母语不是英语，第一语言不是英语，实际上这种写作情况，这种作家在传统来说是不能开玩笑，不能写幽默，不能写诙谐，因为你很难掌握，很容易出现走火入魔。这个问题比如说，艺术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例子，是个波兰的喜剧演员，有名的大喜剧演员，在他们国家是大师，50年代以后，他流亡到伦敦，那时候他要继续他的生涯，用英语来开玩笑，天天就是在写、创造玩笑，可是他玩笑每次演没有人反应，最后他又没办法回到波兰，回到斯大林那个时代。这是很经典的例子，经常有人举出来说为什么你不能开玩笑，因为开玩笑往往容易把一些规矩给打破，你给它夸大，给它歪曲，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开玩笑。但是对语言是第一语言的人，这种做法是创作，但外来者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歪曲的，是这种心态，所以往往这是一个坎。

但这个坎实际上被打破了，从纳博科夫的《普宁》就把这个东西打破了。纳博科夫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他老开玩笑，老做双关语，但他的朋友就说你不要这样做，你是给《New York》这种最高端的杂志写，你不能用双关语。但是纳博科夫并不听他的教导，继续创作，自然而然就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他故意的用一些错误。像普宁前妻回来，刚见面他前妻又把他损了一顿又离开了，普宁完全心就碎了，他开始哭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纳博科夫作为一个叙述者，还是在那挖苦他的口音，利用这种情况表现普宁这种新移民、流亡者对于语言的挣扎，用他们错误的口音来创造一种喜剧的效果，这也是从纳博科夫开始的。从那以后这就不是什么禁区了，很多人就可以做了。他不断地利用这些对语言的挣扎来表现出一种生存的状态，但是非常可笑。像普宁他的房东，他去租一个屋子，因为是个书生，书生气特别重，他就跟人介绍，乱七八糟的各个语言都来了，因为他流亡，在各个语言都在待过。

只有外国人才会有这种意识，这种敏感，因为这是语言当中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些，大伙儿都注意不到的东西，叙述者都能抓住来开这种玩笑，一个小核桃变成大椰子，这种诙谐是在语言当中本身的玩笑。但是这个玩笑有局限，有一本畅销的书叫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但是问题是说，你是读翻译还是读原文，因为翻译不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外来者不能开玩笑呢？因为这些玩笑实际上是在它的语言本身当中的，有一种回声。

比方还有文化当中的一种参照，你要是外来人对这种参照不清楚的话就很难掌握。因为用汉语说你很丧气，不断地受到挫折，说我总是种瓜得豆，但是你必须得知道种豆得瓜这个成语才能说种瓜得豆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种语言之间互相的回声是很难掌握，是非常难掌握的。比方说你要是说一个男生，你看他高高大大的，其实是武大郎，根本没法翻译这话，因为你必须得明白《水浒传》，至少这一段是怎么回事，这种东西是非常难掌握的，方向感没了就很容易出笑话。比方说很有名的另一个诗人，他是个英语专业出身的，但是他用汉语写诗，有一首爱情诗名叫《我是你撕裂的风》，那个风撕裂的，实际上他是把说话人变成一种暗喻，这个风在跟着他，无处不在。但是他的翻译是什么呢？I am your broken wind，这个就大笑话了。因为在英语当中是放屁的意思。这种错误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一般的有什么规矩你不能乱开玩笑。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非常保守的笑话，因为幽默有各种各样的幽默。

比方说有一种幽默是叫风趣，英语叫wit，像林语堂，实际上汉语当中幽默这个词是林语堂给翻译过来的，林语堂是特别风趣的作家，他有一次给大学讲演，上去就说，一个好的讲演应该像超短裙越短越好，这个是很俏皮的说话。但仔细想想，实际上它是超越语言，这种风趣是自己能够自满自足的，整个翻译都不会差错的，就这种玩笑可以开，只要是你有这个智力都可以开。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出现好多这样的玩笑，这样的幽默，但是并不局限于语言。比方说描写广东人说什么都吃，那就是长翅膀的除了飞机以外都吃，四条腿的除了凳子以外都吃。但就说这个笑话，就是它怎么翻译都不会丢失的，就是这种一种风趣，是wit，这种东西是谁都可以开玩笑。我认为这种很可贵，但这是很高大的，因为你一篇作品当中有这么几个那你就很了不起了。

还有一些，我觉得最普遍的就是说在戏场能够出现的幽默，这个是无穷无尽的，谁都可以做的，优秀作家谁都可以创作出这种幽默。比方说我有个学生，是个华人，他写了个小说，其中有个细节非常有意思。有一个女孩突然间想起她妈妈的好了，她就给她妈妈打电话说我真想你，她妈妈就非常吃惊，她妈妈说你为什么想我？她说我就是想你，她说你给我说实话，你想我不会给我打电话。她说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你。她妈说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怀孕了。

哈金新书

所以你看这个风趣幽默，实际上就完全是一种在戏剧场景当中产生出来的，是完全可以翻译的。如果说是外来者不能在非母语当中开玩笑，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种玩笑，只要是你有那个风趣有那个智慧，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我说有一些规矩，实际上都是人为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打破的，利用利用戏剧场景的上下文，产生一种风趣。其实我这本书《折腾到底》也用了大量的那种，比如说到最后他跟女朋友说，他说，我怎么觉得非常孤独，内心孤独，他那个女朋友是非常开朗的，她说你孤独什么，你为什么要孤独？人认真说话都是很严肃的，但是沟通不了，但是这种事情常常有，就是戏剧性创造出来的。这种玩笑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它超越语言的，我强调就是，有很多风趣幽默实际上是超越语言的。

我说纳博科夫那种东西那是高端的，那是非常非常之巧妙的，但是这种东西不好翻译。比方说有一次纳博科夫，他们开会，很大的会，学生在后边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然后纳博科夫问你会开怎么样？一个女教授说非常糟糕，they were spooning ，纳博科夫说you should feel lucky，they were not focking。这种风趣很难掌握，fucking和focking，而且很难翻译，这属于语言中的echo，你得歪曲一个词，这种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强调戏剧的风趣，就是有很多幽默的成分实际上是超越语言的，这个是最宝贵的。我更强调可译性，就是你这个作品翻译过去以后一定会照样丰富，甚至会更好。实际上你看一些伟大的作品，特别是像契诃夫，他们的作品每十年当中总会有一、两个新译本，而且都是越译越丰富，就好像是翻译把他们给丰富起来。实际上拉什迪有一个说法，就翻译实际上是丰富的过程。

我这次《折腾到底》这个书，也就是说我想在这上面做一些尝试，主要的是因为这个题材本身不那么宏壮，是关于一本小说的事，这个小说再关于小说，本身就容易没有意思，本身就好像不强的题材，但是我要想创造一个喜剧的表面，读者愿意读下去。在英语写作当中，至少有一种说法，就是拍电影，拍喜剧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亲笔写，不管多么严肃，多么沉重的题材故事，要尽量把它变轻一些，这个很难做到，但我想尽办法这样做。所以为什么叙述者是在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我想追求一种语言，读者一读就知道这不是当母语而是英语在说话，他读就觉得很自然。这就有些问题，实际上从汉语就介过去了，这是另一种风趣，有些我们母语当中觉得这很天然的东西，但是你把它再重新塑造一下，在另外一个语言当中出现就变成了另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比方说我们撒弥天大谎，但在英语当中没有人这么说过，但是他们都明白，他一看就是外来来的，一看有一种喜剧的效果，就是别的语言的资源来介入，我觉得也是很宝贵的。所以说为什么我想创造用第一人称来叙述，第一人称是一个外人，他的语言当中总有一些滑稽的成分。

但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那几种宏大叙述，我觉得汉语文学当中实际上是一个缺陷的，那也是一个伟大小说，在座当中有哪一位要写伟大的汉语小说？那是一个很好的空间，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文学传统中有这样的成分但是没发展到那个程度。

我先说这些，希望各位有问题，要是对话的话我可能说的更有逻辑。

哈金回答读者提问

以下是读者提问环节：

读者：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您前几年出版的《落地》，那其实就是很明显大量运用了这场技巧。我记得那篇《互联网之灾》里面有一句，中文版名字翻成牛排打狗，你也不把它译成肉包子，相信您是想要让读者体会那种外来者对声音的感觉。那这一次跟《落地》相比有什么样不一样，或者您觉得您多做到了什么东西？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哈金：你说的对，因为《落地》，他们都是移民，特别他们对话，尤其他们的语言明显的有汉语的风味，我故意这么表达出来。您说的牛排打狗，包子打狗，实际上我最后也没决定。但是我当时决定在繁体字版用的牛排打狗，实际上多多少少硬，有点英文原文的感觉，但是大陆简体字版他们给用成包子打狗。但是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只能是根据当时的感觉走。但是有很多，其实有很多书目汉语跟英语不一样，ground fall，汉语跟英语不一样，因为我们汉语当中的fall，落地就要生根，它的回声不一样，那英语就不一样，ground fall，从言调上来看，英语完全是另一种文化，语言产生的感觉不一样。

这次这本书实际上比那个走的更远一些，在喜剧方面，因为我故意创造这么一个人物，什么都敢说，口无遮拦，就是比我要年轻很多很多，一个30几岁的人，他代表一种思想比较前卫，说话也不想太多分寸，想到哪说到哪，直来直去的人。我创造这么一种人物，他的很多话都是非常冲的，有喜剧的方面。比如说他跟妮雅，他多多少少也有感情，他说我要把你给搞上床，但这个国家躺在中间，要我老命我也不行啊，我又干不了这国家，但是这种人，这是把戏剧的场景，创造出那种感觉。完了他还加了一句，除非我是国家主席，或者总理，什么粗话都敢说，但是跟我本人差的很远很远。但是我是想强调这种，就是有点神经质，多多少少有点。因为他妻子到美国第二天就变成前妻，离婚证书给他了，这一下他就重大的创伤，然后他的中国护照又被吊销了，有各种各样的创伤，都把他多多少少扭曲了，所以我是表现这样一种疯狂的感觉。

读者：我一直是您早期的读者，然后一直觉得很佩服您的才华。那我想请问说你的母语并不是英文吧。我们很多华语作家，像张爱玲，他们英文都很溜，然后也长期待在美国，可是都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达到那么大成就，拿国家图书奖这样。那我想知道说，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秘诀在里面？

哈金：当然有很多因素，运气是很大的因素，而且还有文化环境，美国毕竟是比较更开放的社会，而且英语处这个时代就是说，大量外来的特别是从一些殖民地国家的一些母语非英语的作家不断地冲击英语，其实英语变成了一种弹性更大的语言，这是大的方面。从个人本身来说，实际上我从来不鼓励别人去用英语，就是非母语写作，或者非第一语言写作，这个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这个劳动量很难承受。比如说康拉德，我们都知道他很辉煌，但是他第11年的时候，第11年写作生涯，第11年之后，那时候写了12本书了，但是他不曾记得有15分钟的消遣，你可以想象他这些年怎么过来。他小说写完了之后，因为他到别的地方自己写，也不回家，回来以后看自己朋友都找不到他，孩子都长大了，就是那种矛盾，那种心情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

我是很幸运，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的两个导师是诗人，其中一个，他是很优秀的诗人，但是他有一个爱好就是读别人手稿，在美国诗歌界他是最优秀，在西英格兰有个说话就说，他说你完成了那就是完成了。所以说我非常幸运的是，我做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我跟他工作了五年，每个周末见面，完了两个人就讨论，他读我的诗，评论应该怎么改怎么做，哪块没做好回去再想。当时我不觉得有多大的意义，但回来想想，其实那种训练是很宝贵的，他使我对英语，不光管是学个词汇，学个什么，对语言的一种节奏和感觉上的训练，强迫自己去体会，这个训练使我觉得很珍贵。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各种原因。我有一次读诗，我跟现在的同学，原来的一个导师，他听了我的诗很喜欢，他说你到我们学院写小说吧，什么时候来都没问题，以后找工作结果就真去写小说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机遇，好像是给我自己更大的力量，就是推着我往前走。所以说是各种各样因素，不是说人都能有这种运气，努力是一方面，但是各种各样的机会不是很容易就能抓得住的。

我就是觉得张爱玲很可惜，大概有十几年，汉语她不接触了，专门在那专心致志的写英语，而且她有第二个老公，他们之间是说英语的，她老公是德国的，但英语也非常好，但是她在那个环境当中她并没有走得很远。我觉得她实际上是一个挫折，她的汉语已经有那么辉煌的成就，我们要想一下，她要继续写下去，那是另一个层级的成就。在中文文人当中，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慢慢悟出来有一种英语情节，特别在民国时期，总觉得用英语写作好像是一种更高的素养。但像我这样从边缘来的，我们家黑龙江的，大伙儿都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有一个同学，现在是澳门大学的教务长，他当时是研究生，说你是哪个学校来的？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哪个大学？他们都没听说这个学校。就说我这情况是野生的，野生有野生的好处，就什么东西都不按科班，就是按自己本能来做，各种各样的因素吧。

读者：因为我很喜欢比较语言，至于说中国语言跟其他国语言，那他们就说，像你说落地生根，在中国的话落地要生根，那英文的fall，请问它fall什么意思？就是掉下来就很失望这个意思吗？

哈金：不是，它这个fall是亚当被伊娃给骗了，骗了吃了果子，吃了果子人就意识到性和自己自我，这个意识出现了，对人类来说，基督教的说法，其实就原罪的开始，这就是堕落了，这就是个fall，在英语当中fall是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词，在汉语当中就是另一种落地生根。

读者：哈金老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出生在中国的辽宁，其实东北人的语言本身是有一种幽默性在里面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主题也是幽默艺术，我不知道您的写作当中，和东北语言的这种影响有关系吗？

第二个问题是，您的作品故事和您的人生经历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比如说有当兵的痕迹，也有像关注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那我不知道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您个人觉得对您影响最深刻的，您最有表达欲的是哪一段？谢谢。

哈金：我很难说是有哪一段，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东北长大的，对事物看法多多少少都受语言影响，甚至受到天气影响，这是肯定的。而且实际上我早期的作品，其实现在也是，还是很有感情，像对那些场景，对地点的描述，对村庄的描述，当时我写作也有意识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不在了，在文字上我可以把他们保存起来，这个是很明显的。

因为我父亲是军人，就是我们到处走，我也在解放军当中待了五年半，但是别人要问我说什么事情对你震动最大，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震动，我看着战士被坦克给碾死，有塌方战士给压到底下，这都看到，但是真正震撼最大的是有一个战友，很英俊的小伙子，很高很高，他是个篮球运动员，他们家是高干，在中国铁道部，他母亲要去世了，给他留下遗言，因为他们都是革命干部的前辈，我们觉得他的遗言是什么样的遗言，大家就看了，你就觉得很纳闷，但是最后实际上什么？就是说永远不要放弃北京户口。又幽默，但是又觉得非常惊人骇俗的，确实是有这个事情。但是对我来说，一个普通的士兵看到战友他的母亲留下这样的话，在我的印象中，人不是平等的，战士之间背景不一样，虽然都是革命同志，但是不是平等的，他有北京户口，他父母叫他永远别放弃。其实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多少婚姻因为户口就最后不行，不管两个人怎么有感情还是会分手。这一个事情改变了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直觉，马上意识到人并不是平等的，这样的事情很震撼。

读者：我想请问一下，您提到幽默，刚才又有提到怜悯。您觉得您的作品当中哪一部特别是把幽默跟怜悯结合到一块？

哈金：其实有些地方我受到鲁迅很多影响，也不好。我有个故事叫《复活》，实际上是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已经把《阿Q正传》给发挥到极致了，其实我现在来看有点过了。但是怜悯，比如说像《等待》这个故事，当时有的评论说，本来这个题材根本就不是喜剧，但是实际上是类似于喜剧的故事，我觉得是很多元，特别是普宁这个人，有些地方就是笑话，但是你会觉得那个确实会有怜悯。像写疯子，烧钱，被环境给压迫了以后，他产生这种对自己的厌恶。我觉得这个跟我本人更贴近，但是我现在，因为开始给我这个题目，我认真想了想，实际上最重要的，不管喜剧讽刺性多么强，最终没有怜悯。这就是为什么堂吉诃德最后大伙儿也都怜悯，因为他就醒悟了，他的财产都给他的子女了，但一个条件说，女孩要获得这个财产她不能读骑士文学，不能跟骑士有来往。最后我们知道他醒悟了，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很可爱的一个人，有可爱的一面。

读者：哈金老师，您的这些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跟主轴的，这当然是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所以您的成长跟生活经历，甚至是对祖国的怀念有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题材是您自然而然就想写的，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市场的考量？那您会考虑有一些不同的转变吗？

哈金：其实当时《等待》获得国家图书奖，有一个朋友说你怎么打入美国主流市场？当时我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写的书都跟中国题材有关系呢？因为我的前30年是在中国长大的，你不能否认自己的过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人生的头20、30年，往往你的感官都已经制定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写中国题材的，实际上在市场上只能是负面的，比如说这次《折腾到底》，《纽约时报》的评论，他说一拿这本书就觉得心里一沉，又是中国，但他读了以后觉得这本书跟别的不一样，有些地方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我个人觉得我其实没有必要来把自己的过去藏藏掩掩，你的过去在你的脸上，你只能是把过去当做自己的一部分，你根本不能去藏藏掩掩，这么做实际上是自杀。今天我下午提到的好几个都是自杀，犹太人改成地道的英国人名字，跟自己的老朋友也说自己是犹太人。年轻时候可以压的住，老了压不住了，这些人又重新上来，过去完全把自己给推掉了。这个是我在读文学当中悟出的，自己的过去永远是自己的一部分，你可以不是所有的都带上，但是你不能完全给忽视掉，那是毁掉自己。所以对我来说这没什么问题，关键问题是说你知道自己弱处在哪，你自己的弱点在哪，但你尽量把这些东西变成你的独特之处，甚至是你的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