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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泓悼周有光:他对形势的判断超越了一般知识分子


来源:凤凰文化

2017年1月14日凌晨,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刚刚度过生日的他享年112岁。历史学者范泓曾在2013年去家中拜访过周有光,他认为对于周有光而言,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汉语拼音、文字改革都不太重要,最难得、最让人佩服的是老人用常识打通对事情的看法。周先生是一个很完整的人,112年的人生没有缺憾,他通过他的勇气、学养,通过他对事态的敏锐甚至睿智,就完成了对社会的判断。范泓认为,今天或者更年轻一代的人,可能会产生像周老这样的人物,但是影响不一定会那么大。

导语:2017年1月14日凌晨,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刚刚度过生日的他享年112岁。历史学者范泓曾在2013年去家中拜访过周有光,他认为对于周有光而言,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汉语拼音、文字改革都不太重要,最难得、最让人佩服的是老人用常识打通对事情的看法。周先生是一个很完整的人,112年的人生没有缺憾,他通过他的勇气、学养,通过他对事态的敏锐甚至睿智,就完成了对社会的判断。范泓认为,今天或者更年轻一代的人,可能会产生像周老这样的人物,但是影响不一定会那么大。

凤凰文化:您微博上贴出了几张跟周老的合影,能否讲一讲您和周老的一些交往?

范泓:那是2013年的时候,我记得好像是5月19日,我们在北京正好参加一个出版社的活动,然后丁东老师叫我们一起去看看他。正好他也看过我们的书,他也想跟我们年轻人聊一聊。然后我们就待了一个上午。当时他的孩子还在。当时我们感觉他身体还可以。

他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形势的问题,比如他对普世价值的看法,包括对国家经济的一些看法。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老人虽然当时已经106岁,但是他的思维非常清晰,他耳朵不太好,所以他讲话声音比较大,那天他的助听器坏了,还没有修回来,所以那天我们很多讲话都是用笔谈。

这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个老人,因为他经历了很多时代,晚清到北洋、北洋再到民国政府,然后1949年一路走过来。他对时代的变迁,包括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清楚的。他对事务的判断是根据一生的经验,加上他的学养,再加上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所以他对很多事——历史和现实,都能打通,看得非常清楚。他当时跟我们讲好像就是说历史只有一个轨道,就是普世价值,即使从轨道上下来了也没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轨道上去。

凤凰文化:刚刚您也说周老的人生历程横跨了中国近现代这么多的历史时期,除了他的人生经历之丰富,在您看来他的学术、他的思想也好,要怎样去评价?

范泓:他早年是经济学家,后来中途去搞拼音、搞文字改革,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太重要。但是一个老人所讲的东西,他并没有用一些高深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甚至这个社会,他所说的都是常识。用常识来打通对事情的看法,我认为是非常敏锐的,也是非常睿智的。很多学者会让人觉得学问做得不错,但是在谈论某一件事时往往高谈阔论,像周老这样的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也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时代,他对世界的判断却是站在常人角度。比如他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不能站在中国看世界”,这话非常具有常识性,讲得让人非常佩服,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通过他的嘴能说出来,能感觉到他对事物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一个学者对世界的看法肯定取决于他的价值判断,周老的价值就是倾向于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很多东西都是常识,但这样的话题现在不能说。老人一辈子做学问,但是他80岁退休以后,晚年发光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影响了很多人,这一点是老人做得最成功的。

凤凰文化:其实周老一直被大家尊敬和讨论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勇气,而这种勇气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当中特别缺少。如果让您谈论一下,您觉得从周老身上去看那一代知识分子可以解读出什么?

范泓:我觉得是这样看,比方说胡适先生——因为周老也非常敬佩胡适先生,他与胡适相差十几岁,但基本算同时代的人——他是有眼光的人,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超越了一般知识分子对形势的判断。周老80岁退休之后也能具有这样的眼光,他能看得那么准。但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边非常少,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在体制内,往往解决不好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矛盾。比如季羡林先生,体制给他那么高的地位,他对体制至少没有像周先生这样敢于讲真话,敢于指出这个体制的一些弊端,这点是季先生做不到的。尽管季先生也有学问,但这个学问和一个学人对社会的判断,可能还是有距离的。并不是说一个人非常有学问,他对形势的判断就一定那么准确,这个是没有等号的。但周先生是一个很完整的人,他通过他的勇气、学养,通过他对事态的敏锐甚至睿智,他就完成了。他的112年是非常完整的,在我看来他是没有缺憾的。

凤凰文化:您觉得在今天的中国,像周老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可能产生?

范泓:有啊,资中筠先生。

凤凰文化:但是资老也是那个时代走过的知识分子,当今的中坚力量以及未来的,有没有可能还产生像资老、周老这样的?

范泓: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比如法学家贺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他敢于直言,尽管很多人对他有各种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不简单的。

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如果健在的话,一般来说是在体制内,成就高的人应该说处境都是不错的。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当年政法大学的很多人是“三十而弃,五十而用”,这个过程反映出了时代给他们带来的摧残。他们中的很多人到了晚年,比方像于光远等等,我称他们是“党内觉醒者”。

问题是今天或者更年轻一代的人,可能会产生像周老这样的人物,但是影响不会那么大,因为这个要取决于具体的人的学术地位。

范泓与周有光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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