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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文青”如何“灵修”?


来源:澎湃新闻

进步青年们未曾对济生会大加挞伐,国民政府也对王一亭颇为倚重,高僧们纷纷为其树碑立传,除却前文中太虚大师为王一亭所写的传记之外,印光法师也曾为济生会撰写纪念碑碑文,祝愿传统佛教界可以和济生会在赈济和推广素食方面“同心戮力”。

近日,伴随着作家卫慧发布的视频,与“文青”“灵修”相关的话题开始被人们广泛讨论。而王菲、赵薇等文艺工作者,作为较早参与“灵修”的“前辈”,一时也纷纷躺枪。他们供养活佛,参与放生,结交“特异功能大师”王林,跟着李一道长修炼辟谷术,这一系列行为也被斥之为“愚昧”。现在活跃于网络上的这代人,从小接触的教育即是“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在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的闹剧之后,人们更是谈“灵修”而色变,灵性、修行等许多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纷纷被归为“迷信”,站到了“科学”的对立面。

“灵修”当然不是今人的发明创造。传说明朝大儒王阳明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曾在军中炼气,夜半长啸,三军皆惊。全能型文艺青年王阳明通过内修炼气的方式,可以发出巨大的声响,这种特异功能便不是现代科学能够解释的;至于王阳明之后的儒者,亦多采取类似的灵修方式,泰州学派更是教导学员们“七日闭关”,进行静坐修炼。

比王阳明晚一些的著名文艺青年金圣叹,也是灵修爱好者。与大儒们喜好的闭关静坐不同,擅长文艺创作与文学批评的金圣叹更追求直接的“通灵”。金圣叹私设乩坛,亲自担任乩手,通灵降笔,在沙盘上写下种种“神谕”。传说金圣叹自少年起即修习此术,当了大半辈子灵媒,在这一方面造诣颇深,扶乩出的诗词语句文采斐然,江南文人一时趋之若鹜,共同借助乩笔与沙盘,追寻通灵之术,争相成为“乩友”。据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的考证,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也曾邀请金圣叹到自己家中设坛起乩。

扶乩

或许人们会说,古人不懂科学,沉迷于静坐、炼气、通灵、扶乩之种种,实属此情有可原。然而,及至近代西方科学大范围传入之后,知识分子们依旧未改变他们在灵性世界的探索,最著名者如民国超级文艺青年李叔同,中年时跑到寺院中闭关,尝试“断食”法,最长时曾断食十七日,感到“昏波不染,成就慧业”,之后剃度,出家为僧。按照当下网民们的看法,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人生轨迹也应该与卫慧为同一模板,都是往日的“新新人类”,摇身一变成为“精神导师”了。然而如果由此对李叔同冷嘲热讽,则未免显得有些无知。近代文人多喜探求灵性世界,本文兹举几例,我们可从中看出老一辈“文青”们对灵修的多样性追求。

清末民国的苏北文人印水心(1883—1968),生于盐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是较早接触西方先进科技与知识的一批人,毕业后留校任教。宣统元年他来到上海,先后任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公司校理和《神州日报》、《民权报》、《新闻报》主笔及广学会编辑,兼东吴、沪江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讲师,历届中央高等考试典委会委员。他学贯中西,熟悉西方理论,曾翻译《大英议院考》《中国革命之政治观》等二十余种外文书;又校勘出版过一百二十余种书籍,其中著名的有为谭嗣同编纂的《谭浏阳集》,康有为对其极为赞赏。

居中者为印水心

印水心所编写的教材

印水心极力推崇西方的先进科学及新观念,民国之后,他反对以四书五经为主的私塾教育,为新式学校亲自编著地理与历史教材,介绍新知。但与此同时,印水心也一直醉心于灵修事业。印氏自号“那罗延窟弘道老人”,这或许是向往《华严经》中描述的“菩萨聚居”的那罗延窟,抑或是心慕明代高僧憨山德清在那罗延窟结庐隐修坐禅的经历,印水心也曾结庐静修,诵经念佛。

彼时苏北与上海之间来往密切,印水心也时常返乡。印氏的同乡好友是名噪一时的同善社的重要人物,该社主要传授一种静坐方法,称为“坐功”,需要每日早晚“守窍运气”,据说长期习练可以祛病延年,在民国初年风靡海内外,印氏亦在好友的介绍下入社修习。此外,印水心也如金圣叹一样,对扶乩通灵保持高度兴趣。彼时印水心已到上海参加出版工作,在出版业同行友人俞复的介绍下,至盛德坛参与扶乩。这盛德坛的创办者也并非等闲之辈,该坛在民国六年由中华书局的创办者陆费逵和印刷厂厂长俞复创办,参与者皆为当时沪上的知识分子与文人墨客,“文青”们组建“灵学会”,每周聚在一起,请神降笔扶乩,并借此探讨神秘学、灵修等诸方面问题,成果撰写成文,公开发表在会刊《灵学丛志》上。彼时灵学会的文艺青年们也遭到诸多批判,《新青年》的作者们如鲁迅、陈大齐等人,皆对灵学会口诛笔伐;佛教高僧印光法师更是将灵学会斥之为“胡说八道……疑误众生”的迷信异端。

《灵学丛志》

参禅、念佛、扶乩、静坐,文艺青年印水心的灵修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不过若与后面这位民国闻人相比,则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了。

王一亭(1867—1938),湖州吴兴人,生于上海周浦,是清末民国时期海上著名的书画家,早年曾任商务买办,入同盟会,资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上海商界名人。抛开他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海派艺术家等种种头衔,王一亭还热心于慈善事业,可称得上是“民国慈善第一人”,至于其慈善活动,则和他的个人灵修生活息息相关。

王一亭画作

首先需要声明的是,王一亭并非不了解现代科学,他早年曾任日清公司总代理,后涉足电器行业,这在当时绝对可算作是高科技产业。爱因斯坦夫妇来华时,王一亭曾在家中设宴款待,席间与爱因斯坦相谈甚欢。

爱因斯坦与王一亭在其住宅梓园中合影。前排中间为爱因斯坦,右二为王一亭,右一为于右任。

王一亭是广为人知的佛教大居士,他曾担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务委员,连续多年被推选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曾设立佛学图书馆等,创办上海佛学书局。王一亭在佛门中的法名为“觉器”,然而这一法名却并非其皈依某位高僧时所得,而是来自于一次扶乩经历。民国高僧太虚大师在为王一亭立传时写道:“上海有组设中国济生会者,以所谓济公活佛主坛扶乩,颇施医药及推行赈灾等慈善事业,长者(王一亭)亦于坛皈依济佛,法号觉器,由是称佛弟子。而济生会推长者为会长,每年筹赈南北灾难,恒集资数十万数百万元。而长者遂为上海乃至全国慈善家之巨擘。沪上之各善堂与诸慈济事业,鲜有不藉长者以为之号召者”。

王一亭与太虚大师合影,前排中者为太虚大师,太虚左手后方为王一亭。

王一亭皈依的“济佛”即指济公,在佛教众多佛菩萨中,济公深受灵修爱好者们的喜爱。根据王见川先生考证,济生会脱胎于清末杭州地区的扶乩组织,这类组织在上海成立“觉云轩”,扶乩时乩手通灵请济公降笔,此为济生会之前身。王一亭及济生会的种种慈善赈济活动,皆与济公扶乩息息相关,每次组织救灾捐款时,都由济公降谕指示赈济任务和各个会员的捐款额度,即为神谕,会员们莫敢不从,于是纷纷积极踊跃地投身到捐款救灾当中,赈济效率由此大为提高。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王一亭由此紧急募得白米六千担、面粉二千多包以及药品、木炭等生活急需品,急速运往日本,竟成为最早抵达的外国救援船,日本人称其为“王菩萨”。由此,扶乩一类的灵修活动成为了济生会慈善赈济的“精神指导”,济生会在各地的分会中也均设立了乩坛。

在佛教居士身份之外,王一亭同时也曾修炼道教全真龙门派功夫,彼时湖州金盖山为江南地区的全真道重镇,有内丹大师闵一得传下来的一套“方便法门”。王一亭虽为佛教居士,却也曾于金盖山入道,成为龙门派第十五代弟子,并按照龙门派“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的字辈顺序,取法名“本真”。今日的文艺青年们,若论艺术水平,怕是与王一亭相去甚远,即便单论灵性世界,恐怕也远远比不上王一亭这类亦佛亦道,兼能请神降笔的超级灵修爱好者。

王一亭在金盖山嗣龙门宗坛的留影

相比于灵学会在社会上屡遭知识分子和传统佛教界抨击,王一亭和济生会的口碑则好得多。进步青年们未曾对济生会大加挞伐,国民政府也对王一亭颇为倚重,高僧们纷纷为其树碑立传,除却前文中太虚大师为王一亭所写的传记之外,印光法师也曾为济生会撰写纪念碑碑文,祝愿传统佛教界可以和济生会在赈济和推广素食方面“同心戮力”。此二组织皆尚通灵扶乩之术,却遭遇不一样的待遇,恐怕正是由于灵学会整日以谈论鬼神为业,而济生会则专注于救济苍生的区别所致。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也并不是完全排斥各类超自然现象,慈善毕竟是惠及大众之事,而如何灵修仅仅是个人选择,既没必要整日拿出来高谈阔论,大众也不会视之为洪水猛兽。今日的“文青”们,若能明白这一点,或许也能少遭一些争议罢!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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