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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立风:音乐不是竞技,民谣更不该上电视


来源:新京报

我现在已经不太乐意提到民谣,因为这两个字肯定不是像现在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民谣其实是一个非常含而不露的表达,它不太应该上电视的。

音乐之外,钟立风最爱的还是书,至今他已经出版过五本书,《书旅人》是他的新作。

背着一只帆布袋,装着一本《书城》,钟立风在换乘了几趟地铁线之后,如约来到了采访地点。

11月末的北京,刚下完第一场雪。卸下帆布袋和羽绒服后,钟立风坐在这个他所熟悉的客厅里,捧着一杯热茶笑得很亲切。前些时日,就是在楼下那间录音棚中,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七张专辑《爱情万岁》,而这张专辑在上周五已经正式发行。

自1995年离家北上,钟立风已经在北京生活了21年的时间。21年、7张专辑,从彼时的“新红白蓝”到如今的“蓝色旅人”,这些年以来,钟立风并没有跻身大潮,参加各种音乐节目。在中国民谣的历史变迁之中,他似乎一直倚坐在某个聚光灯之外的高脚凳上,拨动着吉他,不动声色地看着人来人往。“我这样的歌手好像注定不是属于大众和主流的,非常流行的歌曲和非常接近人民的声音,我好像写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有点曲高和寡的感觉,有时候我也会觉得遗憾。”钟立风说道,“但另一方面,我很喜欢一个词叫做‘微暗的火’,就是只要它愿意,就能爆发出所有光亮,但它并不是这样,而是愿意以低调、优雅的方式去燃烧,周围的人却仍感受到它的明亮和温暖。”

离家北上以为签了公司就能成名

1974年2月16日,钟立风出生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后来,他才知道,当年汤显祖就是被贬官到自己的家乡,写下了名垂千古的《牡丹亭》。钟立风小时候是一个孤独的少年,他的母亲总是会时不时地哼上几句越剧,和其他江南小调。在那些旋律中,他总能听到许多难以排解的愁绪,“后来我发现,我所有写作的灵感都来源于童年,都来源于自己家乡的水域。我的歌里有一些柔美的、细腻的东西,都是家乡给我的,江南雨绵绵的那种,让自己内心发霉、涨潮的感受,都作为养分进入了我的心里。”

在中学时代,钟立风接触到了吉他。后来,他以吉他手的身份进入了浙江歌舞团。在杭州当乐手的日子里,钟立风开始尝试着写歌,当时,张楚、窦唯、郁冬等人,都给予过他不同的触动,“那时候,我在电视里看到郁冬唱《露天电影院》,‘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我觉得,这不就是我吗?”在江南成长了20多年后,钟立风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当时觉得家乡人的生活太千篇一律了,自己内心一直有一种涌动的感觉,特别想要追求流浪的状态。”于是,在朋友的推动下,年轻的钟立风怀着当歌手的梦想,来到了北京。

“一开始到北京唯一知道的事,就是各大唱片公司的地址——正大、大地、红星唱片,有郁冬、老狼这些歌手,这跟广州那边做流行音乐的是不一样的。”钟立风说,自己在来北京之前,根本不知道北方是什么样的环境,“但是觉得如果自己要成为一个歌手,应该就是这种类型的,因为我的作品也跟他们是一路的。所以只要找到唱片公司,肯定就会签约,能成名。那时候就是抱着这样年少无知的心态,拿着自己的歌谱和琴,跑到老板面前唱起来。”回忆到这里,钟立风笑着摇了摇头,“现在想起来,我也是够傻够鲁莽的。后来机缘巧合,还是差了一点。有人说,你早一年来,就能赶上那个民谣时代的班车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时真的赶上了,命运随之改变,后面的这些作品,也许我就写不出来了。”

酒吧驻唱一周的生活费只有80元

来到北京之后,钟立风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白石桥的民谣酒吧唱歌,“当时老狼、张楚、郁冬都已经成名了,但还是会过来玩,等客人全走光了,郁冬也会上台来一首,大家相互交流。”在酒吧唱一次歌,酬劳是四十元,钟立风一周会唱两次左右,所以八十元钱,就是他七天的生活费。那段时间,钟立风的生活颇为清苦,不过,也正是得益于那段经历,他收获了更多金钱之外的东西,“我在那里认识了很多诗人、艺术家,他们都会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接触了很多他们的诗作、画室,看到了不同形态的艺术表达。我后来的知识沉淀跟这段时光有很大关系。”

钟立风说,当时酒吧里鱼龙混杂,有喜欢罗大佑和陈升的小伙子,有三陪女、流氓,有各种杂志的记者,还有一整个寝室的为听他而去的女大学生,所以那段岁月里,发生了不少趣事,“有一天,一个大哥级的人物突然来问我会不会生火炉,因为当时要靠煤炭取暖嘛,我就实话实说不太会,他就说,要提供有暖气的楼房给我住。”再三思索之后,钟立风决定先去看看情况,“后来我就跟他去了五棵松,房子挺大的,三室,也有暖气,但是里面居然住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于是他又回到了自己位于护国寺大街附近的小平房,继续生着煤炉过冬。

对于旧时居住的地方,钟立风如今依然会时不时地回去走一走,“我的住所旁边就是梅兰芳故居,走几步就到新街口,可以逛逛旧书店,再过去就是辅仁大学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钟立风经历了来北京之后的第一段爱情,“我在那边的研究生宿舍也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觉得有一个女生很美,她是山东大学来的研究生,学画画的,比我年长两三岁。”那时的钟立风留着一头长发,经常在院子里弹琴唱歌,“她后来跟我说,我刚进去的那天她就看到我了,一个风尘仆仆的少年,拿着琴从门前穿了过去,特别意气风发。”钟立风说,那段时光很美好,“每个阶段,我总会遇见一些美好的人和事,当时那个女生对我帮助很大,她也给了我很多艺术的书籍,很感谢她。”

如今的民谣被搞得很浮躁很主流

虽然初来北京时,钟立风怀抱着“成名”的愿望,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潜意识中对主流文化存在着抵抗。“作为民谣歌手,几乎没有人不喜欢鲍勃·迪伦,但是我就不喜欢。我觉得他身上有很多美国式的文化,而美国式的文化是引领着全世界的,而我不喜欢主流的东西。就像奥斯卡每年有那么多影片那么受关注,但我只喜欢里面一个环节——最佳外语片,因为这个单元不是特别受人关注。有位哲人说过,‘大多数’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一个东西被人过多地消费和关注,它就变质了。”

钟立风认为,这种变质的状况,也存在于如今的民谣界中。“我现在已经不太乐意提到民谣,因为这两个字肯定不是像现在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民谣其实是一个非常含而不露的表达,它不太应该上电视的。民谣,民谣,就是民间之歌谣,它真正的魅力是民间的传达和传播。这种传播是需要时间的,民谣的另一个名字是时间,需要慢慢地积淀和滋润。”钟立风名字里的“风”字,就是古时候民谣的含义,“《诗经》里风雅颂里的风,就是慢慢流传下来的世俗、民情,而不是我们随便谱一首歌、一首诗就是民谣了。它真正的魅力是需要时间去展示、传播出来的,而且,当一曲真正好的民谣降临的时候,你就会想去拥抱这个世界。”

钟立风说,近两年一些火爆的音乐节目也纷纷找过他,和他的几个多年好友,“但我不会去的。我们这帮人做音乐这么多年了,深知自己是什么样的,无需别人的点评,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心理影响。而且音乐也不是竞技。只要内心有了这份从容,别的就不需要了。人家不认识我无妨,有认识我的就好。如今的民谣环境是有些浮躁,而且大家都误解民谣的真正含义了。如果这是民谣,我宁肯走到另一个地方去,过自己的生活。”

书与音乐

诗和歌,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地方

在与钟立风自始至终的对谈中,“书”与“音乐”,几乎是他提及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他出版过五本书,还在无锡开了一家书店。音乐人和写作者,是钟立风自我认同的两种身份。“我习惯出门坐地铁的时候拿本书,写点东西。我不相信一个人天生拥有很多很多灵感,灵感不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时间地丰富和累积之后,突然会有一件事给你带来一个触发。”钟立风喜欢斯拉夫文化,坚持文学格律,也爱好读诗。他经常去全国各地参加诗会,结识了很多诗人朋友,如庞培、于坚、余秀华……在这张最新专辑里,钟立风还就余秀华的诗创作了一首歌——

“因为当时我的出版社编辑正好也是余秀华的编辑,所以我很早就读过她的诗。余秀华的诗出版之后,要在北大做读书会,编辑就问我能不能去助阵。那时候我正好在云南参加出版活动,接到通知后我很开心,就从云南赶了过来。不过去助阵,总得给她带一份礼物吧,作为一个歌手,给她谱一首曲应该是最合适的。当时我就打开她送给我的书,在看到了这首《我爱你》之后,被击中了。这首标题虽然写的好像是男女之情,但里面更多的是关于人间情事,这与我的新专辑主题不谋而合。我就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一种跌跌撞撞的、在人世间摇晃的节奏谱写了这首诗,有点慌乱,有点局促,有点笨拙,但又包含着一些快乐。”

除了阅读,钟立风认为创作的灵感,也隐藏在生活的细节中。如今,他每天都过着十分家常的生活,“如果不外出演出,不熬夜录音,我就会早睡早起,早出早归,也会去菜市场买菜。买完菜天气好的话,我会去路过的公园,跟着大爷们练练太极拳,然后也会看到身姿矫健的老太太一下子就把脚抬到树干上,我也会跟着她很费力地压一压腿,然后压的过程中,有一首旋律突然就压出来了,我就回家赶紧去写,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发现那一车子菜还在公园里。”“我是怎样定义诗的?平淡无常的生活里突然闪现出一道惊奇,诗就诞生了,歌也诞生了,它们就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地方。”

新鲜问答

Q:你觉得人是种什么动物?

A:没有具体的界定。不过应该是很悲伤的、受到了伤害的动物。

Q:小时候有没有渴望过长大?为什么?

A:我还没有来得及渴望,就迅速长大了。

Q:那你怎么看待“纯真”?

A:“纯真”只是留存在一部分成年人的心里,不在孩子的身上,在孩子身上的那叫做“自然”。

Q:最近一次旅行是去了哪里?

A:我乐于把在卧室里走来走去当做旅行,甚至在自己的书房里。我对去外面的旅行不是很感兴趣。有人跟我说,在卧室里旅行最有意思了,道具很简单,只要一身睡衣就够了。

Q:那你是如何面对孤独的?

A:我觉得孤独很容易去面对,因为一个事物、一种东西里面都包含了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东西,就比如我的孤独里也包含了欢乐感和幸福感,它是丰满的,有很多种不同的表达。所以很多人说生来就是孤独的,这也是对的。

Q:你怎样看待“文艺”这个词语?

A:“文艺”就是文学艺术嘛。我刚在书里读到,沈从文在一九二几年刚到北京的时候,没有着落,他写了一封信给郁达夫,郁达夫当时的名望就跟鲁迅、胡适是差不多的。郁达夫很快找到了沈从文,他把自己的围巾拿下来给沈从文围上。我觉得他们是文艺青年,不会老去。

Q:如果有平行世界,你觉得另一个自己会是什么身份?

A:像那只悲伤的动物一样,受了伤的。

Q:你认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A:也不是截然对立的,善里隐藏着恶,恶里也有善的表达。我记得读庄子的时候读到过:“与其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后记

采访结束,钟立风重新收拾起书和背包,走向地铁站。在满车厢的手机低头族中,只有一位二十岁左右的男孩,低着头在看书。男孩认出了站在身边的钟立风,有点激动,希望请他在书上签个字,钟立风欣然同意。接过书一看,那是一本《圣诞节忆旧》,而作者杜鲁门·卡波特,与钟立风微博头像(左图)中那本书的作者,正是同一个人。

关于《爱情万岁》

“这张专辑我没有固定的规划,只是平常的累积,和自然的灵感。第七张专辑了,它跟之前出过的专辑都不太一样。《爱情万岁》这个主题是歌颂人性和人间情事的,就像木心说过,爱大,情只是爱的一部分。这张专辑我沿用了《艳遇一样忧伤》的制作人,他比较学院派,跟我的人文气质很搭。我不要让人家以为民谣就是苦大仇深的,就是小清新的、浮皮潦草的、外面发生什么就把它唱出来,我觉得不用。好的民谣作品就是人性的表达,就是科恩式的表达。我的制作人也很理解我,比如在《我爱你》这首歌里,他加入了一些大贝司,就像在行走的感觉;还有《雨中曲》,是江南诗人庞培的一首诗作,我谱了曲之后给他听,他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二战之后巴黎的萧瑟,又开始重建重生的画面感。”——钟立风

采写/新京报记者杨畅

摄影/新京报记者郭延冰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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