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选这件事上，为什么乔姆斯基和齐泽克都错了

几周前的美国大选而中到底应该为谁投票，为此乔姆斯基和齐泽克发生了争论。齐泽克在大选前接受采访时宣称自己若有投票资格，就会把票投给特朗普，因为“那将是一种巨大的唤醒”；而乔姆斯基则与齐泽克针锋相对，将所有没有为希拉里·克林顿投票的人指责为不道德的人。这在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教授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看来，他们两人的立场都由“两个坏人中更不坏的一个”这样的逻辑所支配，而这逻辑本身是荒谬的，两人的看法都有关键性的缺陷。达巴什教授在纽约州没有把票投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他引用了巴勒斯坦独立学者的文章《在加沙，我们并不为克林顿的失利感到哀伤》，认为两人无论谁当选对于中东来说都是灾难，而大西洋两岸那些令人敬畏的思想家们，却忙着冥思苦想哪些人在他们的估计中更“左” 一些。

乔姆斯基（右）和齐泽克（左）

2016年美国大选曲折的过程和它灾难性的后果，无疑将在未来引起一段持续的批判性反思——这种反思也是相当正确的。

这位现在占据白宫的人拥有的权力极其危险，而全世界是否能够保持和平、清醒，很大程度上与那间办公室里是否坐着一个理智、清醒的人有关，这就要求我们去持续地反思这个国家中到底在发生什么，反思它不断恶性动荡的政治文化。

英国第四台在美国大选即将到来之际播出了他们与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对话。齐泽克在对话中说他会投票给特朗普，因为“那会是一种巨大的唤醒。新的政治进程将被启动。”他在大选之后接受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迈赫迪·哈桑（Mehdi Hasan）的采访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另外一边，卓越的美国语言学家、批判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则在与半岛电视台的记者迈赫迪·哈桑的对话中重申了他大选前的立场。他认为，那些没有通过为希拉里·克林顿投票阻止特朗普当选的左派们“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一句现在已经流传甚广的话。

乔姆斯基之后开始针对齐泽克，并把他与那些欢迎希特勒的知识分子进行比较。虽然乔姆斯基在大选前明智地鼓励“摇摆州”的人们为希拉里·克林顿投票，但是在他大选之后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他明确地拒绝了“摇摆州”这种区分，无论哪个州，他都将所有没有为希拉里·克林顿投票的人指责为不道德的人。

大选中的“两个坏人中更不坏的一个”之逻辑的荒谬性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齐泽克和乔姆斯基始终对希拉里·克林顿保持着高度的不满。但是，齐泽克认为，为特朗普投票能够加快他作为一个左派希望看到的必要改变。乔姆斯基则认为这样的行为，甚至仅仅是不为克林顿投票（更不用说为特朗普投票了），都是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的，也是政治上有缺陷的，因为人们应该总是选择“两个坏人中更不坏的一个”。

这两个立场都在政治上是有缺陷的、误导人的，道德上是迟钝的、与世隔绝的。两个人对于在这场总统大选中真正发生了什么，都一无所知。

事实是，今天美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到达了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在这里，严重腐败的民主党代表了简陋的、表面性的自由主义，而这种自由主义必须被清理掉，来为伯尼·桑德斯和吉尔·斯坦因所代表的远远更加激进的改变提供空间。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那么特朗普所代表的原始状态的法西斯主义就将摧毁这个国家中剩下的任何民主的表征。

齐泽克不能看到这样的事实，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或奇怪。这个人肯定不住在美国。他肯定没有上纽约公立学校的孩子。他从来没有努力安抚过一个害怕失去他墨西哥朋友的八岁孩子，这个孩子担心他的朋友们会被抓起来、驱逐出境。特朗普的确是“激进右派腐烂的反射弧呈现出的最歪曲的形态”。

但是乔姆斯基看不到——甚至在这场大选灾难性的结果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仍然看不到——这让人感到好奇而沮丧。因此，当齐泽克和乔姆斯基相遇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这两种看法同样陈旧而无法理解：一种看法是为特朗普投票，还有一种是为克林顿投票。

一种看法是要不负责任地把事情搅浑，希望这些事情能够变得更好。另外一种同样不负责任，这种看法由于担忧法西斯主义而认为应当保持现状。两种看法都对事实性的证据视而不见：人们或是明智地在“摇摆州”决定为克林顿投票，而在坚定的“蓝州”中不为那位贪污的战争贩子投票；或是他们为特朗普投票了，这不是因为他们是种族主义文盲，而是为了搅乱那个极度腐败、没心没肺的体系，这一体系在历史上一直都是由“更不坏的一个”这样的问题逻辑所维持的。

不为希拉里·克林顿投票，这是我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桑德斯支持者做出的决定。这不是出于任何政治上的虔诚或是不愿意玷污自己的双手，而是为了通过选举将变化中的政治文化这一事实证据摆在人们面前。我在纽约没有为希拉里·克林顿投票，这没有对她造成任何影响——她赢下了纽约，也赢得了那里所有的选举人票。

然而这的确阻止了她那些忠实的支持者将我算在她的“大众选票”当中，计算“大众选票”可以维持他们危险的幻想——希拉里·克林顿其实是一个非常受人欢迎的政治家，或者大部分的美国人其实是站在她一边的。这就是那些忠实支持恶毒的恐伊斯兰教者比尔·马赫的自由主义者——比如迈克尔·摩尔——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做的事情。

他们无论谁的当选对中东都是灾难

大西洋两岸思想家忙着思考哪一个更“左” 一些

乔姆斯基和齐泽克都在克林顿和特朗普当中完成了二选一，而通过这样做，他们都避开了有关真正选民的关键问题，选民们是如何、为何这样投出了他们的选票。在一个空泛的争论中，他们只是停留在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的抽象幻想中。

与乔姆斯基的道德制高点相反，为希拉里·克林顿投票才是不道德的。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贪污的战争贩子，她要对一场摧毁了整个伊拉克这一民族国家、谋杀了成百上千无辜人类的恶性战争担负部分责任；她与奥巴马紧密合作，几乎摧毁了利比亚；她接受了臭名昭著的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哈伊姆·萨班的大量捐款，这是个支持给穆斯林种族形象定性的人；由此，她还是恶毒的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最亲近的挚友，因此她比乔姆斯基自己更加坚定地反对BDS（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这场和平的、旨在反对杀戮性地侵占巴勒斯坦的民众不服从运动。

在半岛电视台记者迈赫迪·哈桑面前舒适的扶手椅里，从道德上去评判什么是更坏的、什么是更不坏的，这都很容易。但如果你遭受着美国或者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在加沙，我们并不为克林顿的失利感到哀伤。” 亚丝明·埃尔·库达里，一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学者，正确地宣称道。而大西洋两岸那些令人敬畏的思想家们，正忙着冥思苦想哪些人在他们的估计中更“左” 一些。他们不知道加沙的人们为什么这样想。

“在这里，我将特朗普的胜利献给每一个热爱民主的美国议员……他们赌上了我们的性命和未来，只是为了赢得更多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的选票。” 埃尔·库达里列出了一个名单，上面是他想将特朗普的胜利献给的人。一些思想家在道德上完全忽视巴勒斯坦和世界其他地方，而指挥我们选择更不坏的人，让我们不要在埃尔·库达里的名单上再增加他们的名字吧？

从事加沙考古和文化研究的巴勒斯坦独立学者亚丝明·埃尔·库达里（Yasmeen El Khoudary）在其《在加沙，我们并不为克林顿的失利感到哀伤》一文中写到：

克林顿从来就没有给巴勒斯坦人留下过好的印象。2001年，她给小布什写了一封信，敦促美国政府强迫阿拉法特改变其“憎恨的论调”，并将这一要求作为和平的条件之一；2007年，她又质疑阿巴斯是否能够成为一位合格的“和平伙伴”；2008 – 2009年期间，以色列用美国提供给他们的F-16战机铲平了加沙的美国学校，而希拉里·克林顿对此默不作声。哈马斯当选之后，小布什急着推翻这个政府，而希拉里·克林顿则忙着在美国国会中推动“2006年巴勒斯坦反恐法案”，它要求哈马斯必须承认以色列、解除武装、放弃暴力，否则哈马斯就不能参与任何和平进程。这一法案直接给以色列围攻加沙开了绿灯。事实上，小布什和克林顿通过一场暴力的内战试图改变加沙的选举结果，而这次选举本身就是美国强加在加沙头上的。他们因为我们做出了“错误的民主决定”而决定惩罚我们。

对于巴勒斯坦的人们来说，他们已经不在意谁现在占据白宫了。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虽然口气十分缓和，但是他明确指出“耶路撒冷将会继续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并且反对给予巴勒斯坦人回归的权利。希拉里·克林顿则更加糟糕，她不仅反对BDS，还反对任何与巴勒斯坦相关的联合国决议，谴责戈德斯通报告，坚决支持以色列袭击加沙，并且在美国阻止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承认的国家这件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奥巴马决定在未来十年给以色列提供价值38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希拉里·克林顿对此大加赞赏，并且宣布如果当选，她将推动这一援助的实施。现在当然她不能了，但是这却是唯一一项特朗普直接继承奥巴马的决定，且没有受到任何质疑。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和以色列总是赢家，无论由谁主持白宫？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去在意美国总统大选究竟选出了谁？

用经验和痛苦，而不是用无用的猜测写作

但是我们没必要通过远赴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才能认识到到“更不坏的一个”论断的荒谬性。在美国就有远远更好、更具有批判性智慧的立场。诸如普林斯顿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主任，伟大的批判思想家小埃迪·格劳德（Eddie S. Glaude Jr.）所叙述的立场就是其中之一。

格劳德的论断既简单又有原则： “或许给希拉里·克林顿投票的最具说服力的原因就是唐纳德·特朗普。特朗普更坏，这我知道。特朗普当总统的未来会吓到任何人，这位总统是骄傲和无知的可怕组合。这也吓到我了。但是我的父亲，一位生硬、冷淡的人，一辈子都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上，他教会了我恐惧绝不能成为我行动的主要动机。它会遮蔽你的思考，让你在需要勇气的时候，过于频繁地跑到更安全的地方。或者它会让你直接冲入危险之中。”

诸如埃尔·库达里和格劳德这些人是用自己的经验和痛苦，而不是用无用的猜测写作的人。如果我们不能留心他们所提出的警告，不能通过他们理解美国和世界上到处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乔姆斯基愤怒地督促我们选择的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就肯定会变成齐泽克希望在我们身上降临的新保守法西斯主义。

美国的软肋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了。美国还没有从911吸取教训，那么就让特朗普这一灾难给美国补上这课吧：把美国带回到人性的世界中来，让美国也感受到恐惧与颤抖，让他们也去抵抗一个无知的独裁者，在这架战争机器混乱的核心中寻找一丁点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