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中国知识分子拒绝民间音乐，是从文革开始的

全家福（摄影师：沉睡）

“无缝的夜，只有身体睡了，心才能抖落凡尘的醒来。”舞蹈家高艳津子如是说。

11月8日夜，刘索拉现身云间文会，演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音乐”。除了刘索拉和朋友们乐队成员外，侯德健、高艳津子、袁运生、贾方舟都来到了现场，众位大咖与现场一百多位观众且歌且吟，舞之蹈之，身体沉醉不知归处之际，一颗颗原本敏感的心灵便再次“抖落凡尘的醒来”。流行乐巨匠侯德健向刘索拉真诚致谢，“谢谢你，索拉！谢谢你又一次叫醒了我的灵魂！”未到场的诗人芒克也送来祝福：还记得80年代，索拉曾把我的诗谱上曲，非常好听，祝福云间文会，祝福索拉。 

该场文会由学者、艺术家云浩主持，凤凰文化全程直播。凤凰文化将讲座内容整理于此，与各位读者共赏。

讲座现场（摄影师：沉睡）

刘索拉生于1955年的北京，发表过小说，为电影作过插曲，出过盒带，在北京举行过独唱音乐会，还对先锋电影有所研究，穿梭于各个领域的圈子中，却从不被固定的程式所束缚。“我他妈想干嘛就干嘛，我是艺术家。”

1985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刘索拉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你别无选择》，讲述了一群在音乐学院不务正业的有才怪咖杀死青春的故事，疯狂又克制，离奇而现实，荒诞却充满共鸣，一时洛阳纸贵。大概是由于刘索拉特立独行的创作在星汉灿烂的80年代也尤为惊艳，直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把刘索拉当成一个小说家，纠缠在文本上，不停地追问创作《你别无选择》的动机。她只得略带无奈地再解释一遍，“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在说音乐的事儿，一直是在说音乐。但是音乐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不在大家的生活和脑子里，在80年代就远，我回国做了很多音乐相关的事情之后发现，它还是离我们很远。”

因此，刘索拉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推广“活音乐”的理念——活音乐简单来说就是现场音乐，现场音乐还要有灵魂，那就是“活”了。因为有了李真貴老师的支持，才奠基了“刘索拉与朋友们”这个中国乐队的存在；因为有了这支乐队，“中国音乐”这个概念对于自己这个学西洋作曲的人来说已不再是表面要强调的装饰音，而是身体的一部分。

刘索拉引用Ackbar Abbus《生命的表演》中的一段话来具体阐释自己对“活音乐”的理解，“音乐的消失不是在他没有被听到时——今天无疑是历史上有最多的音乐在被播放的时代——而是当音乐的能量被挤压成某种服务而失去本原时……在这个录音的时代，充斥了数码式操作、假唱和机器制作的声音，因此当身体重新被介绍回音乐时，现场演出，就变得尤为重要……”

通过现场演出，尤其是和一群特别杰出的中国音乐家一起演出，刘索拉明白了很多事儿“不见得光是音乐”，其实音乐就在我们身边，是和我们的生活、生命、生活方式，甚至民族、国家、政治连在一起的。她介绍自己开始做民乐的心路历程，同样不只是与音乐有关。

上世纪80、90年代，身在英国的刘索拉正好被卷入“世界音乐”运动的最高潮。中东、非洲、印度……各式各样的原始音乐被重新挖掘，她却明显地感到，这么多的声音中间没有中国的声音。于是，她萌生了做一支中国乐队的想法，这个念头在现在看来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冒险，但对当时的刘索拉来说，“你别无选择”。

真正接触民乐以后，刘索拉渐渐开始明白为什么中国民间音乐无法进入知识分子的生活，“一开始大家都是拒绝的，他们觉得民乐代表的是政治宣传，是贫穷。”刘索拉推断，这大概与文革有关——在文革时期，所有的西方音乐都被禁止了，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声音，贝多芬、莫札特、巴赫……都是被禁止的，人们往往觉得被禁止的就是伟大的艺术。那个时候只能谈民族音乐，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喜庆锣鼓有着强烈的喜庆姿势，民族音乐就变得革命化了，成了一种文化通行证，身份也随之变得暧昧。它太公众太宣传了，人们觉得民乐没有留给私人的空间。但其实真正的传统民间音乐是和中国的宗教、巫术、各种传统、地方风俗，甚至和医学、自然、天文地理……和各种事情相关的，而且是非常私人的。哪怕是宣传艺术，文革以前演唱家的录音里，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王昆、小彩舞、新凤霞那些老前辈的声音其实也是特别个人化的，延续着中国古典传统美学，而今天主流的演唱好像只是在制造演唱的机器。在这样的情况下，想重组有灵魂的中国民乐就非常难。

刘索拉（摄影师：沉睡）

90年代初的梦想拐了很多的弯，终于在90年代末碰到李真贵老师，迈出了第一步。李老师的演奏风格既学院又民间，每个鼓点都有说法，用索拉的话说，“他变成了我们乐队背后的靠山”。时至今日，索拉和朋友们乐队已经存续了十多年，期间也已经有了七代的中国民乐家不断参与。

想要做出真正有灵魂的音乐，还要有话可说。刘索拉在谱子中做了一些小小的留白，以供学院出身的音乐家们即兴演奏，乐谱不是死的，音乐便是活的。

2003年的时候，刘索拉的中国音乐与美国音乐有了第一次交汇，却变成了美国乐队的装饰音，问题出在沟通上——中国乐队拒绝对视，“姑娘们第一反应是闭着眼睛不看他。”刘索拉分析，除了我们民族害羞的情结，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文革，在人和人之间特别尖锐的关系中，我们失去了对人的信任感。从此我们上电梯的时候从来不会对人笑，都习惯先对视后低头。“文革时真的不敢看人，如果你随便就冲人一笑，没准这人是一地主，然后你就倒霉了，或者他是一个流氓，你也得陪斗。”

所以，对于一个在摸索中前进的新生中国民乐队来说，首先就是要学会在音乐中互相信任，还有放松。如何才能放松？刘索拉说，民间艺术在最原始的时候就是不协和且无调性的，曲子就是节奏，就是咒语，用手势做一些自我引导，灵感就非常自然地来了。她现场带领大家进行了声音示例游戏：放松，让身体变成声音的通道。

刘索拉（摄影师：沉睡）

受到了乐队中琵琶手杨靖的演奏手法启发，她想到了通过现代人声艺术来探索真正精致至极的中国民乐。这样的演奏是需要演奏家处于“无我和有我”之间的状态，有一半完全是忘我的，感觉要飞了，另外一半是完全的理性，每个音都很讲究。她引用杨靖的话说，“我愿意为一个音符去死”。

以广天和唐朝老五为例，刘索拉介绍了“压缩的张力”训练法，要求在演出过程中始终顶着劲儿。与“不用出现的时候就不使劲”的文工团的训练法不同，要有一个压缩式的张力，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要想使一个乐队有灵魂，音乐家自己要灵魂出壳，达到一种完全的忘形，把声音的所有的精华全都挥洒出来。但是极度兴奋之后往往整个人就空了，这时候逻辑性要马上跟上来，回到现实。

“仰胜是个大校，多少年他永远是有控制的，因为他是军人，他身上老有纪律，他有劲但就是甩不出去，我说你得放松。有一次去参加人家非洲的仪式，快上场了他跑回来说索拉姐我不能去，他们在跳大神，还没演呢就念经了，刘索拉说你也跟着跳，他说我不能拜神，我是共产党员。我一脚就给他踢回去了，把他踢到各种各样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忘我。”终于，在去年，仰胜放下了纪律，灵魂出窍。刘索拉说，忘我了，你就有了一张自由的车票，哪里都可以去得。

她补充道，做任何艺术都不能少了仪式感，所以乐队在演出的时候每个人都不能下场。摆阵的时候要平等，灯光打在每个人身上，大家互相陪伴，就像一个自由社会，彼此可以互相批评，随便批评。

刘索拉（摄影师：沉睡）

除此之外，艺术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挫折挣扎，做民乐尤其不易，因为往往碰到的不是音乐本身的问题，也不是音乐家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性和民族命运带来的社会问题。刘索拉说这些问题在国外做音乐其实是碰不到的，在中国做中国民族音乐才会碰到。她引用西班牙的洛卡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对挫折的理解，“这是一种能量，这个能量不是哲学，而是一种挣扎，它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学家能够说得来的东西，它是一种溅血的生活方式，是最古老文化的精彩创造力”。所以挣扎和艰难本身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色彩。

就在去年，欧洲的鼓王也参加了“索拉和朋友们”乐队。至此，乐队完成了当下面貌的构建。

在上半场的讲座中，她以斯托克豪森的话作结语：我们应该变成声音。

下半场，她和朋友们即兴演绎了我们将如何变成声音。她说，这群人都是真正的音乐家，他们就在这儿，发疯给你们看。

酣畅淋漓的器乐演奏，起伏绵延的吟哦，搭配惊鸿腾跃的舞姿，博得了在场所有观众的赞叹。

高艳津子在“活音乐”中舞蹈 （ 摄影师：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