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忠志：艺术家和演员是另一类“痴汉”

投身小剧场运动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近年有一个想法——“想为中国人成立一个剧团。”因为“有必要把中国有意思的东西呈现给世界，让世界人知道。”

给中国人成立一个剧团也好，在自己的戏里用中国演员也罢，导演铃木“不是想为中国做什么事情”，只是为了让世界观众不错过如此优秀的演员。“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强调。 如同他把来自日本、美国立陶宛的演员带到中国的长城脚下，“就是想让中国人知道，美国、日本、立陶宛有这么好、这么优秀的演员。我想把它呈现给不同国家的人。”

一切归因于戏剧“看见”与“看得见”之间。全球化浪潮下，这是这位艺术家为自己立下的使命。

 

《咔哧咔哧山》彩排剧照

今年，铃木忠志再次来到北京密云的露天长城剧社，带着自己两出新戏《咔哧咔哧山》、《厄勒克特拉》。去年10月，长城剧场开张就以铃木导演改编的《酒神狄俄尼索斯》作为开幕大戏。演员在寒冷深秋夜晚的长城露天剧场，不借助任何扩音设备而以纯人声进行表演的功力，令人惊叹。

新戏《咔哧咔哧山》、《厄勒克特拉》，一出是变态的喜，一出是错乱的悲，演绎着铃木执着的主题“世界就是一座精神病院，人类居住其中”。还是搭配日本和欧美演员的组合，没有大一统的语言，处处可见巴别塔的对话。

《咔哧咔哧山》主演依旧是中国演员张天。为什么一再使用中国的演员？除了考虑中国观众的接受程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演员非常优秀。”铃木不希望中国或者亚洲的戏剧工作者面对西方他山之玉时，生出不必要的自卑心。某一方面来讲，他甚至觉得中国演员可能是最优秀的。“当然了，这是一定要经过训练。”他把中国的舞台演员带到了日本利贺，在那里——今年有来自19个国家的戏剧人上那儿去看戏。中国演员将在那样一个舞台，被人看到，铃木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古罗马有诗，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来自日本的铃木深谙此道。《咔哧咔哧山》里，37岁的男主人公狸子对冷酷的年轻女护士抱有幻想，为追求她，肥胖的狸子做出种种执迷的丑态：闻心爱之人的靴，尝一口她的洗澡水……铃木说“人就是这么怪。自己很认真的在做，但是别人看你却觉得你好像有点疯了。”

这也是铃木多年来以戏剧治愈自我的理由：“我为什么要做戏剧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与人不同，或者有点奇怪……今天个戏，你们看完后肯定会想，他为什么会导这样的戏？非常的怪，是不是有点疯了？奇怪。”这一点“怪”，是铃木表达自我的起点。这一点“怪”，是铃木15年前创作《咔哧咔哧山》的初衷。有时候铃木也会自嘲：“我的太太能一直跟着我那么久，不容易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怪。”

 

《咔哧咔哧山》彩排剧照

在铃木看来，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戏剧？首先要对人感兴趣，要想要去研究人，兴许还带有点奇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艺术家和演员，对人性的追逐与跟踪，可谓之“痴汉”。而戏剧，则是世界这座精神病院中检查人体的机器。

铃木忠志的戏，以短小精致见长，一般控制在70分钟以内。这次《咔哧咔哧山》、《厄勒克特拉》也是如此，按照中国观众的观剧习惯，刚好可以在一夜历尽一喜一悲。这是“日本的传统”，铃木忠志先生说：“在日本看戏一般是这样的，先是一个让你笑的这种喜剧，然后是一个比较有阴暗面的悲剧。”但作为导演的铃木忠志本人，并不认为这两个戏有本质的区别，“这两个戏共同点就是世界就是一个病院，人都是有一点疯疯癫癫的。”在铃木忠志看来，除了神以外世界上没有健康的人，而神不过是人类的臆造。

9月的北京秋夜，古长城露天剧场空荡，温度极低。演员穿着夸张暴露的服饰，在台上逼出自己强魄的身体和语言，裸露皮肤上有汗。台下观众席只有铃木和几位工作人员，彼此间用日语简短沟通。铃木裹着厚厚的棉服坐在最前排，用着麦克风传声于台上演员，间或亲自起身摆动台上的射灯。

多年来推行“文化即是身体”理论，道成肉身，如今这具肉身也已老去。 “铃木演员训练法”以严酷的身体操练闻名世界，铃木手持大棒为演员打点的敲击声，更是令人不忘。这一回，76岁的铃木收起了那根著名的大棒。他对记者挽起衣袖，露出手腕上贴着的膏药，说：“我老了，敲不动了”——前一夜，他排练到凌晨四点。他比划着大肚腩的样子，提示记者看戏的时候，注意观察男主角演戏时肚腩抖动的走向：“还是先看戏吧，看完了，你们再来继续问怪怪的问题。”

 

彩排时铃木忠志会起身调整现场灯光

铃木忠志导演接受了现场凤凰文化、中新网、和独立撰稿人吕彦妮等数家媒体的采访。凤凰将其整理成文，以下是铃木忠志的回答：

演员与身体

铃木忠志：我们今天演出的古长城露天剧场可以坐两千位观众。在希腊，这种剧场最少要坐五千观众，都是露天的剧场。大的地方甚至要有一万人的观众。在那么大的剧场里面，声音要传递出去，能量要传递给观众，必须要有跟运动员一样的身体。

如果用现在人普通的说话声站在舞台上说话，观众肯定听不到。所以，大家现在都会用麦克风。但你想想在两千多年前的演员，他们面对着一万人，要议论、要说出主张，需要多大的声音。和那个声音相比，我们现在人的身体已经退化了，已经懒散了。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比过去的人厉害、伟大，但是作为戏剧人来看的话，比起他们我们已经退化很多，不如两千多年前希腊人，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必须要训练。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戏剧就不需要人用那么大的能量来表演呢？你们不这么想吗？今天我们的主演，美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他们都非常力量，能量很强，声音也很好。确实美国的演员原来也是美国的奥林匹克的运动员，所以她声音也特别棒，不会输给过去的希腊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点，但以这个想法来训练演员的戏剧人基本上没有，或者很少这么想过。为什么会那样呢？

现在我们都用麦克风，或者借助音响这些东西。你想想，用电来让自己运动的运动员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演员会借助电力让自己的声音放大，我觉得怎么能有这样愚蠢的事情呢？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特别是最近对这些演员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说，体育的观众数量他们在增加——当然政府也会给他们一些体育的资金支出——而戏剧的观众就渐渐减少了，而且政府也不会给我们钱。

这样戏当然看了没有精神。亚洲的戏剧人拿不到奖，因为他不用自己的身体。

到了这个很大的剧场里边，演员出来后要有气势，演员到了这么大的剧场，一定要有比运动员还要更有魅力的身体气势展现出给大家才可以。

这就是我训练的契机。要有大声音发出来，尽自己全力来表演。比如说足球运动员一踢出去那一脚，一射进门大家都会很开心。滑冰的选手，滑出来好多动作你看多么优雅，当然大家都喜欢看这样的，不会看很差劲的演员去表演的。

除了技能，还有艺术感，这些滑冰运动员被别人看的这个意识始终是有的，怎么样能够做的优雅。我有时候会觉得让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来做演员的话，做舞台演员可能会比培养一般人要更快一些。有一些运动员，他们可能运动生涯不是太好，我把他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训练，排练会快一些。

铃木忠志导演接受记者采访

戏剧与外部世界

铃木忠志：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世界病院的一个证据。我们要重新考虑人性，《厄勒克特拉》这个戏，讲的是妈妈把她的老公给杀掉了，女儿和弟弟把妈妈又给杀死了，女儿和弟弟就疯掉了。其实像这样的事件在日本现实当中就发生很多，比如说把老公给杀了，把母亲给杀掉。

像这样的戏， 2000多年以前就写成剧本了，人真的是不会变的。只不过就是说生活的方式变了，但是人和人的关系或者说人性是不变的。我们大家应该要重新再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戏剧好的一个地方——呈现出人很疯狂的这一面。

这个就是欧洲比较优秀的方法， 2000多年前就写成了这样的剧本。你看希腊的那些戏剧里面都是一些互相残杀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写的犯罪的这些东西，人和人的关系。

亚洲以外的国家上演最多的戏剧就是希腊的戏剧，为什么能够在很多国家能够上演这些戏呢？人性是不变的，人是不变的。对这些不变的人，我们怎么样应该去应对？

对于这个问题，欧洲的一些戏剧人就把它们搬上舞台，呈现给我们人类。它不是说像一类音乐剧、喜剧，看了以后开开心心的娱乐，它不是。

其实戏剧不只是娱乐，戏剧它的好处在哪里？就是让人思考，关于人，让你去思考。把这个呈现出来，我们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戏剧的好处，就是欧洲戏剧的好处。

《咔哧咔哧山》排练剧照

本土戏剧创作和西方戏剧创作的差别   

铃木忠志：欧洲的这些剧都是两千多年前就有剧本的。作为剧本，作为一种文学语言来说，它们的台词是非常好的，两千多年前的剧本，它已经成为世界共有的一个东西。

类似这种剧本，在亚洲也只有近代才会出现一些。小说也是一样的，比如说鲁迅的小说也是，鲁迅也是近代才有的。日本也是一样的，要考虑人是怎么样的，人性这种问题的小说也好，或者是作品也好，很久以前是缺失的。

所以说，欧洲的这些剧本，与其说它是一个剧本，不如说它是人类共有的一个文化。日本和中国，也许也有很多好的剧本，有这样的东西，但是它没有成为一个世界的文化财产。比如说像希腊的剧，或者是莎士比亚的剧，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的文化财产。

所以我在导这些戏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自己对这个剧本一个新鲜独特的解释。要把这个呈现出来给大家。我所有的这些作品，我不止是给日本人看，我要给全世界的人看。我主要是呈现什么？比如希腊剧和莎士比亚的这些经典的戏剧，世界共有的这些文化财产，我是以这样的角度来诠释呈现出来。

西方的剧本，语言方面、台词方面非常优秀，比东方优秀。但是表演方面，服装方面，剧场的运用方面，这些方面是东方的是非常优秀的，把这些融合在一起它就会有新的作品出来，会产生新的东西。

语言表达这方面，确实是西方的它比东方要强一些。特别是对日本人来讲，我们觉得好像不需要用语言表达，很多方面不用语言表达更好。在欧洲来讲，如果你不把自己的意志说出来的话，可能要被杀死的——就是你自己要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的”要表达。

如果在日本你要这么强势的表达，或者在亚洲，那你是要被杀掉的。

也就是说，在欧洲，你看包括欧盟现在，很多不同的民族，始终在征战。像阿拉伯什么的都是这样。所以它一定要，不断的要把自己的主张明确的表达出来。因为在他们的社会，对于个人来说，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很好的表达，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这是欧洲的一个传统。所以两千多年以前，像希腊，它的剧就是很多的语言，无论他什么样的剧本里面都是说“我是正确的，我要杀你。”既使把人杀了以后，他也说“我是正确的”，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方就说“你是不对的”，双方进行一个辩论，这是一个欧洲戏剧的一个起源。

但这样的辩论，在亚洲的剧本，亚洲的戏剧里面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不辩论的。我们就是说大家都好吧，大家都友好相处，不用说，大家友好相处。但是欧洲是不一样的。“杀死你，要把他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