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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雅图的城市空间与权力冲突


来源:澎湃新闻网

空间的都是政治的。通过研究空间形态特征,往往可发现更多以前被轻视或刻意忽略的权力斗争真相,空间本身隐含的信息具有另一种透彻的说服力。

空间的都是政治的(All that is spatial is political.)。无论寻常百姓,还是政客名流,讨论起政治,人们总是善于简化和抽象政治及其背后的历史,使用“台面上”的主流叙事来慷慨陈词。毕竟,主流的东西显而易见,也便于追溯。

当我们运用图解与测绘来研究许多实际的空间形态时,会发现台面下“他者”的现实与主流叙事偏差颇大,甚至完全相悖。通过研究空间形态特征,往往可发现更多以前被轻视或刻意忽略的权力斗争真相,空间本身隐含的信息具有另一种透彻的说服力。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开设了一门叫做“权力与地方:建成环境中的文化和冲突”(Power&Place: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的课,为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从空间、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讨论那些表面上“充满活力”和“健康”的美国城市,看到主流历史背后的模糊血肉。教课的老师George Thomas和Susan Synder在设计这门课时,选择了三个典型的美国城市,作为贯穿一学期的案例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这里要讨论的西雅图。

限制性条款

尽管西雅图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1869年12年正式建市),但从建市起,混乱冲突就并不比其他美国城市更少。

第一批中国人到达西雅图“淘金”时,居住在西雅图海港边的简易房里。随后,他们的居住地被清理,人们被赶着向东移动了几个街——这些地方因为拥挤肮脏,被白人嫌弃,后者认为,这样不好的环境导致了西雅图经济和房价的下滑。中国劳工已然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华人问题”(the Chinese problem),或黄种人问题,就像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于20世纪末在《费城黑人》中深刻讨论的“黑人问题”(the Negro problem)一样。

华人和黑人成为“问题”的原因“惊人地相似”:因为他们不是白人。杜波依斯认为,黑人问题深深根植于“他们的环境和面临的社会状况。首先是历史境遇、奴隶制的遗痕、种族歧视,以及与那些有自由经历及白皮肤优势的外国人的竞争。”

1882年,美国全境开始了长达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禁止中国移民进入;随后,华盛顿州发布法案,禁止亚洲人在除西雅图中国城之外的地方拥有房产。西雅图中国城,成为一个封闭、脏乱的“异域”,文化也极为封闭,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在中国城里可以永远不用说英语。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道格拉斯·S·梅西(Douglas S. Massey)对城市模型的分析,城市中有两种区隔(segmentation):按种族的区隔和按阶级的区隔。所以,他的论点是,在一个种族区隔的城市中,一个小小的少数族裔贫困率的增长,都会导致贫困的剧烈集中。而美国的种族隔离(American Apartheid)在西雅图非常突出。

图中显示了那些限制性条款和法案如何影响中国移民、日本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对比1960年和1920年三个种族在西雅图的空间分布状况,可以发现,1960年增加的First Hill Area、Central Area和Beacon Hill Area,正是限制性条款没有覆盖的地方。上述三种人群在城市空间内的流动性大大受阻。从这种空间分布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塑造空间的决定性影响。

白人对所有“非白人”的移民采用了相似的隔离手段。最令人发指的例子是,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西雅图居住的所有日本人转移进集中营,采取统一管理,造成了很多悲剧。 

后来臭名昭著的“Redlining Map”,将权力阶层和非权力阶层之间的区隔更赤裸地展示和制度化下来。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住房法案引入了红线(redlining)制度,即在城市地图上为银行投资和抵押贷款勾勒出理想和不理想的区域。在被标红的地方进行投资,有很大风险,也会影响贷款金额。

这个法案的本意是,为了确保银行不会过度投资。但它却实际大大加剧了种族隔离的程度。住房法案鼓励开发商和社区居民撰写与种族有关的限制性条款,以保障他们的社区不会被标红。这个制度使得“非白人”不太可能在那些理想区域买到房产,因为贷款会被拒绝。通过这样,白人可以保持自己社区的“纯净度”,以及房产价值只增不降。图中,绿色区域代表最优的地段,蓝色代表仍有吸引力,黄色代表相对衰退,红色代表有危险的。可以看出,优质地段大都分布在水边,山头和北部富人聚集的地方。而劣等地段在移民聚集较多的中心区(Central District)和更南部的地段。

Redlining Map

Redlining Map也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空间塑造。例如,纵贯美国西海岸的高速公路I5在西雅图市内的路线选择,就很有意思。由图可以看出,穿过西雅图的I5恰恰落在那些没有什么吸引力和破败社区的边缘。这也是权力对空间的影响的表现。

Redlining Map和高速公路I5的空间关系

阶层分化

不仅在种族间有着严重的阶级分化,一个种族内部也有相应的空间隔离和分层。例如,西雅图的一部分华人,在经济上获得一定提升之后,就会离开中国城,搬到地势较高、视野较好的Beacon Hill和First Hill,俗称“上山”(Uphill)。

获得一定经济成就的华人转移“上山”

在中国城内部,那些“华人上层阶级”(相对华人劳工阶级来说)的房子便被改造为劳工旅店,依然由当时收入最低的人群居住。此外,华人上层阶级通过建立劳工公司,例如“華昌公司(Wa Chong Company)”,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和财富。 

权力的“软着陆”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限制性法案逐渐被废除,被制度化的歧视和隔离慢慢销声匿迹。但正如道格拉斯·S·梅西所说:“如果白人通过自私地歧视黑人来提升他们自己的物质幸福感,那么当政府强迫他们结束一种特定的歧视性行为时,他们会寻找其他方法来保持白人特权。”

在西雅图的例子中,政府通过空间整顿、空间绅士化等方式,将流浪者营地从Pioneer Square“赶”到了International District边上,然后又将其“赶”到更破败的、西雅图南边的Rainier Valley。这可以说是,通过一种不同于制度性条款的方法,来“保持白人特权”。

权力的实现,找到了更“软”和更隐形的途径,例如文化、品味、媒介等。作为空间的研究者,我们应该看到这些空间背后的权力,看到“台面下”那些对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向、收入的不平等,拷问每天经历的空间是否真的“和平而友善”,而作为规划师、设计师的我们,又是否能超越自我的偏见?

 

(作者系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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