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预言：人类可以在天空飞行 第六感官将被发现

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已经记不起了。大约是在18……年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认识大约是在1888年11月3日的莫斯科艺术文学协会开幕式上。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在艺术剧院建立以前，我有时在正式宴会和庆祝会上，在剧院里遇到过他。

这些相遇除了三次以外，其余在我的记忆中已不留下一点痕迹了。

在莫斯科阿·谢·苏沃林的书店里相遇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店主当时是契诃夫的出版人，他站在房间中央，严厉斥责某人。一位戴黑色大礼帽、穿灰色胶布雨衣的不认识的先生十分恭敬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刚买的一包书，安东·巴甫洛维奇则靠在柜台上，浏览着手边那些书的装帧，有时说几句简短的话打断阿·谢·苏沃林的斥责，引起了哄堂大笑。

穿胶布雨衣的那位先生样子非常可笑。他哈哈大笑，乐而忘形，把那包书扔到了柜台上，当他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的时候，又若无其事地把它取了回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也对我招呼了一声，开了一个亲切的玩笑，但我当时并不欣赏他的幽默。

我难以表白，我那时对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少有好感。

我觉得他傲慢不逊，还有点儿狡黠，是因为他那脑袋向后仰的姿势使他看起来这种样子吧，——然而，这是由于他近视造成的：这样一来他从夹鼻眼镜看东西方便多了。是他那居高临下望着谈话人的习惯，还是那种时刻扶正夹鼻眼镜的匆忙的姿态，使他在我眼里变得傲慢不逊，毫无诚意。但是，实际上这一切都出于他那讨人喜欢的腼腆，那时我还不能察觉到这一点。

另一次回忆起来历历在目的意义不大的相遇，是在莫斯科柯尔什剧院，在一次为文学家筹集基金而举行的音乐文学晚会上。这次相遇大约在1895年。

我第一次在真正的剧院登场，在真正的观众面前演出，因此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

我故意不把大衣放在后台，像演员们通常做的那样，而把它放在池座的走廊里。我指望在这里，在我准备使他们大吃一惊的观众的好奇的目光下穿上它。

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不得不急忙离开，以免让人发现。

就在这紧要的时刻，我遇见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径直朝我走来，亲切地对我说：

“听说您演我的剧本《蠢货》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曾于1895年4月在艺术文学协会上演出。演得好极了。听我说，您演下去吧。我一定来看，然后写评论。”

沉默了一会儿，他补充说：

“我可以得到稿费的。”

他又沉吟了一下，最后说：

“一卢布二十五戈比。”

应该承认，我当时感到委屈，为什么他对我刚才扮演的角色不赞扬一番。

如今我想起这几句话来不由得大为感动。

看来，安东·巴甫洛维奇在我刚刚演出失败之后，想开玩笑来鼓励我。

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初期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相遇，还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地点是在一家著名杂志的狭小、拥挤的编辑室里。

室里有许多不认识的人。

满屋子烟雾腾腾。

当时一位有名的建筑师，安·巴·契诃夫的朋友，在给大家看人民宫、茶室和剧院大厦的建造计划。这次会见是1897年2月16日在《俄国思想》编辑部，那天晚上在这里讨论建筑师费·奥·舍赫捷尔为“人民宫”大厦所作的设计，该大厦是由慈善界人士筹建的。我就自己的专业怯生生地提出和他相反的看法。

大家都正襟危坐地听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却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逗大家发笑，坦白地说，妨碍了所有人。那天晚上，他显得特别愉快活跃：心胸开朗，精神饱满，脸色红润，不时微笑。

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使他如此兴高采烈的。

现在我知道了。

他高兴的是莫斯科将出现新的美好的事业。由于一线光芒将照射到下层人的身上，他感到幸福。后来在他一生中，凡是一切使人类生活美好的事业都使他喜不自胜。

“你们听吧！这件事妙极了，”在这种场合他总是这样说，同时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纯洁的笑容，这使他变得年轻了。

在我的回忆中，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认识的第二个时期要珍贵得多。

1897年春天，“莫斯科大众艺术剧院”诞生了。

股东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征集起来的，因为人们难以预料这项新事业会获得成功。

安东·巴甫洛维奇首先响应，入了股。他对我们准备工作的一切细节都感兴趣，要我们经常给他写信，谈得详细点。

他一心向往着莫斯科，但是病魔缠住了他，使他不能离开雅尔塔。他把雅尔塔叫作鬼岛，将自己比作德雷福斯。参阅1898年12月8日契诃夫给艺术剧院演员们的答谢电，后者在第一次演出《海鸥》后曾致电祝贺（二十卷，第318页）。

自然，他最关心的是未来剧院的剧目。

他无论如何不同意上演他的《海鸥》。自从《海鸥》在圣彼得堡演出失败以后，它已成了他的弱不经风的、因而也钟爱的产儿。

然而，18［98］年8月，《海鸥》已经列入剧目中。我不知道，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是如何解决这件事的。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在1898年4月25日给契诃夫的信中，劝说他准予上演《海鸥》，信中写道：“我决心在《伊万诺夫》和《海鸥》里显示出生活和人类灵魂的在我看来是惊人的形象。后者特别吸引我，我也准备尽一切力量，保证体现在剧本每个人物中的这些潜在的悲剧通过巧妙的、不随俗的、极其认真的演出，也一定会吸引观众。也许，演出的戏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但是，那种打破陈规，给舞台带来清新空气和才能的真正演出，就是艺术的胜利——我一定保证做到。等待着您的允诺。”

契诃夫没有答应，推托说，他“不想也无力忍受戏剧带来的激动不安，这使他感到万分痛苦”（见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往事回忆》）。在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提出第二次请求之后，才答应上演。他于1898年5月20日写给契诃夫的信中说：“假使你不答应，那么你就害了我，因为《海鸥》是吸引我这个导演的惟一的现代剧本，而你是给我们拥有标准剧目的剧院提供很大利益的惟一的现代作家。”

我到哈尔科夫省去写舞台演出设计了。1898年夏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哈尔科夫省休养，在那里写了《海鸥》的舞台设计和演出的导演计划，并将一部分寄到《海鸥》正在那里排练的普希金诺。

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连自己也感到惭愧，我对剧本并不理解。只是在工作的时候，自己不知不觉地领会它，不由得喜欢它。契诃夫的剧本就有这样的特性。你被它的魅力吸引住了，还想闻它的芳香。

我很快从信中获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忍耐不住，终于到莫斯科来了。他这次来多半是为了观看《海鸥》的排练，当时排练已经开始了。他非常焦急不安。等我回来，他已经不在莫斯科。气候恶劣，他不得不回雅尔塔去。《海鸥》的排练暂告停止。

我一回来，正值艺术剧院成立以来最初几个月和开幕后出现的令人惊慌的日子。

剧院的情况不佳。除了《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沙皇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是阿·康·托尔斯泰的五幕悲剧。1898年10月14日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幕时首先上演该剧。卖座率较高以外，没有剧目能吸引观众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豪普特曼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汉乃蕾》是剧名《汉乃蕾升天记》的简称。——译者注的《汉乃蕾》上，可是，莫斯科大主教弗拉基米尔认为它违反书刊检查条例，把它从剧目中取消了。

我们的情况已处于危急关头，何况对《海鸥》也不能寄托物质上的希望。

大家知道，剧院的命运取决于演出的成败。

但这还是小事。问题要严重得多。在演出前夕，一次不那么成功的彩排刚刚结束，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妹妹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到剧院来了。

从雅尔塔传来的坏消息，使她焦急如焚。

她一想到在病人当前的情况下《海鸥》会遭到第二次失败，便不由得胆战心惊，因此她不同意采取冒险行动。

我们也觉得害怕，甚至打算取消上演，这样一来，等于关闭剧院。

要对亲手创办的事业加以宣判，并且使剧团挨饿，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那些股东呢？他们会说什么？我们对他们承担的义务是十分明显的。

第二天艺术剧院是在1898年12月17日首次上演《海鸥》的。八点钟帷幕拉开了。观众寥寥可数。我不知道第一幕是怎样演出的，只记得从所有演员的身上都发出缬草药酒味。我记得，在扎列钦娜娅念独白的时候，我觉得很害怕，背向观众坐在黑暗中，同时不易察觉地轻轻按住神经质地抖动的腿。

看来，我们要失败了。帷幕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拉上了。演员们恐惧地紧靠在一起，倾听观众的动静。

死一般的寂静。

工匠们从后台探出头来，他们也在倾听。

寂静无声。

有人哭起来了。克尼碧尔克制住自己，没有失声痛哭。我们默默地向后台走去。

这当儿，观众中爆发出一片掌声和喊叫声。声浪直向帷幕冲来。

后来据说，我们当时站在舞台上，身子半侧对着观众，大家都是一副可怕的脸色，谁都没有意会到向剧场两边的观众鞠躬答谢，有的人甚至还坐着，显然，我们弄不清楚眼前发生的情况。

在观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台上则是名副其实的复活节。大家互相吻着祝贺，连涌到后台来的外人也不例外。有人歇斯底里地打着滚。许多人，连我也在内，大喜若狂，兴奋得跳起了怪诞的舞蹈。

临末，观众要求拍电报给作者致意。这天晚上，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致电契诃夫：“《海鸥》演出刚结束。很成功。第一幕就吸引观众，以后几幕接连获得成功。多次谢幕。”

契诃夫经典话剧《海鸥》劇照

从这天晚上起，我们大家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建立了几乎是亲戚的关系。

第一个戏剧季节结束了，春天来临，树木发青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跟随着燕子，也迁到北方来了。

他住在妹妹的小小住所里，在小德米特罗夫卡大街杰格佳尔胡同，是希什科夫的房子。

房间中央摆着一只极普通的桌子，桌上同样放着墨水池、钢笔、铅笔，还有一张软沙发，几把椅子，一只装满书和笔记本的箱子——总之，都是必需的用品，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他在旅行期间临时布置的书房总是这样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房间里增添了年轻画家画的几张素描，这些画总是富有才华，属于新的流派，风格朴素。它们的题材大多是极朴素的——具有列维坦风格的俄罗斯风景画：白桦、小溪、田野、地主的宅邸等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喜欢画框，因此这些画通常总是用图钉钉在墙上的。

书桌上很快就出现了薄薄的本子。它们为数很多。安东·巴甫洛维奇当时正忙于校订最早写的、自己几乎忘记了的小短篇，他准备交给出版人马尔克斯出版一个新的短篇小说集。他重读这些作品，和善地哈哈大笑，这时候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响彻了整个小小的住所。

隔壁房间里摆着一只茶炊，经常咝咝作响，茶桌周围，访客像万花筒一样变换着。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来了。

经常到这里来坐得很久的有已故画家列维坦，诗人布宁，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我们剧院的演员维什涅夫斯基，苏列尔日茨基和别的许多人。

在这些人中间，照例有一个谁都不认识的男人或女人，总是默默地坐在那里。这个人或者是崇拜者，或者是从西伯利亚来的文学家，要不就是庄园的邻居，中学的同学，连主人自己也记不起的儿时的朋友。

这位先生使大家都感到拘束，尤其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但他尽量运用自己争取到的权利：从客人那里溜走。这时候，从紧闭的房门后面传来他的咳嗽声和均匀的脚步声。大家都对这种避不见客习惯了，并且知道，如果聚会的人适合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兴味，他多半会出来，甚至跟他们坐在一起，从夹鼻眼镜后面凝视着这位默默不语的不速之客。

他本人不能不接待这位客人，或者哪怕暗示一下，他坐得太久了。不仅如此，当别人为他这样应酬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就会生气；虽然有人成功地对付这种客人，他也会高兴得莞尔一笑。如果那个不相识的人坐得太久，安东·巴甫洛维奇通常把书房门打开一点，招呼一个亲近的人过去。

“听我说，”他紧紧关上门，恳切地对那个人低声说，“您对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从来没有在中学念过书。我知道他口袋里藏着一部中篇小说，他会留下来吃午饭，然后读他的小说……这样是不成的。听我说……”

这时候，响起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并不爱听的门铃声，他便很快坐到沙发上，安静地坐着，竭力不咳嗽一声。住所里的一切都静下来，客人们也不再出声，或者躲到屋角去，免得一打开，新来的客人以为住所里还有人。

听到了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裙子的窸窣声，随后是门链哗啷一声和两个人的谈话声：

“忙着吗？”不相识的人大声说。

长时间的间歇。

“啊！”他有点领会了。

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从外地来的——只要谈两分钟。”

“好吧，我一定转告，”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回答。

“篇幅不多的短篇小说……剧本……”不相识的人竭力说服对方。

“再见，”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告别说。

“致以深切的……深切的敬意……希望得到权威性的意见……”

“好吧，我一定转告，”玛丽娅·巴甫洛夫娜重复说。

“对有才能的年轻人的支持……一定会作出有教益的鼓励……”

“一定转告。再见，”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更加客气地告别说。

“呀，对不起！”话音未落，就听见一包东西落到了地上，稿纸发出沙沙声，接着是穿胶皮套鞋的声音，又是“再见！衷心的深深敬意……十二万分感谢……深刻的……内心满怀感激之忱……”

最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把散乱的手稿连同扯断的绳子放到了书桌上。

“告诉他们，我不再写东西了……不需要写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望着手稿说。

虽然如此，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仅看了全部手稿，而且还给送手稿来的人逐个作了答复。

在《海鸥》演出获得成功以后，有好几年这里可能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手稿中的笔误：不是几年，而是几月。他不在，别以为我们重逢的场面是令人感动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比平常更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亲切地莞尔一笑——仅此而已。安东·巴甫洛维奇不喜欢流露感情，我呢，倒觉得有此需要，因为我已成了他的才能的热烈崇拜者。我已经难以像以前那样平平常常地对待他，而在有名望的作家面前，我不免感到自惭形秽。我很想装得比我的天赋更高大、更聪慧，便字斟句酌，竭力谈论重要的事情，样子倒很像一个精神变态的女人当着被崇拜的人的面那样。安东·巴甫洛维奇发觉了这点，显得局促不安。许多年以后，我还不能建立普通的关系，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和所有人交往中却保持着这种关系。

除此以外，这次见面，他身上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化留给我的印象，我是无法加以隐瞒的。病魔残酷地折磨他。也许我的脸色使安东·巴甫洛维奇吓了一跳，我们两人待在一起感到很难受。

幸而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很快就来了，我们商谈起正事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想获得他的剧本《万尼亚舅舅》的上演权。

“听我说，何必这样呢，不必了……我可不是剧作家啊，”安东·巴甫洛维奇推托说。

更糟糕的是，皇家小剧院也在为这件事奔走张罗。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于1899年3月1日由莫斯科小剧院接受上演。阿·伊·尤任坚决维护自己剧院的利益，他在不断进行活动。

如果我们两家剧院中有一家遭到拒绝，一定会委屈得痛苦不堪，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安东·巴甫洛维奇想出各种理由，既不把剧本交给这个剧院，也不交给那个剧院上演。

“我还得修改剧本，”他对尤任说，对我们则加以说服：

“我还不了解你们的剧院。我必须看看你们演得怎样。”

偶然的机会帮了我们的忙。皇家剧院的一位官员邀请安东·巴甫洛维奇进行磋商。如果那官员能亲自屈尊来访安东·巴甫洛维奇，当然会更恰当些。

谈话一开始就非常使人纳罕。那官员首先向著名的作家问道：

“您干什么工作?”

“写作，”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惊异，回答说。

“那就是，当然我是知道的……不过……您在写什么?”那官员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伸手去拿帽子，准备走了。

于是，那位大人更加狼狈地急忙把谈话转入了正题。事情原来是这样，剧目委员会审阅了《万尼亚舅舅》，不同意第三幕出现的开枪射击。终场的部分必须改写。会议记录中大致写上了下列难以解释的理由：用手枪射击大学教授，那位获得学位的人物，是不准许的。指会议记录中的一项，上面写道：“对教授的才能感到绝望，对他的无礼感到愤怒，不能作为对他开枪射击的充分理由，观众甚至可以怀疑，万尼亚舅舅的行为和醉酒有关，作者不知何故经常以此表现万尼亚舅舅和阿斯特罗夫。”

这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告辞了，临行前要求把这份妙不可言的记录副本寄给他。他曾把这份副本给我们看，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愤怒。

经过这次带戏剧性的可笑事件，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但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是坚持说：

“我还不了解你们的剧院。”

这是耍花招。他只不过想观看我们演出的《海鸥》。于是，我们答应为他演出。为契诃夫所作的非公开演出是在1899年5月1日。契诃夫不满意尼娜·扎列钦娜娅和特里戈林这两个角色的扮演者（同年5月9日给高尔基的信）。过了几天，5月15日契诃夫在给巴·费·约尔丹诺夫的信中谈到了自己对这次演出的总的印象：“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我演出了我的《海鸥》。演得很了不起。”

由于没有固定的场所，我们的剧院暂时只能安顿在尼基丁剧院，这是一家一向没有什么观众的剧院。所有的道具都运到了那里。

剧院显得肮脏、潮湿、光线不好、空空荡荡，再加上运来的道具，看来是不会使演员和他们惟一的观众发生兴趣的。然而，这次演出倒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高兴。大概，他在不得已居住雅尔塔期间，已渴望观看演出了。

他怀着几乎孩子般的高兴心情在台上走来走去，并且走遍了演员的肮脏的化妆室。他喜欢的不仅是剧院的演出，而且还有它的后台活动。

他对演出是中意的，但也指责几个角色。其中包括我扮演的特里戈林。

“您演得很出色啊，”他说，“不过不是我创造的人物，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人物。”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

“他穿的是方格裤和破皮鞋。”

这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剌剌不休的追问的全部说明。

“穿的是方格裤，而且是这样抽雪茄烟……”他不熟练地用手势作解释。

我从他那里再没有得到什么意见了。

他总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意见：简短而形象化。

这些意见使人感到惊异，并且深深印入脑海中。安东·巴甫洛维奇好像在出字谜，在你猜中以前，是无法把它摆脱的。

过了六年，在第二次上演《海鸥》时《海鸥》在艺术剧院再度上演是在1905年。，我才猜出这个字谜。

确实，我为什么把特里戈林演成漂亮的花花公子，穿着白裤子和同样颜色的洗海水浴用的便鞋？难道是因为人们都爱慕他？难道这件西服对俄国文学家来说是典型的吗？问题当然不在于方格裤、破皮鞋和雪茄烟。尼娜·扎列钦娜娅读了特里戈林的许多动人的但空洞的短篇小说，她爱慕的不是他，而是少女的幻想，这就是受伤的海鸥的悲剧。这就是生活的嘲笑和粗野。一个外省姑娘初恋时既不会注意方格裤，也不会注意破皮鞋和气味难闻的雪茄烟。这种生活的反常现象要很久以后，在生活遇到挫折，遭受一切牺牲，恋爱成为习惯时才能认识到。需要新的幻想，因为要生活下去，——尼娜却到信仰中探求它们了。

然而，我却演得离了谱。

他对其中一个角色的指责，几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指玛·柳·罗克萨诺娃扮演的尼娜·扎列钦娜娅。很难想象一个特别温和的人会如此毫不留情。安东·巴甫洛维奇要求立刻更换角色。他丝毫不加原谅，以停止继续上演作为威胁。

在谈到别的角色时，他用亲切的玩笑指出演出的缺点，但是，一涉及演得不成功的角色，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改变声调，无情地给予沉重的打击：

“听我说，这样是不行的。您是在从事一项严肃的工作，”他说。

这就是他毫不留情的原因。

这些话也说明了他对我们剧院的态度。他既不说恭维话，也不作详细的评论和鼓励。

整个春天，由于气候暖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待在莫斯科，每天都来看我们排练。

他并不注意我们的工作。他不过想处在艺术的氛围中，和愉快的演员们聊聊。他喜欢剧院，但不能容忍它低级庸俗。这些低级庸俗使他病态地蜷缩起身子，或者离开它们出现的地方。

“对不起，我要回去了，有人在等我，”就这样他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思忖。

过了几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像起了反射作用似的说了一句出乎大家意料的话，它准确地刻画出使他感到侮辱的低级庸俗。

“我原……则上表示抗议，”有一次他突然说，并且不住地哈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非纯粹血统的俄罗斯人的冗长得无法形容的演说，他谈到俄罗斯乡村的诗歌，在演说中引用过这句话。

我们当然抓住每个机会谈到《万尼亚舅舅》，但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们提的问题回答得很简短：

“全部都写在那里了。”

可是，有一次他说得很明确。有人谈起在外省看到《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情况。在那里，主要角色往往被演成破落的地主，穿擦了油的靴子和农夫的衬衫。在舞台上总是把俄国地主扮演成这样的。

天啊，这种庸俗对安东·巴甫洛维奇起了什么影响！

“听我说，这样是不行的。我在剧本中写的是，他系着非常漂亮的领带。非常漂亮！你们要记住，地主比你我都穿得讲究。”

这里问题不在于领带，而在于剧本的主要思想。天生有才的阿斯特罗夫和温文尔雅的万尼亚舅舅在穷乡僻壤沉沦下去，而教授这个蠢人却在彼得堡坐享清福，和自己类似的人物统治着俄罗斯。这就是作者有关领带的潜在的导演说明。

1899年《万尼亚舅舅》在我们剧院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观众要求“给契诃夫拍电报致敬！”

从写的信来看，安东·巴甫洛维奇整个冬天都向往着到莫斯科来。现在他衷心怀念着我们的剧院，如果不算专门为他演出的那场《海鸥》，他还一次也没有看过剧院的演出。

他开始构思为我们写一个剧本。

“但是，为了这一点必须看看你们剧院的演出，”他在信中反复说。

后来才知道医生禁止他春天到莫斯科来，我们明白了他的暗示，便决定整个剧团带着全部布景道具到雅尔塔去。

1900年4月的一天，全团人员带着眷属连同演出四个戏所需要的道具布景从莫斯科出发到塞瓦斯托波尔去。1900年4月10日艺术剧院到克里米亚去，在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演出四个戏：契诃夫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豪普特曼的《孤独者》和易卜生的《海达·加布勒》。随同我们前往的有几个热烈崇拜契诃夫和我们剧院的观众，还有著名的评论家谢·瓦·瓦西里耶夫（弗廖罗夫）。他此行目的是专门详细了解我们演出的情况。

这是一次民族大迁移。在这次旅行中，我特别记得生平第一次和妻子分别的亚·罗·阿尔乔姆。在旅途中，他又挑选亚·列·维什涅夫斯基作“妻子”，在这段时间里维什涅夫斯基成了他的动力，他的意志。快到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阿尔乔姆问大家，那里有没有出租马车，是否要步行上山等等。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只要维什涅夫斯基好久不在他身边，阿尔乔姆便派人去找他。老头子整个旅途中一谈就是死，情绪十分阴郁。

当驶近塞瓦斯托波尔的时候，开始出现了隧道、悬崖和风景秀丽的地方，全团人员都纷纷来到车厢小平台上。情绪阴郁的阿尔乔姆也在维什涅夫斯基的卫护下，上路后第一次出来了。维什涅夫斯基生来富有热情，他安慰阿尔乔姆：“不，萨沙，你不会死的！你何必要死呢！瞧，海鸥，大海，悬崖，——不，你不会死，萨沙！”

而阿尔乔姆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悬崖、大海、火车驶过的美丽如画的曲折海滨的感染下，活跃起来了。他用熊熊燃烧似的眼睛眺望着周围的景色，突然他把头一摆，不怀好意地转向维什涅夫斯基诡谲地说：

“我还是死了吧！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然后懊恼地转过身来添加说：

“瞧，我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克里米亚没精打采地迎接我们。从海上刮来一阵冷风，天空乌云密布，旅馆里生了火炉，我们仍然冷得要命。

剧院入冬以来就将门用木板钉上了，暴风雨刮走了我们贴的海报，这些海报本来就没人看一看。

我们心情沮丧极了。

可是，瞧，太阳出来了，大海绽开了笑容，我们也乐开了。

来了一些人，拆下了钉的木板，敞开了门。我们走了进去。那里冷得像地窖里一样。这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室。就是一星期内也不能使气味消散，但两三天后我们就得演出了。我们更为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身体担心，在这种发霉味的空气中他怎么能待下去。我们的太太整天在为他挑选座位：哪里坐起来更合适，哪里可以避风。我们一批人越来越经常地聚集在剧院附近，于是剧院四周生活沸腾起来了。我们都怀着节日的愉快心情——春天来临了，大家换上了新的上衣、帽子，一切都显得生气勃勃，而我们大家都以自己是演员而喜不自胜。同时我们也竭力做到举止庄重，——这可不是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子，而是首都的剧团。

最后，来了一位服饰华丽的夫人。她自称是当地的贵族，契诃夫的朋友，要求每场演出都订一个按字母排列的包厢。观众们跟在她后面走向售票处，已公布的四场演出的票子很快就卖完了。

大家等待契诃夫的到来。这时候，请假去雅尔塔的奥·列·克尼碧尔没有给我们来信，这使我们焦急如焚。复活节前的星期六她带着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回来了，说安东·巴甫洛维奇生病了，恐怕不能到塞瓦斯托波尔来。

这消息使大家很沮丧。从她那里我们还了解到，雅尔塔暖和得多（这是从那里经常来的消息），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位非常的人物，几乎俄罗斯文学界的所有代表人物，像高尔基、马明西比里亚克、斯塔纽科维奇、布宁、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奈焦诺夫、斯基塔列茨，都在那里。

这使我们更焦急不安了。这一天大家都去买了甜乳渣糕和圆柱形甜面包，准备在异乡迎接开斋节。

午夜教堂的钟声不像莫斯科的那样，唱诗也不像那样，而甜乳渣糕和圆柱形甜面包则带有土耳其糖果的气味。

阿尔乔姆把塞瓦斯托波尔批评得一无是处，并且打定主意只能在故乡迎接复活节。但是，另一方面，开斋后在海滨的漫步和早春清晨的空气，使我们忘记了北方。黎明的景色是如此美好，我们唱起了茨冈歌曲，在大海的喧哗声中朗诵诗作。

第二天，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安东·巴甫洛维奇搭乘的那艘轮船抵达。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他最后一个从船上休息室里出来，面色苍白、消瘦。安东·巴甫洛维奇咳得很厉害。他的眼睛忧郁而带有病容，但竭力装出亲切的笑容。

我真想哭起来。

我们的摄影爱好者在轮船的搭板上为他照了相；这帧相片中的情景写进了他当时正在构思的剧本中（《三姐妹》）。

大家不拘礼节，纷纷提出了他的健康问题。

“很好。我完全健康，”安东·巴甫洛维奇回答。

他不仅不喜欢外人，而且也不喜欢至亲好友关心他的健康。他自己呢，不论身体多么不舒服，从来没有抱怨过。

他很快就到旅馆去了，直到第二天我们不再去打扰他。他住在韦特策尔，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住在基斯特）。大概他害怕住得靠近海滨吧。

第二天，即复活节的星期一，我们的巡回演出开始了。我们面临着双重的考验：安东·巴甫洛维奇和新的观众。

整整一天是在激动和奔忙中度过的。

我在剧院里只偶尔看到安东·巴甫洛维奇。他是来看自己的包厢，同时担心两个问题：是否把他和观众隔开，“贵夫人”的座位在哪里。

不管严寒凛冽，他仍穿着薄大衣。大家多次对他提到这一点，但他还是简短地回答：

“听我说！我很健康！”

剧院里寒气逼人，因为到处是裂缝，又没有取暖设备。化妆室里点了煤油灯取暖，但风把暖气吹走了。

晚上，我们都挤在一间小化妆室里化妆，用身体散发的热量使室内暖和起来，而爱好打扮的女士们穿的是薄纱外衣，她们只得跑到邻近的旅馆里，在那里取暖，换衣服。

八点钟，一阵尖锐的手摇铃声招呼观众进场观看《万尼亚舅舅》的首次演出。

剧本的作者坐在经理厢座里，躲在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和他妻子的背后，他那黑糊糊的身影使我们十分激动。

观众对第一幕反应冷淡。剧终时观众热烈欢呼，演出获得了成功。他们要求和作者见面。他感到左右为难，但还是登上了舞台。

第二天，过度兴奋的阿尔乔姆卧病在床，没有来排练，安东·巴甫洛维奇非常喜欢替人看病，他一听到这件事，就因为有了病人而高兴起来。何况这个病人又是他向来十分喜爱的阿尔乔姆。他和季霍米罗夫马上到病人的住所去。我们一直跟在后面探问，想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怎样给阿尔乔姆看病。有意思的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去病人住所的路上，弯到家里拿了一把小锤子和一个小管子。

“听我说，没有这些工具，我是无法看病的。”他关心地说。

他在阿尔乔姆身上这里听听，那里敲敲，摆弄了好半天，然后断定说，一般这是用不着诊治的。他给了他一块薄荷糖，说：

“听我说，把它吃下去！”

诊治就此结束，因为第二天阿尔乔姆便恢复了健康。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在排练时前来，但是，由于剧院里太冷，他只能偶尔来看看，大部分时间坐在剧院前面那个阳光普照的广场上，那里是演员平时晒太阳的地方。他和他们愉快地聊天，不断地说：

“听我说，你们的剧院啊，真是件妙事，是非常出色的事。”

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在那时说的所谓口头禅。

通常总是这样：他坐在广场上，神情显得活跃、愉快，跟男演员或女演员闲聊，特别是跟克尼碧尔和安德列耶娃，他当时在追求她们，——一碰到机会就大骂雅尔塔。这时候听起来带有悲伤的调子了。

“这个海在冬天黑得像墨水一样……”

有时候，他会突然说几句话来抒发苦闷和忧郁。

我记得他就在这里和剧院的木匠待了几小时，教他“学”蟋蟀叫。

“蟋蟀是这样叫的，”他一边说一边比画，“随后停顿几秒钟，又‘瞿—瞿’叫起来。”

有一位先生总在固定时间到广场上来，谈论文学方面的一些情况，压根儿是没有价值的。于是，安东·巴甫洛维奇马上悄悄地离开了。

第二天演出的《孤独者》给他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印象，他在演出后说：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剧本啊！”

他说，剧院在生活中一般是很重要的，因此一定要为剧院写作剧本。

就我记忆所及，他是在《孤独者》演出后第一次谈到这些话的。

在广场上的谈话中，他曾提到《万尼亚舅舅》，交口赞扬参加该剧演出的全体演员，对我只提了一个意见，那是最后一场有关阿斯特罗夫的：

“听我说，他一定要吹口哨。万尼亚舅舅呜呜咽咽哭的时候，他一定要吹口哨。”

我当时抱着率直的人生观，怎么也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这个人在如此富于戏剧性的地方怎么能吹口哨。

他总是在演出开始前很早就来了。他喜欢到舞台上看看怎样安放布景。幕间休息时他跑到化妆室去和演员闲聊。他一直非常关心剧院的琐事，比如说，怎样把布景放下来，怎样照明。人们当着他的面谈到这些事情时，他总是站在那里微笑着。

在演出《海达·加布勒》的时候，他常常趁幕间休息跑到化妆室来，一直到下一场开始还坐在那儿。这使我们感到困窘。我们认为，如果他再不急于回到观众厅去，那就是说不喜欢这场演出。而当我们问他这件事的时候，他完全出乎我们预料地说：

“听我说，易卜生不是个戏剧家！”

在塞瓦斯托波尔，安东·巴甫洛维奇没有看到《海鸥》的演出，——他是在以前看到的，而这时天气起了变化，时常有暴风雨，他的健康更差了，不能不离开这里。

《海鸥》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演出的。狂风大作，以致每个侧面布景都要由一个工匠来扶着，以免被风刮倒在观众身上。从海上时刻传来轮船的警报笛声和汽笛的鸣叫。风吹过舞台，我们穿的外衣都被刮了起来。下雨了。

这时候还出了这样一件事。舞台上无论如何需要灯光，而这只有把市立公园一半的灯关掉才能办到。要放弃这个有效的方法看来怎么也不可能了。在这关键性的时刻，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吩咐干脆把市立公园一半的灯关熄了。

《海鸥》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演出结束后，门口聚集了一大群观众。我手里撑着伞刚刚走到台阶上，就有人抓住了我，好像是一些中学生。但是他们没能制服我。当时我的处境确实是够可怜的：那些中学生喊叫着，把我的一条腿抬了起来，由于他们拖着我向前跑，我的另一条腿只能一步步地跳着，而手里的那把伞早已飞得不知去向了，大雨瓢泼似的浇在身上，连说明一下都不可能，因为大家都在高喊“乌拉”。妻子跟在我后面奔跑，担心我被弄成残废。幸而他们不久就筋疲力尽，放开了我，就这样我拖着两腿走到了旅馆门口。但是，他们在门口还想耍些花招，把我拦在肮脏的台阶上。

看门人走了出来，替我全身擦干净，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中学生还久久显出激奋的样子，议论着为什么事情会弄成怎样。

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大人物我们都认识了，在去雅尔塔之前，各方面给我们打来电话：“西北风，东北风，有风浪，没有风浪。”所有的海员都说，一切情况良好，在阿伊托多尔附近才有风浪，这里是海湾，我们将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

但结果是什么海湾也没有，我们被颠簸得那么厉害，至今还不能忘却。

我们一路上弄得狼狈不堪。我们当中许多人带了妻子和儿女。有些塞瓦斯托波尔人和我们一起到雅尔塔去。奶妈、侍女、孩子、布景道具——一切都混杂在一起待在轮船的甲板上。一群观众聚集在雅尔塔的码头上，他们身穿讲究的衣服，手捧鲜花，海面上却风雪交加——总之，充满一片混乱。

这时候我们心头不禁涌上了一种新的感觉，觉得观众承认了我们。接着而来的是欢乐，对新环境感到不自在，受到初次欢迎的困窘。

我们刚到雅尔塔，还来不及安排好旅馆房间，洗洗脸，熟悉一下环境，我就在迎接维什涅夫斯基了，他快步跑来，大喜过望，大声说着什么，忘乎所以地喊道：

“我刚刚和高尔基认识了——那么动人心魄啊！他已打定主意给我们写剧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

第二天早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到剧院去。那里在拆墙，打扫，洗刷——一句话，大家都在起劲干活。在舞台上，在刨屑和尘土飞扬中走来走去的有拿手杖的阿·马·高尔基，还有布宁、米罗柳鲍夫、马明西比里亚克、叶尔帕季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参观了舞台，大伙儿就往市立公园早餐。整个凉台一下子挤满了我们的演员，我们把全部公园占据了。在单独的一张小桌旁坐着斯坦纽科维奇，——他不知为什么没有和大伙儿在一起。

从那里出来，大家一起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去，有的人步行，有的人乘坐能容纳六个人的轻便马车。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总是摆好着台面，或者吃早餐，或者喝茶。房屋还没有修好，但房屋周围已有一片花木扶疏的花圃，这是他刚刚移栽过来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神情异常活跃，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好像死而复生似的。他使人想起——这一印象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一所整个冬天门窗紧闭或钉死的房屋。春天来临了，有人突然打开了门窗，所有的房间豁然明亮，绽开了笑脸，闪耀着光辉。他背着手一直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时扶一扶夹鼻眼镜。他一会儿出现在摆满新书和杂志的凉台上，一会儿脸上带着不会消失的微笑来到花园里，一会儿到院子里。有时候他躲到了自己的书房里，那显然是在休息了。

一些人来了，一些人走了。一次早餐刚结束，又来一次。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作为忠实的女友或未来的主妇，卷起袖子精力充沛地帮助料理家务。

在房间的一角，有人在争论文学问题，而在花园里，有人像小学生那样在比赛丢石子，看谁丢得远，在第三堆人群里，伊·阿·布宁以非凡的才能在表演什么，哪里有布宁，哪里总有安东·巴甫洛维奇，他站在那里，大笑得透不过气来。即使在安东·巴甫洛维奇情绪好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会像布宁那样引得他发笑。

高尔基是我注意的中心人物，他的魅力立刻吸引了我。他那不寻常的身躯和脸孔，发“O”的口音，兴奋时伸出拳头指指点点的不同一般的姿势，那明朗的孩子气的微笑，那不时显露出凄切的动人的脸，那引人发笑的或者坚强有力、娓娓动听的形象化语言，都流露出一种内心的柔和与和谐，尽管他背有点驼，但他的身形却具有独特的塑造性和外形美，我往往突然发现自己在欣赏他的神态或姿势。

而他那常常注视着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倾慕的目光，听到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一点声音时就浮现出微笑的脸，以及听到他说俏皮话时响起的友善的笑声，不知怎么使我们接近起来，对主人产生了共同的好感。

安东·巴甫洛维奇一向喜欢谈当时最吸引他注意的事情。这时候他带着孩子般的天真神情从这一个人走到那一个人跟前，重复说着同一句话：客人中有哪一位看过我们的戏。

“这可是一件妙不可言的事啊！您一定要为这家剧院写剧本。”

接着他不知疲倦地说《孤独者》这个剧本是多么精彩。

高尔基讲述自己流浪生活的故事，马明西比里亚克那种异乎寻常、别开生面的幽默有时达到了戏谑的地步，布宁说着文雅的笑话，安东·巴甫洛维奇会出乎意料地接着别人的话说几句，莫斯克温一针见血地说俏皮话——这一切形成了一种气氛，把所有人都结合在艺术家的大家庭中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应该到雅尔塔去聚会，甚至谈到了为此建造住所的事。总之，春天，大海，欢快，青春，诗歌，艺术——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气氛。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家里，几乎每天都重复出现这样的白天和晚上。

在剧院的售票处聚集着各种身份的观众，包括两个首都的衣饰豪华的贵妇人和男伴，从俄国各外省城市来的教师和职员，当地的居民和害肺结核的病人，他们在忧郁的冬天还不忘记艺术的存在。

第一次演出后，收到了不少礼物和纪念品等。尽管在剧情达到悲惨的地方，市立公园的弦乐队竟给我们响亮地伴奏起波兰舞曲或进行曲，演出还是获得很大的成功。

在市立公园的凉台附近，进行了一场有关新艺术流派和新文学的热烈争论。一些人，甚至是著名的作家，不懂得写现实艺术的最基本的东西，另一些人则完全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渴望在舞台上看到不值得演出的东西。不管怎样，这次演出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因此达到了目的。在场观看的所有文学家似乎突然想起了还有剧院存在，于是有的人暗自，有的人公开表现出想写剧本的愿望。

演出时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为难的是，必须应观众的邀请登台，几乎每天要接受他们的欢呼。他因此有时突然出其不意地离开剧院，于是就不得不上台宣布作者不在剧院里。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不过躲到后台，从一个化妆室踱到另一个化妆室，尽情享受着舞台生活的乐趣，体验着它带来的兴奋、激动、成败和使人更敏锐地感受生活的紧张不安。

每天早晨，大伙儿都聚集在海滨，我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阿·马·高尔基，在散步时他谈到那个未来剧本各种情节的构思。他的孩子马克西姆卡血气方刚，常常做出一些意料不到的玩意儿，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在我们逗留雅尔塔期间，还有一件事深印在我的脑际。有一次，我白天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去，看到他声势汹汹，脾气暴躁，头发蓬乱；总之，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直到他平静下来，才说了下面的事。他是非常敬重妈妈的，现在妈妈终于准备到剧院去看《万尼亚舅舅》了。对老太太来说，这是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日子，因为她去看的是安托沙写的剧本。她一早就开始张罗忙碌了。老太太翻箱倒柜，在箱底找到了一件老式绸衣，准备穿了去看盛大的演出。这个计划偶然泄露了，安东·巴甫洛维奇为此甚为激动。这使他想象到这样的情景：儿子写剧本，妈妈却穿着绸衣坐在包厢里看戏。这种令人感伤的情景使他如此惴惴不安，竟想到莫斯科去，免得参与其事。

晚上，大家有时候在“俄罗斯”旅馆的一个单独套间里聚会，有人在弹钢琴，弹得很幼稚，仿佛刚学会似的，虽然如此，高尔基会顿时感动得流泪。

有一次，不知怎么高尔基高兴起来，谈了他准备写的那个剧本的情节。旅店，恶臭，板床，漫长的寂寞的冬天。人们由于恐惧都变得凶狠了，失去了耐心和希望，在忍无可忍下，便互相折磨，大发议论。每个人竭力想在别人面前显出他自己还是一个人。一个曾经当过堂倌的人大肆夸耀那不值一文的纸硬胸，这是他以前过豪华生活时惟一留下的东西。一个旅店住客为了捉弄他，偷偷地拿走了这个纸硬胸，把它撕成了两半。堂倌发现了撕碎的硬胸，由此引起了一场争吵和灾祸。他陷入了悲观绝望中，因为随着这个硬胸的失去，他中断了和以前生活的任何联系。谩骂和争吵继续到深夜，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警察快要来巡查，这时方才停止。大家都急忙准备恭候警察的到来，每个人奔来奔去把自己珍贵的或败坏自己名誉的东西藏起来，然后各自躺到板床上假装睡着。警察进来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被带到警察局去了，板床上的人仍然睡着，只有一个笃信上帝的老人在寂静中爬下炉台，从布袋里取出蜡烛头，点着了，开始虔诚地祷告。一个鞑靼人从板床上探出头来说：

“替我祷告吧！”

第一幕就到此结束。

下面几幕只是谈了个提纲，因而难以弄清楚。最后的一幕是春天，阳光，旅店的住客在垦地。疲惫不堪的人们来到喜气洋洋的大自然中，似乎显得活跃了。甚至在大自然的影响下，人们好像彼此亲热起来。这就是阿·马·高尔基对我说的有关剧本的一切，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剧团结束了这次演出，特地在法尼·卡尔洛夫娜·塔塔里诺娃家宽敞的楼顶平台上举行丰盛的早餐，以作告别。我记得那气候炎热的一天，那装饰得像过节一样的遮棚，那在远处闪耀着光芒的大海。这里有剧团的全体人员，有可以说以契诃夫和高尔基为首的来到这里的整个文学界人士，还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我记得那像南方阳光一样热烈、激情的讲话，讲话中洋溢着希望，无穷尽的希望。

我们在雅尔塔的停留就是以在露天下举行的这一美妙的节日作为结束的。

第二年我们演出了《雪姑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1900年9月14日在艺术剧院首次演出。、《舒托克曼医生》易卜生的剧本。1900年10月24日在艺术剧院首次演出。《三姐妹》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易卜生的剧本。1900年10月28日在艺术剧院首次演出。。

戏剧季节一开始，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常常给这个或那个人写信。他要求大家告诉他有关剧院的生活情况。他写的寥寥数行的信和他那经常的不为我们察觉的关心，对剧院起了很大的影响。只有现在，在他去世以后，我们才觉得它是多么珍贵。

他对一切细节都感兴趣，当然，特别是剧院的剧目。我们一直怂恿他为我们写剧本。从他的来信中，我们知道他正在创作一个取材于军队生活的剧本，从信里还了解到一个团队从哪里调到哪里。可是，要从这些简短的、不连贯的词句中猜到剧本的情节，却是不可能的。他写的信和他写的作品一样，是轻易不多花笔墨的。这些不连贯的词句，这些片断的创作思想，只有到后来我们了解了整个剧本，才知道它们的真实意义。

也许他没有写好，也许相反，他早已写好，但不愿过早脱手，把剧本搁在书桌里，千方百计拖延寄出这个剧本的时间。作为一种托词，他对我们断言，世界上有多少出色的剧本，还说“应该上演豪普特曼的剧本，应该请蒙普特曼再写一个”。至于他可不是剧作家等等，等等。

这些托词使我们非常失望，于是我们写信去恳求，请他尽快把剧本寄来，以拯救剧院等等。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们这是在强迫一位大艺术家写作。

最后，寄来了一幕或两幕用熟悉的清秀笔迹写的剧本。我们如饥似渴地读完了，但是，正像一切真正的舞台作品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它主要的美在读时是不会显露出来的。只根据手头的两幕剧本，既不可能制作布景的模型，分配角色，也不可能进行不管什么样的舞台准备工作。于是，我们不惜花费最大精力来获得另外的两幕。我们是经过一番努力才得到的。

最后，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仅同意寄来剧本，而且亲自送来了。契诃夫于1900年10月24日来到莫斯科，一直住到12月11日，他几乎参加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三姐妹》的全部排练。

他本人从来不念自己的剧本。他参加剧院的朗读多少有点困窘和激动。当开始朗读并请他说明情况的时候，他非常不好意思地拒绝了，说：

“听我说，我知道的一切都写在那里了。”

确实，他从来不善于评论自己的剧本，总是满怀兴趣地，甚至惊异地倾听别人的意见。最使他惊讶的，而且直到去世不能信服的意见是，认为他的《三姐妹》和后来的《樱桃园》是描写俄国生活的沉痛的正剧。参阅安·巴·契诃夫给玛·巴·莉莉娜（阿列克谢耶娃）1903年9月15日的信。——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注③

他深信不疑地说，这是快乐的喜剧，几乎是通俗喜剧。我不记得，他有没有像在这次聚会上第一次听到对他剧本的反应那样，如此激昂地坚持过别的意见。

当然，我们趁作者在场的机会，想听到一些我们所需要的详情细节。但是，就是在这里他的回答也很简短。我们当时似乎觉得他的答复是不清楚的、难以理解的，后来才认清这些意见具有异乎寻常的形象性，并且发现它们对他和他的作品都有典型意义。契诃夫写完《樱桃园》后，曾给玛·巴·莉莉娜一封信，谈到《樱桃园》：“我写的不是正剧，而是喜剧，有些地方甚至是通俗喜剧，我担心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聂米罗维奇丹钦科]不了解我的意图。”

在准备工作开始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坚持要我们务必邀请他认识的一位将军。指维·阿·彼得罗夫上校。他要求剧本的军事生活方面每个细节都能达到真实。而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却像一个局外人那样，似乎与事情毫无关系，从旁观察我们的工作。

他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了解普洛佐罗夫剧本《三姐妹》中的人物。——译者注家的内部情况，没有给予帮助。可以看出来，他熟悉这所房屋，看见过它，但根本没有注意房间、家具、陈设和其他一切东西——总之，他只是感到每个房间的气氛，而没有注意房屋的墙壁。

文学家就是这样体验周围的生活的。可是，对导演来说，这就太少了，因为导演必须明确地勾勒和选定一切细节。

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当布景师和导演的目标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构思相一致的时候，他会和善地笑起来。他久久地看着布景的模型，端详着各个细微部分，和善地哈哈大笑。

必须养成一种从布景可以判断剧情的发展，了解全剧的习惯。这种纯粹戏剧的、舞台的敏感是他固有的，因为安东·巴甫洛维奇天生就是一个有演剧风味的人。他喜爱、理解和体会戏剧——当然，这是指优秀的戏剧。他十分喜欢重复讲他年轻时演出各个戏剧的故事，以及在业余演出的尝试中所闹的各种笑话。他喜欢排练和演出时的不安情绪，喜欢舞台上匠人们的工作，喜欢倾听舞台生活和舞台技术设备方面的琐事，但他特别关心的是舞台上真实的音响效果。

他对整个剧本的命运感到不安，但最使他担心的是第三幕大火时后台怎样发警报。他想把外省那种叮叮当当的钟声表演给我们看。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就向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走来，竭力用手势、节奏和姿势来激起外省警报的撕裂人心的情绪。

他差不多每次都来看自己剧本的排练，但偶尔才慎重地、几乎胆怯地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有一件事他特别坚持：他担心这个戏演得像《万尼亚舅舅》那样，把外省的生活过分夸大和漫画化，担心把军人演成为一般的、马刺叮叮作响的虚有其表的戏剧人物，而要演成普通的、讨人喜欢的和优雅的人，他们穿的是破旧的制服，而不是戏里的制服，没有任何舞台上所表演的军人的姿势，不耸肩，也不粗暴等等。

“这些都不存在了，”他特别热烈地肯定说，“军人们已经起了变化，他们变得文明了。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开始明白，在和平时期他们应当把文化带到遥远的穷乡僻壤去。”

谈到这一点，他更坚决地说，当时军界人士知道这个剧本写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多少有点焦急地在等待上演。

排练是在安东·巴甫洛维奇介绍来的那位将军的参加下进行的。他和剧院相处得那么亲密无间，而且与排练的剧本的命运深深结合在一起，以致常常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反而更多地担心这个或那个演员不适合角色，或者个别地方演得不恰当。

安东·巴甫洛维奇看过剧院上演的全部剧目，提出了简短的意见，这些意见总是使我们反复考虑其突然提出的意义，从未立刻领会。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会。举例说，我在上面提到的《万尼亚舅舅》最后一幕阿斯特罗夫在悲伤的气氛中吹口哨就是这样。

安东·巴甫洛维奇甚至来不及等到《三姐妹》彩排就离开了，原因是他的健康渐渐恶化，使他不能不去南方疗养，于是他便到尼斯去了。契诃夫于1900年12月11日到尼斯去，他从那里写信来要求修改《三姐妹》第三、四两幕。在从国外给克尼碧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维什涅夫斯基的信中，曾提到对剧本的个别意见。

从那里我们收到过几封便函，有的指出舞台上应该这样，有的谈到在某句台词后面应该加上一句。例如，寄来过一封便函，上面写着：“巴尔扎克在贝季切夫结婚了。”

另一次他突然寄来一小段场景。他寄来的这些字字珠玑般修改过的部分，经过排练，竟异乎寻常地使剧情生动起来，促使演员真实地体验到角色的心情。

他从国外寄来的便函中还有这样的吩咐。在《三姐妹》第四幕中，意气消沉的安德烈在和费拉庞特谈话时（因为谁也不愿再和他交谈）给他讲述，从一个意志消沉的外省人看来妻子是什么。本来这是长达两页的精彩的独白。突然我们收到一封便函，上面写道，这段独白必须删去，用九个字代替：

“妻子不过是妻子罢了！”

如果更深入地思索一下，在这短短的句子里包含着那有两页之长的独白所包含的一切。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很有特征的，他的作品总是言语简洁，内容丰富。在他的每个词里都隐含着一系列各个方面的情绪和思想，他不把这些形之于笔墨，而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去思索。

尽管我演出已有许多次，但每次演出，没有不在早已熟悉的台词中和不止一次体会过的角色的情感中发现新的东西，其原因就在于此。对善于思索和敏感的演员来说，契诃夫作品的深度是无可计量的。

《三姐妹》首次上演是在1901年1月31日。首次上演的前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就离开了他的住址我们早已知道的那个城市，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一来，他就不会获悉有关演出的任何消息。仅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多么激动。

剧本获得成功与否，还在未定之天。

第一幕结束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演员谢幕约有十二次之多。第二幕只谢幕一次。第三幕只有几个人稀稀落落地鼓掌，演员无法谢幕。第四幕谢幕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非常勉强地拍电报给安东·巴甫洛维奇，告诉他剧本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契诃夫经典话剧《三姊妹》劇照

第一次演出后过了三年，观众才逐渐欣赏这部了不起作品的全部的美，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他们时而发笑，时而沉默。每一幕都带来了辉煌的成功。

报刊也久久地不了解这个剧本。

在莫斯科演出的那年，这个戏才不过上演了几次，随后就到彼得堡演出了。大家在那里也等待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到来，但恶劣的气候和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成行。

回到莫斯科以后，剧院重新安排下一季度的准备工作。安东·巴甫洛维奇来了。这时候剧团里开始传说契诃夫和克尼碧尔可能结婚。确实，常常遇到他们在一起。

有一天，安东·巴甫洛维奇请维什涅夫斯基安排一次宴会，并邀请自己的亲属，不知为什么也邀请克尼碧尔的亲属。大家按时赴宴，只是不见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大家等待着，感到惶惑不安，最后得到消息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到教堂去举行婚礼，从教堂将径直前往车站，到萨马拉去喝酸牛奶。

他安排这次宴会，是为了把所有那些可能在婚礼上亲密地开玩笑的人集合在一起，免得出现一般婚礼上的喧闹。婚礼的豪华排场本来是并不怎么适合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兴味的。他们在路上给维什涅夫斯基拍了个电报。

第二年安东·巴甫洛维奇打算秋天住在莫斯科，只是到最冷的月份再到雅尔塔去。秋天他真的来了，住在这里。契诃夫待在莫斯科的时间是1901年9月17日至10月24日。这一段时期的情况我不知怎么记得不那么清楚。我只能作片断的回忆。

举例说，我记得安东·巴甫洛维奇来看我们排练《野鸭》易卜生的剧本。1901年9月19日在艺术剧院首次上演。，好像索然无味的样子。他不喜欢易卜生。有时候他说：

“听我说，易卜生不了解生活。生活里不是这样的。”

在这个剧里，安东·巴甫洛维奇看到阿尔乔姆的演出，不能不露出笑容，总是说：

“我也要为他写个剧本。他一定要坐在河畔钓鱼……”

他马上构思起来，添加说：

“……维什涅夫斯基就在附近的浴场里洗澡，拍打着水，并且大声谈话……”维什涅夫斯基这时住在桑杜诺夫斯基澡堂的房子里，每天都洗澡。安东·巴甫洛维奇说这句玩笑话由来于此。——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注

由于这种联想，他自己不禁哈哈大笑。

在一次排练时，我们再三要求他再写一个剧本，他便对未来剧本的情节作了一些暗示。

他仿佛觉得有一扇敞开的窗户，一枝盛开粉白色花朵的樱桃从花园伸进房间来。阿尔乔姆扮作一个仆人，后来又无缘无故成了管家。他的主人，有时他觉得好像是女主人，手头总是缺钱，在告贷无门的时候她就向自己的仆人或管家求援，后者不知怎么积攒了相当多的一笔钱。

后来出现了一伙打弹子的人。其中一个是狂热的爱好者。他缺一只手，非常开心，精力充沛，总是大喊大叫。契诃夫好像觉得这个角色是维什涅夫斯基扮演的。随后出现一所林中房屋，接着又变成了弹子房。然而，他提供的一些展示未来剧本的线索还是无法使我们获得任何明确的概念。于是我们更加起劲地催促他把剧本写出来。

他不喜欢易卜生，却那么喜欢豪普特曼。当时我们正在排练《米夏埃·克拉默》豪普特曼的剧本。第一次上演是在1901年10月27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十分注意这些排练。

在我的记忆中，还保留着他的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即对事物的印象反应得直率而单纯。

在《米夏埃·克拉默》彩排进行到第二幕的时候，我站在舞台上，有时候就听到他的笑声。但是，由于舞台上出现的剧情并不引起观众这样的情绪，而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意见我当然是十分重视的，因此这种笑声使我大惑不解。此外，在这一幕演出的中间，安东·巴甫洛维奇几次站起来，在中央通道上很快地走来走去，还是不住地笑着。这更使演员困惑了。

这一幕结束后，我来到观众中间，想了解安东·巴甫洛维奇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我看到他容光焕发，还是兴奋地在中央通道上跑来跑去。

我问他看后的印象。他非常高兴。

“这是多么好呀！”他说。“精彩极了，知道吗，精彩极了！”

原来他是由于高兴而笑的。只有反应最直率的观众才会笑得这样。

我想起了农民，他们由于体会到艺术的真实而在剧中最不适合的地方发笑。

“这是多么像啊！”在这种场合他们常常这样说。

在这个季度里他观看了《三姐妹》，对演出表示十分满意。不过，按照他的意见，第三幕警报的音响我们没有取得成功。他决定亲自来调整这种音响效果。显然，他想亲自和工人一起动手，给他们导演一下，并参加后台工作。当然我们派给了他几个工人。

在排练的那天，他乘车来到剧院，还有一辆马车上装满了各式各样的锅、盆和洋铁罐。他亲自把这些工具分给工人，显得神情激动，然后告诉每个人怎样敲打，说时不好意思起来。他几次来回于观众厅和舞台之间，但不知怎么一点没有结果。

演出的日期到了，契诃夫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自己安排的音响效果。警报响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种难听的杂乱声——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力敲打，这样一来，观众就听不见对白了。

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坐的经理厢座的旁边响起了骂声，起初是针对警报声，接着针对起剧本和作者来了。安东·巴甫洛维奇听到了这些谈论，几次掉换座位，越来越往进深处坐，最后，干脆离开厢座，到我的化妆室来谦逊地和我坐在一起。

“您怎么啦，安东·巴甫洛维奇，不看演出了吗？”我问道。

“是啊，听我说，那边有人在骂街……使人很不痛快……”

就这样整个晚上他一直坐在我的化妆室里。

安东·巴甫洛维奇喜欢在演出开始前来到剧院，坐在正进行化妆的演员对面，观察化妆怎样改变一个人的面貌。他默默地、聚精会神地望着。遇到演员脸部的化妆正好符合他扮演的角色时，安东·巴甫洛维奇便会一下子高兴起来，舒展开浑厚的男低音哈哈大笑，随后又默不作声，凝神地注视着。照我看，安东·巴甫洛维奇是一个出色的观相家。有一次，我的一个亲近的朋友到化妆室来看我，他为人乐观愉快，在自己这伙人中被认为有点放荡不羁。

安东·巴甫洛维奇一直注视着他，板起面孔坐在一旁，没有参加我们的谈话。

等到这位先生一走，安东·巴甫洛维奇那晚上不止一次到我这里来，提起有关这位先生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注意他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说：

“听我说，他将来会自杀的。”

我觉得这样的联想非常可笑。过了几年，当我获悉这个人真的服毒自尽时，我惊异地记起了这个联想。

一般总是这样：我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去，坐上一会儿聊聊天。他总是坐在那只软沙发上，不时咳嗽，偶尔抬起头，从夹鼻眼镜里望望我的脸。

我自己似乎也很高兴。一到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我便会忘却在到他这里来以前发生的所有不愉快的事件。可是，当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利用机会，突然问道：

“听我说！您今天的脸色叫人纳闷。您出了什么事？”

在人们称他为悲观主义者，而把他的主人公叫作神经衰弱者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最感到委屈。当时有一些评论家在文章里挖苦地找他的岔子，他偶尔看到了，就用手指弹着报纸说：

“您去告诉他，他（评论家）应当进行水疗……他也是神经衰弱者，我们大家都是神经衰弱者。”

随后他常常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咳嗽着，虽然露出微笑，但带有痛苦的痕迹，他加重声音重复说了几遍：

“悲观主义者！”

其实，安东·巴甫洛维奇是对未来最乐观的人，而我对于未来，只是偶尔意识到罢了。他精神饱满，经常乐观地、满怀信心地描绘我们俄罗斯生活的美好未来。而对于当前的一切，他就是不弄虚作假，不害怕真实情况。那些称他为悲观主义的人自己首先不是消极对待，就是竭力抨击当前的一切，特别是抨击安东·巴甫洛维奇生活过的八十和九十年代。姑不论给他带来无比痛苦的重病，他在雅尔塔的孤独生活，只要一想起他那经常乐观愉快的、对周围充满兴趣的面容，也未必能从这些形象中找到悲观主义者的特征。

就在1901年的春天，剧院到彼得堡去巡回演出。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这以前已经到雅尔塔去了。他很想和我们一起去，但医生不允许他离开雅尔塔。我们当时在帕纳耶夫剧院演出，我还记得，大家都非常担心当局不准我们上演高尔基的《小市民》。

在演出季节开始以前，曾特地为审查演过一次《小市民》。这次演出光临观看的有显赫的公爵、部长和图书审查机关的各级官员等。他们有权决定这个剧本能否上演。我们演得尽可能掌握分寸，还自己作了一些删节。

剧本终于批准上演了。审查委员会只命令勾去一句：

“……在商人罗马诺夫的家里……”

排练结束后，大家对扮演捷捷列夫这个角色的Б即尼·阿·巴拉诺夫。很感兴趣。Б加入我们剧团前是个歌手，不知怎么薪金很低，他仅仅是为了脱离合唱团才来的。他身材魁梧，有着主教似的低音。几年来他默默无闻，自从扮演十分适合他个性的捷捷列夫这一角色后，就名噪一时。

我记得，高尔基当时对他称道不止，而安东·巴甫洛维奇却坚决说：

“听我说，他是不适合你们剧院的。”

排练后他被领到观众厅里来了。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交口赞赏这位才子，她们认为他漂亮、聪明、有魅力。而这位才子立刻觉得如鱼得水，自高自大极了。为了炫耀自己，他用傲慢的低音对一位上流社会人士说：

“啊呀，对不起，我认不出你了。”

第一次演出开始了。《小市民》于1902年3月26日在彼得堡首次演出。台下藏匿着十几名武装警察。观众厅里许多座位坐的都是秘密警察，总之，剧院处在武装戒备之下。

幸而没有发生特别的事件。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二天，报纸刊载了赞扬的评论，Б穿着大礼服到剧院来了。当时待在办公室里的那位审查官要求介绍和Б认识。

介绍时照例寒暄了一番，接着出现了短暂的间歇，随后Б忽然抱怨彼得堡的报纸太少了。

“住在巴黎或伦敦有多么好啊，——据说那里每天出的报纸有六十种之多……”

就这样他幼稚地说漏了嘴，这说明他是多么喜欢读那捧场的文章。

第二次演出时，奥·列·克尼碧尔生病了。病势很危急，需要施大手术，大家把病人放在担架上用急救马车送往医院。

在雅尔塔和彼得堡之间电报往来频繁。病人的情况多少要瞒过生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看来他焦急如焚，而从他拍来的那些忐忑不安、关心备至的电报上，明显地表现他的异常柔和、体贴的心曲。然而，尽管他急于要来彼得堡，还是不让他离开雅尔塔。

巡回演出结束了，克尼碧尔仍不能离开这里。剧团的人员都分散走了。过了一两个星期，克尼碧尔也由人陪送到了雅尔塔。手术做得不好，她在那里又发病了，卧床不起。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的餐室改成了病人的卧房，安东·巴甫洛维奇像一位最娴静的助理护士一样护理着她。

每天晚上，他坐在隔壁房间里，重读自己那些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准备出一本集子。有几篇他已完全忘记了，他反复读着，发现它们写得又机智又可笑，不禁放开嗓子大笑。

当我缠着他，请他写新剧本的时候，他说：

“啊，是的，是的……”说着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

在这些忧心忡忡、惴惴不安的日子里，安东·巴甫洛维奇依然没有放弃离开雅尔塔移居莫斯科的想法。我们面对面详细地谈论剧院的生活，以此来度过漫长之夜。他那么关心莫斯科的生活，甚至问起莫斯科的建设情况。必须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区盖了房子，是哪种形式，谁在建造，几层楼等等。这时候他面露微笑，有时断定说：

“听我说，这有多精彩啊！”

一切文化设施和公用事业都使他感到高兴。

然而，作为一个医生，安东·巴甫洛维奇似乎缺少先见之明，因为这时他决定带着妻子到莫斯科来，而她显然是远远不适宜这样旅行的。

他们到来时，适逢我们戏剧学校春季考试。考试是在一所专用的楼房里进行，这是萨·季·莫罗佐夫专为我们排练在博热多姆卡建造的。这里的舞台大小与我们以前的几乎相同，有一个小小的观众厅。

在抵达的那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妻子就匆忙赶到这里。第二天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又生病了。病势非常严重，有生命危险，大家甚至认为没有希望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日夜不离病人，亲自为她作热敷等。我们轮班到他家里去看护，这倒不是为了病人，因为就是我们不去看护，对她也安排得很舒适了，而且医生也不准我们到她那里去，我们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好在精神上给他支持。

在这些折磨人的日子里，有一天病人的情况特别危险。所有的至亲好友都聚集在一起，商量请哪一位著名的医生诊治。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在这种场合下这是常有的事。在提出的医生当中，有一位由于职业道德上的不良行为玷污了自己的名声。

安东·巴甫洛维奇听到他的名字，十分坚决地说，如果邀请这位医生，那他将永远离开这里到美洲去。

“听我说，我也是医生，”他说，“为这件事会把我从医生中除名的……”

在屋里进行谈话的时候，著名的戏剧活动家吉利亚罗夫斯基、我和我们剧院的一位演员在街上抽烟，因为在安东·巴甫洛维奇家里，我们是从来不让自己抽烟的。在他家的对面，靠近啤酒店，停着一辆伊韦尔教堂的马车。这种马车是供伊韦尔教堂专门向各家载送伊韦尔圣母像，以供祈祷。我们的谈话转到了年轻的生命可能会结束上。这使吉利亚罗夫斯基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看来在想办法来摆脱这种处境。突然，他不戴帽子，穿过大街，走进酒店，然后坐到伊韦尔教堂的马车里喝了一瓶啤酒，给了伊韦尔教堂马车的车夫三个卢布，要他沿林荫道驶去。茫然失措的车夫抖动缰绳赶马，于是马车沉重地颠簸一下上了路，沿着林荫道驶去。吉利亚罗夫斯基从那里向我们招手致意。这就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常常喜欢谈起的那位吉利亚罗夫斯基。

当我们对安东·巴甫洛维奇讲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很喜欢讲吉利亚罗夫斯基开的一次玩笑。

事情发生在混乱时期，那时常常有人扔炸弹，警察全部出动戒备。有一次，安东·巴甫洛维奇和吉利亚罗夫斯基乘车驶过特韦尔街。吉利亚罗夫斯基手里拿着用纸包的南瓜和黄瓜。马车从警察旁边驶过时，他叫车夫停车，招呼警察过来，脸上露出严肃而认真的神情，把包好的南瓜递给他。警察接了过去。等到车夫把马车赶远了，吉利亚罗夫斯基好像警告似的朝警察喊道：

“炸弹！”

开玩笑的人乘着豪华的马车沿特韦尔街疾驶远去。茫然失措的警察吓得不敢动一动，站在街心，手里小心翼翼地拿着包好的南瓜。

“我一直回头看，”安东·巴甫洛维奇说，“我想看他后来怎么样，但始终没有看到。”

暑假来临了，大家纷纷离开，而病人仍未好转，她的病势还有危险。

直到现在，尽管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结交已久，但我并不觉得可以和他随便相处，不能随便地对待他。我总觉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有名之士，竭力使自己显得比原来聪明些。这种不自然的神色想必使安东·巴甫洛维奇感到难堪了。他就是喜欢以平易的态度待人。我妻子立刻和他建立了这种平易的关系，她总觉得和他在一起要比和我在一起无拘无束些。要描述他们两人的谈话，以及这种轻松随便的闲谈怎样使生来就毫不拘束的、纯朴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快活起来，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当我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一起坐在病人隔壁的房间里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发现我们之间这种纯朴的关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更加接近了，安东·巴甫洛维奇有时向我提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请求，显得那么一丝不苟。举例说，他知道我会注射砷制剂——我曾对他夸口说自己对这种手术很高明，——就请我给他作皮下注射。

他一边观察我做准备工作，一边赞许地微笑着，可能他已经相信我手术高明，经验丰富了。但问题在于，我只习惯于使用尖利的新针头，而这次注射的针头却使用得相当久了。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就开始给他注射。用钝了的针怎么也扎不破皮肤。我一下胆怯起来，但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手法不灵巧，更加使劲扎针，这显然扎痛了他。安东·巴甫洛维奇甚至没有颤抖一下，只是急促地咳嗽一声，我还记得，这声咳嗽使我痛心极了。这以后我心慌意乱，想法摆脱这种狼狈的处境。但始终想不出合适的办法。

我用针头按住肌肉，把注射器稍稍向一侧倾斜，好让他有扎进去的感觉，然后干脆把所有注射液射到了体外，连他的内衣都弄湿了。

注射结束了，我不好意思地把注射器放回原处。安东·巴甫洛维奇转过脸来，带着和蔼的神情说：

“好极了！”

然而，他再也不向我提出这种请求了，虽然我们事先已讲好，我将一直给他注射。

当时我们的谈话大部分是有关我们新建剧院的事，它坐落在卡梅尔斯基胡同。由于他离不开病人，我们就把设计规划、图纸等带去给他看。

在妻子患病期间，安东·巴甫洛维奇自己也耗尽了精力，身体衰弱了。他们住在萨杜诺夫澡堂的房子里，窗户对着胡同，六月的空气坏极了，污浊而又窒闷，但没有地方可去。大家都分散走了，只有我、妻子和维什涅夫斯基留下来和他相处。但我走的日子也到了，必须离开这里去水疗，以便在演出季节开始前把疗程做完。这样一来，可怜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注定要一个人留在这里。维什涅夫斯基真诚地依恋着他，决定留下来陪伴。于是我和全家就到国外去了。

在这期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惟一乐趣是去“阿克瓦里乌姆”莫斯科的夏季公园剧场，有各种户外娱乐表演。看一个非常灵巧的杂技演员的表演。只要病人情况好转，可以让她独自留在家里，他有时就去观看。最后，大约在六月底，我们得到消息说，虽然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可以出门，但要让她移居雅尔塔那是不可能的。同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也生病了。

我们向他建议，请他和生病的妻子以及维什涅夫斯基一起搬到我母亲庄园的一所侧房里去。我们夏天常在那里避暑。那里离莫斯科不远，在雅罗斯拉夫铁路线塔拉索夫卡车站，阿列克谢耶娃·柳比莫夫卡庄园。

不久，安东·巴甫洛维奇就带着生病的妻子、善良的妹妹和维什涅夫斯基搬到那里去了。

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情况，我仅能从短篇小说中知道一些。

《樱桃园》

我有幸从一旁观看契诃夫创作剧本《樱桃园》的全部过程。有一次，我们的演员阿尔乔姆和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了钓鱼，他表演了怎样把虫子挂在钓钩上，怎样把钓鱼竿甩出去，让线和钓钩沉入水底，或者带着浮子漂在水面。这些场面和其他类似的场面被这位富于才华、无与伦比的演员表演得出神入化，契诃夫看了不胜惋惜，因为剧院里的广大观众却看不到这些表演。这以后不久，我们的另一位演员在河里洗澡，契诃夫在场看见了，马上作出了决定：

“听我说，应该让阿尔乔姆在我的剧中钓鱼，而И即亚·列·维什涅夫斯基。就在旁边浴场里洗澡，他在那里拍打水面，大喊大叫，阿尔乔姆对他大为生气，因为他把鱼都吓跑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想象着这样一个场面：一个人在浴场旁边钓鱼，另一个人在浴场洗澡，也就是在舞台后面。几天以后，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们郑重地说明，那个洗澡人一只手臂截去了，尽管这样，他还是发狂地爱好用独臂打弹子。那个钓鱼人原来是仆人，一个积攒钱的老头。

过了一些时候，契诃夫的脑海中浮现出地主的一座古老房屋里的一扇窗户，从窗口伸进房间来一些枝条，后来枝条上盛开了洁白的花朵。随后，在契诃夫想象中出现的这座房屋里搬进了一位贵妇人。

“不过你们没有这样的演员。听我说！需要一个特殊的老太婆，”契诃夫想象着说，“他总是跑到老仆人那里向他借钱……”

在老太婆周围出现了一个兄弟，或者是叔父——一位缺一只手臂的老爷，十足的弹子迷。这个老少年离开了仆人就不能生活。有一次，仆人没有给老爷准备好裤子，就外出了，老爷只得在床上躺了一整天……

现在我们才知道，哪些构思完整地保留在剧本里，哪些舍弃得不留丝毫痕迹，哪些留下了一部分。

1902年夏天，安东·巴甫洛维奇准备写剧本《樱桃园》的时候，他和妻子——我们剧院的演员奥尔迦·列昂纳尔多夫娜·契诃娃克尼碧尔住在我们的房子里，住在我母亲的柳比莫夫卡庄园里。在我们附近的邻居家里，住着一个英国女人，她是家庭教师，长得又小又瘦，梳着两条少女似的长辫，穿的却是男式西服。凭着这种混合的装束，一下子是不容易辨别她的性别、出身和年龄的。她和安东·巴甫洛维奇亲密无间，如同手足；作家很喜欢她。他们每天见面，彼此谈些无谓的琐事。举例说，契诃夫肯定地告诉英国女人，他年轻时是土耳其人，曾有过妻妾，还说什么他就要回祖国去，一旦当上巴夏旧时土耳其和埃及的高级军政长官的称号。——译者注，就写信请她到自己家里去。仿佛是为了感谢，那个灵活的英国女人像体操家一样跳上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肩膀，坐在肩上，代他向所有过路人问好，也就是脱下他戴的礼帽，挥动帽子，像喜剧里的丑角那样，嘴里说着似通非通的俄语：

“乃（您）好！乃（您）好！乃（您）好！”

同时她让契诃夫低下头去表示问候。

看过《樱桃园》的人，都知道这个独创的人物是夏洛达的原型。

我读着剧本，立刻明白了一切，便把自己大喜过望的心情写信告诉契诃夫。他是多么激动啊！他竭力说服我，夏洛达应该是德国人，一定是瘦长身材，就像女演员穆拉托娃那样，完全不像作为夏洛达原型的那个英国女人。

叶比霍多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叶比霍多夫这一形象，是基于对管事人叶戈尔的观察而创造的，他是个极不灵活和倒霉的人，部分来自在“阿克瓦里乌姆”看了杂技演出的印象。契诃夫很爱看这种表演。在表演中，这个杂技演员滑稽突梯地扮演一个不走运的人物，连声说“二十二个不幸”。这个人物是根据许多形象创造的。基本的特点取自一个管事人，他在别墅里侍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经常和他闲谈，开导他应该学习，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为了成为这样的人，叶比霍多夫的原型首先给自己买了一条红领带，并且想学习法文。我不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怎样从一个管事人发展成为相当肥胖、已经不年轻的叶比霍多夫的形像，他在剧本的第一版里就是把他写成这样的。

可是，我们没有体型合适的演员，同时又不能不让安东·巴甫洛维奇所喜爱的有才华的演员伊·米·莫斯克温在剧中担任一个角色，当时他很年轻，长得又瘦，于是就把这个角色分配给他担任。年轻的演员在这个角色上发挥了自己的本领，并且把自己在第一次“白菜会”莫斯科艺术剧院传统的同事间举行的一种游艺会，会上演出幽默的节目。第一次“白菜会”是1903年12月31日为迎接元旦而举行的。上的即兴演说也利用上了。关于这个游艺会的情况，下面还要谈到。我们原以为安东·巴甫洛维奇会因任意改动而大发脾气，但他看了竟哈哈大笑。排练结束后，他对莫斯克温说：

“我恰巧也想写这些东西。听我说，这妙极了！”

我记得契诃夫按照莫斯克温所创造的一切补充了这个角色。

大学生特罗菲莫夫1914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起特罗菲莫夫的原型时写道：“他是一个女仆的儿子，在庄园的账房间里做事。安东·巴甫洛维奇劝他放弃这项工作，准备参加中学毕业考试，升入大学，说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教授。这个青年真的听从了契诃夫的劝告，开始学习，通过中学毕业考试，升入大学。可能将来有一天会成为教授的。顺便提一下，这个青年的一些特点，他那不灵活的动作，他那头发脱落的乡绅似的阴沉外貌，后来都被契诃夫写进彼佳·特罗菲莫夫的形象中了。”这个人物也是以当时住在柳比莫夫卡的一个人作为原型而塑造的。

1903年秋天，安东·巴甫洛维奇身患重病，却来到了莫斯科。契诃夫是在1903年12月5日抵达莫斯科的。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参加他的新剧本的全部排练。这个剧本的最后名称，他当时怎么也确定不下来。

有一天晚上，契诃夫来电话，说有事请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我搁下工作，急忙赶往，看见他虽然病魔缠身，还是神情活跃。看来，他要把正事放到最后才谈，好像孩子吃美味的馅饼那样。这时候，大家照例坐在茶桌旁说说笑笑，因为有契诃夫在的地方，是不会出现寂寞的。喝完茶，安东·巴甫洛维奇领我到了书房里，关上门，坐到平常坐的那张沙发一角上，让我坐在他的对面，几次三番说服我，要我更换新剧中的一些演员。照他的意见，他们不适合演出，“不过他们是很好的演员，”他急忙说，以缓和自己的评判。

我知道这些话仅仅是转入谈正事的前奏，也就没有争辩。最后我们谈到了正事。契诃夫停顿了一下，竭力使自己的神情严肃些。但是他没有做到——得意洋洋的微笑流露出内心的喜悦。

“听我说，我给这个剧本取了一个很好的名称，好极了！”他凝视着我说。

“什么名称？”我焦急地问道。

“樱桃园（Вйшнёвыйсад），”说完他愉快地大笑起来。

我不明白他高兴的原因，也没有发现这个名称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是，为了不让安东·巴甫洛维奇懊恼，我不得不装出样子，表示他取的名称给我留下了印象。这个剧本的新名称怎么会使他如此激动呢？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但又碰到了契诃夫不善于谈自己创作这一奇怪的特点。安东·巴甫洛维奇不作解释，只是用各种方法，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和音色重复同一句话：

“樱桃园。听我说，这是很好的名称！樱桃园。樱桃！”

从这番话我只能领会到，这里谈的是一种美妙的、宠爱的事物：这名称包含的美无法用言语表达，只能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声调来意会。我谨慎地把这一点暗示给他：我的意见使他感到不快，激动的微笑从他脸上消失了，我们的谈话变得不顺利了，出现了难堪的沉默。

这次见面以后过了几天或一个星期……有一次在演出时他到我的化妆室来，激动地微笑着坐到我的桌旁。契诃夫喜欢看我们准备上场演出。他注意地观察我们化妆，从他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出我们脸上抹的油彩是否恰到好处。

“听我说，不是樱桃园，而是樱桃（儿）园，”他作了解释，哈哈大笑起来。

起初我甚至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可是，安东·巴甫洛维奇津津乐道这个剧本的名称，在“樱桃（儿）”一字中着重发柔和的“ё”音，好像力图以此来亲切地对待往昔美好的、而现在已没有用的生活；在自己的剧本里，他是含泪摧毁这种生活的。这一次我才了解其中微妙的涵义：“樱桃园”是可以获得盈利的、带有营业性的果园。现在也需要这样的果园。但“樱桃（儿）园”不会带来盈利，它孤芳自赏，在盛开的洁白的花朵中保持着往昔贵族生活的诗情画意。这样的花园是为了满足怪僻，为了使娇生惯养的审美家饱赏眼福而栽培、开花的。毁灭它会使人感到惋惜，但是应该这样做，因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要求这样。

这一次排练《樱桃园》，和以前一样，不得不想方设法探听安东·巴甫洛维奇对剧本的意见和建议。他的答复像字谜一样，但非得把它猜出不可，因为契诃夫为了摆脱导演的纠缠，会突然跑开。排练时安东·巴甫洛维奇总是谦逊地坐在最后几排，如果有人看到他，是不会相信这就是剧作者的。不论我们怎样请他坐到导演席上，总是毫无用处。如果你请他坐过来了，他就发笑。你不明白他笑的原因：是因为他成了导演，坐到了重要的席位上，还是他认为导演席本身是多此一举，或者他在想办法怎样哄骗我们，好躲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都写下来了，”他当时说，“我不是导演，我是医生啊。”

如果把契诃夫对排练的态度与其他作家的态度比较一下，你会为这位伟大人物的虚怀若谷和其他那些远为不及的作家的极度自负感到惊异。例如，有一位作家，我向他建议缩短剧本中一段冗长虚饰、过尚词藻的独白，他带着受委屈的懊恼声调对我说：

“您缩短吧，但不要忘记，您要对历史负责！”

相反，当我们大胆地向安东·巴甫洛维奇建议删去整整一场戏（《樱桃园》第二幕末）的时候，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忧郁，由于我们当时给他带来的痛苦，他的脸色发白了，但他考虑了一下，恢复了常态，答道：

“那就删去吧！”《樱桃园》首次演出后，契诃夫修改了第二幕。略去这一幕的开头——安尼雅和特罗菲莫夫有关去雅罗斯拉夫的谈话，删去了这一幕的结尾——夏洛达和费尔斯的谈话；这一幕的开头添加了夏洛达谈自己童年的一段；在开头的一场插入了叶比霍多夫的“残酷的罗曼史”；在叶比霍多夫短暂的哑场时，增加了后台的吉他伴奏。从1904年2月中旬起开始演出这个剧的修改本。

他再也没有就这方面对我们责备过。

我不再描述《樱桃园》演出的情况了，这个剧我们在莫斯科、欧洲和美洲曾上演许多次。我只回忆一下该剧演出前后发生的事件和情况。

契诃夫经典话剧《樱桃园》劇照

要演好这个剧是不容易的；它非常难演也是不足为奇的。它的美蕴藏在难以察觉的、内涵深沉的风格中。要想感受它，必须像拨开花蕾，使花瓣绽放那样。但是，这只能自然而然地发生，不能强制，否则会把娇嫩的花朵摧折，它便枯萎了。

在我所描述的那个时期里，我们的内在技艺和促使演员感受创作精神的能力依然是很粗浅的。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确定深入作品的神秘莫测的进程。为了帮助演员，触发他们的满含激情的回忆，在他们心灵中唤起创作的灵感，我们运用道具、灯光和音响来启发他们的想象。有时候这样做起了作用，于是我们便习惯于滥用灯光和音响的舞台效果。

“听我说！”有一次契诃夫对人说，但说得使我也能听到，“我一定要再写一个剧本，开始是这样的：‘多么美妙，多么寂静！听不见鸟叫、犬吠、布谷鸟的咕咕声、枭鸟的啼鸣、夜莺的鸣啭，也听不见钟声、铃铛声和蟋蟀的瞿瞿叫声。’”

当然，这番话是针对我说的。

自从我们演出契诃夫的剧本以来，首次上演适逢他在莫斯科，这还是第一次。这使我想起，趁此机会为爱戴的诗人举行一次庆祝会。1904年是契诃夫开始文学活动的二十五周年。契诃夫固执己见，仍然反对，威胁说，他将留在家里，不到剧院来。但是，这件事太吸引我们了，我们坚持举行。而且首次上演的那天正好是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命名日（1月30日下午五时）。

离规定的日期已经近了，必须考虑如何庆祝和向安东·巴甫洛维奇赠送什么纪念品。这真是一个难题！我跑遍了所有的古玩店，希望在那里能物色到一些东西，但是，除了一件珍贵、瑰丽的刺绣品以外，什么也没有买到。由于没有更好的礼物，只得把这件刺绣品装饰在花环上，就这样送给了他。

“至少是送了一件艺术品。”我想。

然而，由于赠送珍贵的礼物，我受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责备。

“听我说，这可是一件珍品，应当把它收藏在博物馆里，”纪念会开过后他责备我。

“那您教教我们，安东·巴甫洛维奇，应该送什么礼物呢？”我为自己辩护。

“送捕鼠器，”他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听我说，应当消灭老鼠，”说到这儿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瞧，画家科罗文送给我一件绝妙的礼物！妙极了！”

“什么礼物啊？”我颇感兴趣地问道。

“钓鱼竿。”

就是送给契诃夫的其他礼物，他也并不满意，有些甚至庸俗，得使他大为生气。

“听我说，不能把一支银笔和古老的墨水台送给作家。”

“那应该送什么呢?”

“应该送灌肠器。听我说，我是医生嘛。或者送袜子。我妻子不照顾我。她是演员。我只能穿破袜子。我对她说，听我说，亲爱的，我的袜子露出右脚趾了。她说，那你把它穿到左脚上。我呢，却不会这样做！”安东·巴甫洛维奇开玩笑说，又快活地哈哈大笑。

可是，在纪念会上，他并不那么快活，仿佛预感到不久将离开人世似的。第三幕之后，他站在舞台的前部，脸色死一般的苍白、消瘦。当人们向他祝贺，赠送礼物的时候，他止不住咳嗽起来，我们感到难过，心都揪紧了。观众厅里有人对他大声招呼，要他坐下来。可是，契诃夫双眉紧锁，一直站到拖沓、乏味的纪念会结束。后来他在作品里善意地嘲笑了这次纪念会。不过，当时他忍不住露出微笑。有一位文学家开始发表演说，几乎是利用加耶夫在第一幕对古老的柜子所致的贺词：

“亲爱的和非常尊敬的……（文学家把‘柜子’换上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名字），我祝贺您……”等等。

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我——加耶夫的扮演者——瞟了一眼，嘴唇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

纪念会开得隆重庄严，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沉重的。会上笼罩着一种葬礼的气氛。每个人心里都郁郁寡欢。

演出只获得一般的成功，我们归咎于不善于在第一次演出就将剧本中最重要、最美好和最珍贵的东西显示出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就这样没有看到自己最后一个散发芬芳的剧本获得真正的成功，与世长辞了。

后来，演出成功了，我们剧团的许多演员在剧中又一次显示出巨大的才华。首先是演主角拉涅夫斯卡娅的奥·列·克尼碧尔，莫斯克温演的叶比霍多夫，卡恰洛夫演的特罗菲莫夫，列昂尼多夫演的陆巴辛，格里布宁演的皮希克，阿尔乔姆演的费尔斯，穆拉托娃演的夏洛达。我演的加耶夫这个角色也获得了成功，并且在排练时由于第四幕最后结尾的退场而得到安东·巴甫洛维奇本人的赞扬。

1904年春天来到了。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健康越来越恶化。胃部出现令人不安的症状，有点像肠结核。经过医生会诊，要契诃夫去巴登维勒疗养。开始准备出国了。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都想最后和安东·巴甫洛维奇多会晤几次。可是，他的健康状况不容许他时常接见我们。不过，虽然病魔缠身，他仍然相当乐观。他非常关心当时正在勤奋排练的梅特林克的剧本。演出的是梅特林克的短剧：《盲人》、《不速之客》和《室内》。1904年10月2日在艺术剧院首次上演。必须让他了解工作的情况，给他看道具模型，对他解释场面设计。

他自己在构思另一个完全是新格调的剧本。确实，他设想的剧本的情节似乎不是契诃夫式的。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吧：两个朋友，两个年轻人，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共同的爱情和妒忌产生了复杂的相互关系。结局是他们两人都到北极探险去了。最后一幕的布景是一艘被冰封住的大船。在剧本的末尾，两位朋友看见一个白色的幻影在雪地上闪过。显然，这是那个被爱恋的女人的影子或灵魂，她已经在遥远的国内死去了。

这就是从安东·巴甫洛维奇那里所能了解的有关新构思的剧本的一切情况。

据奥·列·克尼碧尔契诃娃说，旅居国外期间，安东·巴甫洛维奇对欧洲的文化生活颇为欣赏。在巴登维勒，他坐在住宅的小阳台上，注视着对面邮局的一切活动。人们把表达自己各种想法的信函从四面八方送到这里来，从这里又把这些信函分送到各地。

“这太好啦！”他大声说。

1904年夏天从巴登维勒传来了安东·巴甫洛维奇逝世的噩耗。

“我要死了，”原文为德语。——译者注这是安东·巴甫洛维奇弥留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逝世是高尚、宁静和肃穆的。

契诃夫与世长辞了，他去世以后，在祖国，在欧洲和美洲更加受到爱戴。然而，他虽然获得了成就和声望，仍然有许多方面不为人理解，被估计不足。我想谈谈对他的一些看法，以此代替悼念。

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意见，认为契诃夫是描写平凡生活，描写愚昧无知的人的诗人，他的剧本是俄罗斯生活悲痛的一页，是我国精神上苟且偷生的见证。心怀不满扼杀了一切创举，心灰意懒把精力消耗殆尽，随心所欲地发挥斯拉夫民族世代相传的哀伤。这就是他的戏剧创作的基调。

可是，为什么对契诃夫的这一评价与我对死者的了解和回忆如此大相径庭呢？我看见他大多是精神饱满，笑容满面，很少是愁眉苦脸，尽管这是在他病势沉重期间。病魔缠身的契诃夫待在哪里，哪里经常是笑声盈耳，妙语如珠，诙谐戏谑，甚至到了淘气的地步。谁能比他更会引人发笑，或者面孔一板说蠢话呢？谁能比他更憎恨不学无术、粗野言行、无病呻吟、造谣诽谤、小市民习气和整天喝茶混日子呢？谁能比他更渴望生活和文化，不论它们表现在什么事物和以怎样的形式表现？一切新的有益的创举，从刚刚成立的学术协会到新建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计划，对他来说，都是真正重要的大事。甚至一般的生活福利设施也会使他万分激动。举例说，有一次我对他谈起，莫斯科红门附近拆除了一所破旧的二层楼房，在那里正在造一座高楼大厦，他听了孩子般地高兴起来。隔了很久，安东·巴甫洛维奇还怀着狂喜的心情对来访者谈到这件事：他那么锲而不舍地在一切事物中探索着未来俄罗斯文明和全人类文明的先声，不仅在精神方面，甚至在物质方面。

他的剧本也是这样：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一片悲观绝望的气氛中，这些剧本不时点燃起明亮的理想之火，并且使人振奋地预言两百年、三百年或一千年以后的生活情况，为了这种生活我们大家现在就必须作出努力；预言新的科学发明，凭借这种发明就可以在天空飞行，还预言第六感官的发现。

你们是否注意到，在演出契诃夫的剧本时，观众厅里常常会爆发出一片笑声，而且是那么响亮，那么快活，这样的笑声，我们在其他演出中能听到吗？契诃夫当时所写的通俗喜剧，其中包含的笑料不亚于滑稽突梯的丑角的表演。

那他的书信怎么样呢？当我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当时没有忽略那种普遍存在的忧郁情绪。但是，透过这种情绪，那妙语如珠的谈吐，引人发笑的比喻，无比诙谐的描述，宛如夜空中欢快地眨眼的星星那样闪耀着光芒。有时候竟达到戏谑胡闹的地步，犹如生来不知忧愁的快活人和幽默家的那种奇谈和笑料。这些都是安托沙·契洪捷所全神贯注的，到后来，也是病魔缠身、备受折磨的契诃夫所全神贯注的。

一个健康的人感到自己精神饱满，心情愉快，这是自然而正常的。但是，一个病人，自己明知就要被死神夺去生命（契诃夫可是医生啊），像囚犯一样被禁锢在他所憎恨的地方，远离亲友，看不到前途的一线光明，而他仍然会欢声笑语，内心充满光辉的理想和对未来的信念，关切地为后代积累文化财富，这样的乐观精神和生命力应该认为是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

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契诃夫对我们时代来说已经过时了，为什么有意见说他不能理解革命和革命所创造的新生活？

当然，契诃夫所处的时代，就其社会情绪来说，距当前的时代和革命培养的新的一代，是极其遥远的，否定这种说法当然十分可笑。在许多方面两者甚至根本互相对立。现代的革命的俄国充满了积极性和精力，它摧毁了旧的生活制度，建立了新的制度，它不接受，甚至不理解八十年代的消极怠惰的风气和萎靡不振、持观望态度的懒散情绪，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时候，在窒息人的停滞的气氛中，不可能有革命上涨的基础。只能在地下，在地窖里准备和积聚力量，以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先进人物的工作只在于为社会情绪作准备，使人相信新的思想，并且说明旧生活已摇摇欲坠。而契诃夫是与这些进行准备工作的人一致行动的。他像许多人一样善于描写这种无法忍受的停滞气氛，并且嘲笑由此产生的庸俗生活。

时间在前进。永远注视着前方的契诃夫不能踏步不前。相反，他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生活和时代。

由于气氛越来越紧张，革命逐渐接近，契诃夫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了。有些人认为他像自己小说中描写的许多人那样缺乏意志，优柔寡断，这是错误的。我已经说过，他不止一次以坚定、明确和果敢使我们感到惊异。

“真可怕！但没有它是不行的。让日本人来推动我们前进吧！”当俄国弥漫着火药味的时候，他激动地对我说，但态度坚决，充满信心。

当革命还处在萌芽，社会上依然盛行花天酒地的生活的时候，他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文学界中第一个预感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第一个敲响了警钟。不是他，那又是谁在开始砍伐那美丽的、欣欣向荣的樱桃园，意识到它的时代已经过去，旧的生活注定永远毁灭了。

一个在很久以前能预感到今天发生的事情的人，也一定会接受他预言过的一切……

（杨骅译）

题解：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阿列克谢耶夫）（1863—1938），演员与导演，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苏联人民演员。在契诃夫的剧本中扮演过下列角色：《海鸥》中的特里戈林，《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三姐妹》中的维尔申宁，《樱桃园》中的加耶夫，《伊万诺夫》中的沙别利斯基。1899年起与契诃夫开始通信。

本文根据刊载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九四三年年鉴》（1945年莫斯科版）的原作付排，其中《樱桃园》一章（不是全文），是根据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1936年科学院版）排印的。

《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 

作者 [俄]谢·尼·戈鲁勃夫等编

译者 倪亮等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