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改编：主题偏离，角色错位，叙事变异

电影《狼图腾》获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但申请奥斯卡奖却被退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编剧和导演的身份不合要求，就影片本身而言，也出现了“文化贫血”——即文化表达苍白，甚至不正确的问题。我认为，电影的跨文化制作存在着文化过滤和文化调和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异质文化的表现，必须对其有深切的体验和认真的研究，而组织一个深谙原民族文化特质的创作团队，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文化表达不正确问题的发生。

电影改编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主题表达偏离。原著《狼图腾》之所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10年间国内再版150多次，被译作39种语言进入110个国家，连续6年蝉联文学图书畅销榜的前十名，主要是以狼图腾和游牧精神诠释中国历史。认为西北草原文化才是中华文化真正的根，中国历史上兴盛一时的朝代大多由于他们狼性十足，而农耕文化所必然产生的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正是那些朝代覆灭的内因。这个观点和立意虽然存在争议,但却卓尔不群，由此奠定了原著首先是一部颠覆已有价值观的文化研究著作，而非仅仅是一部精彩的小说。电影对其强烈地文化探究性和历史思辨性不好表现，只好舍弃，但是因此却失掉了原著蕴涵的旨归和深意。

二，角色演绎错位。在原著中，陈阵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化学者，他目睹了草原的毁灭和整个游牧文明的毁坏，并对中国文化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但是在电影中，陈阵仅仅成为了一个经历者和见证者，这就使这个角色文化阐释力弱了很多；毕利格是是草原文化、狼图腾文化传承者，有信仰的老人，但是在电影中，他竟然同意儿媳嫁给当权者包顺贵，和狼一样的高傲、宁折不弯的民族精神荡然无存；包顺贵是农业文明的化身。他坚信农业文明优越于游牧文明，小农思想很重，这是他坚定的推行杀狼行动的心理基础。但是在电影中，他仅仅成为了没有个性集万恶于一身的脸谱化的人物；嘎斯迈大嫂在原著中就是草原母亲，但在电影中，她又一次沦为了商业片中的情色角色。

三，叙事结构变异。《狼图腾》是文化研究著作，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因为拿标准的小说特征来衡量的话，它几乎不能称之为“小说”，最多只能算是议论兼纪事的散文或者传记文学，而且主角是狼，采用的是限制性叙事视觉，即一切都是以文化学者陈阵的视觉，通过他的所见所思来讲述狼的生活习性。

在电影中，为了制造矛盾冲突，原先散文化的叙事方式不存在了，完全成了一种好莱坞戏剧美学式的叙事方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小冲突积累成大冲突，封闭式结局。影片处处剑拔弩张，叙事是紧凑了，但是那种宏大而充满迷魅的文化人类学探究色彩却不复存在。

其实，影片完全可以采用散文化叙事方式，叙事的舒缓可以使作品更为厚重和静水流深，表层的冲突看起来减弱了，但是深层的精神冲突却会加强。而且可以通过陈阵充满忧思的话外音来表达原著的要义，让他作为观众的精神导师，来引导观众展开狼文化的思想之旅。

甚至，一些情节严重违背生活常识。如马群被瞬间冰冻成为“冰雕”，显得特别不可思议，因为这需要特别低的温度。假如马能被瞬间冻住，凝固成跳跃奔腾等姿势，离马群不远的狼群，甚至远远观看这场“狼群狩猎”战役的毕力格和陈阵也应该被冻住，实际情况却非如此。

《狼图腾》“文化贫血”的原因。

这部表现蒙古文化的电影，却是一部由欧洲人主导的汉蒙混编团队的作品，不但蒙古人不占支配地位，而且对蒙古文化有研究或者深入了解的主创人员也几乎没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几乎是一部“盲人骑瞎马”式的作品。

特别是作为电影编剧兼导演的让·雅克·阿诺和编剧约翰·科里，芦苇以及演员冯绍峰都没有草原牧民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农业文化的体验来对照理解草原文明，尽管芦苇以编剧反思批判农耕文化的电影作品而著名，但是在这部作品中他的才华和文化学识似乎被淹没不见。由于没有对狼崇拜文化有精准的研究与把握，主创团队很难深入理解姜戎对狼的那份复杂而深厚的情感，从已完成的电影来看，他们几乎都是狼图腾文化的“局外人”。

作为一名从法兰西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电影艺术大师，让·雅克·阿诺钟爱于探究其他民族的文明和文化，他以拍摄异域风情浓烈的大制作而闻名于影坛，从越南西贡的南亚熏风（《情人》），到俄罗斯的冰天雪地（《兵临城下》），直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两大阿拉伯酋长在撒哈拉沙漠之间的斗争（《黑金》），他展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于我们生活的异国情调。而《熊的故事》《虎兄虎弟》这样的动物影片是他擅长的又一类题材。但是，尽管电影《狼图腾》得奖很多，而对异族文化知之不深的让·雅克·阿诺仅仅是依葫芦画瓢，只把拍摄异域风情作为看点，没有表现出原著的精神内蕴。

结论：

电影《狼图腾》的创作团队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激烈碰撞和妥协之下，使得作品变了原著文化探究的味道，“橘逾淮为枳”，成了一部语焉不详，和气生财的“史诗巨制”，影片在商业片和文艺片两者之间处于一个骑墙状态，貌似叫好又叫座，但不会是一部不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