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鸟朝凤》：吴天明的价值不需要悲壮站台

◎独孤岛主

第四代导演是生不逢时的一代，成长时期没有机会大展拳脚，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又与他们的半个后辈第五代导演同场竞技。在上世纪末的二十年里，“理想主义”与“胜者为王”不断交缠，在迅即的市场化转向背景下，对中国电影导演的考验不止来自艺术水准，更有对资本的判断与适应能力。然而，既然中国电影的代际本来就是人为划分出来的，某种程度上看，第四第五代的更迭也就没有想象中那样惨烈。毕竟，直到世纪初，这两代导演的作品还是交替出现，他们作为鲜活的人的互动亦非常频繁。吴天明之于西影厂、之于张艺谋的意义已然不必赘言，而针对其晚年拉投资之难似乎也不必过度悲情，即令吴天明诚然是当世值得宝贵的热血之人。

《百鸟朝凤》非常鲜明地呈示了这种面对变局的自我保护态度，焦三爷对为了挣钱转行的徒弟痛心疾首，游天鸣永远不忘对师傅的誓言，为了象征唢呐匠最高境界的《百鸟朝凤》而反复自省，这些都是非常有血有肉、精气神十足的气韵桥段。选取唢呐匠在市场经济下的式微，本身已经是一种明确的态度。然而因为导演吴天明的去世而将这部作品视为临终信托式的言志之作同样矫枉过正，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的吴天明也许并未将《百鸟朝凤》视为自己最后的作品。影片里确实诉说了这位后半生命途坎坷的导演许多肺腑之言，但同样也存在明显的套路段落，功过都很明显，不是用神话式评介即可掩饰了事的。

主角天鸣的名字、焦三爷的爷们儿风格，似乎都是导演本人的投影，影片“坚守唢呐”的贯穿意图亦十分明显靠拢第四代最熟悉的理想主义叙事，放置在当下，对主流观众群体来说多少有些疏离感，尤其是距离完片又过了四年的2016年，中国电影的资本游戏又完全不可与拍片时同日而语。在这样的情形下，看到片中反映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冲击为传统行业带来刻骨铭心的影响，固然是感同身受，但唢呐对阵管乐的桥段，则又将对立情境建立得过度。少年天鸣学艺的桥段，拍得沉稳，是经典的平心静气讲故事的腔调，剧作上也有比较丰富的细节呈现，陶泽如饰演的焦三爷亦有灵有魂、无可挑剔，除了比较生硬的旁白之外，几乎完美。然而到了天鸣成年、三爷老去，骤然加速的变局之下，叙事却产生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情节剧撕裂感，从中西对立到晚期肺癌，急躁又茫然的感觉不断加速度运转，这样的叙述本身亦是相当浮躁的。“坚守”的母题并没有问题，但一味呈示“抵抗”与悲情的一面，并无助于令观众真正对剧中人所处情境感同身受，这反而落入另一个极端，会令观众觉得这是一种刻意的抒发。

这一点，与吴天明的《人生》、《老井》、《变脸》等作品都完全不同，在这些前作里，人物动机与叙事逻辑都是水到渠成的，审视万物的态度非常淡定，而《百鸟朝凤》却并非如此，若将之视为吴天明的夫子自道，则可见现世步伐快到怎样的程度。虽然这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理应得到尊重，尽管那种信徒式的坚持在表达上仍是太多革命话语基因，但在当下仍是稀缺的，而一个真正兼收并蓄的健康电影市场，并不需要用悲壮的大佬站台方式来证实一位值得敬畏的艺术家的价值。《百鸟朝凤》应该被水到渠成地关注，而不是如今天这样，一方面在资深电影人、影迷口中成为被过分渲染的典范，另一厢又成为完全对上一个世纪无所知晓的新生代口中一个陌生的名字。

这个时代一切都是矫枉过正的，如此看《百鸟朝凤》的抵抗姿态，也并非空穴来风。

笔者两年前第一次看时感受到的失望，在正式上映的今天也终于化成了深深的敬意，毕竟四年来电影创作的进步程度远远落后于资本游戏，也许只有再决绝一点，才不至于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