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孔子之学与“六经”、“四书”没有必然联系

《钱先生针对经学、理学、儒学所设立之义界区隔，与其时代划分》一文选自，《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作者为钱先生关门弟子戴景贤，感谢东方出版中心授权发布。

钱穆

钱先生针对“经学”、“理学”、“儒学”所设立之义界区隔，乃至依其各自因于“时代因素”而产生之流衍，所作出之历史诠释与判分，其主要观点，若延续前所概叙，可将之细分为五项立论之角度与原则： 一是将“孔子”与所谓“儒家”、“儒学”区分；一是将儒家之“学术”与其“思想发展”区分；一是将历来所谓“经典”，其本身之“史料性”，与透过后人诠释而发展、延伸之“学术性”二者，加以区分；一是以类近“社会精英”（social　elite）之功能，诠释中国智识分子、智识阶层之人文性格与精神，并以“回应时代需求之角度”，观看其学术与思想之发展。而最终一项，则是尊重智识分子“个人”作为“独立之‘存有者’”之价值意义；并以一种文学与艺术之眼光，看待其生命之情调与历程。

第一项分判之原则，牵涉孔子本身作为“生命个体”之特殊性，与其作为“历史人物”之历史性。

就前一项意义而言，孔子所展现于世人之面前者，既有属于“精神境界”之道德纯净性，亦有属于“价值实践”之层次性与阶段性。于此一关注点上，钱先生虽未采取历来经学中有关“圣道”与“圣学”之观点，却另以一“现代”之立场，确认儒家信仰中所谓“圣”之“典范”意义，与价值。故此一观点，若持与“经学家”与“理学家”二种不同之态度相比，则毋宁较与理学家之立场接近。且于此意义上，钱先生于“程朱”与“陆王”，皆有所取；并不将之严格划分。

就后一项意义而言，钱先生视孔子之于先秦时代出现，代表中国精神文明于某一历史时刻所达至之“成熟”；且此“成熟”之意义，具有“人类文明历史”之意义。于此说法中，钱先生之将孔子所呈现之人性可能，视为具有“普世性价值”之观点，接近德国哲学家雅斯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所谓“典范人物”（paradigmatic　individuals）之说；虽则钱先生并未以社会学（sociology）、人类学与史学之角度，提出有关人类历史普遍进程之“阶段论”或“突破说”。

而钱先生之历史论述，于表现有关“文明创造”之论点上，则较近于德国另一哲学家史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看待“民族”与“文化”之方式。所不同者，史宾格勒缺乏足够丰富之有关“义理”之人性论，故于“形态学”（morphology）之历史论述外，并未深入于有关“普世价值”应如何建构之问题。钱先生则依一种“义理之人性论”，相信中国文化之于世界文明，系处于一具有特殊重要性之位置，可与人类文明共其终始。

至于“儒家”与“儒学”，钱先生之分析观点，如前所论，乃多结合于“智识阶层”之社会功能，与“学术思想”之文化功能，而予以审视。

就前者言，智识分子之成为中国社会一阶层，主要来自其精神之展现性，与参与“政治”与“教化事业”之功能性。钱先生既不主张一种“历史决定论”（historical　determinism），于其论述中，其所采取之将智识分子之出现与延续，关联于社会经济与结构之方式，亦常仅是将“社会”作为“人物”或“群体”展现之场景；“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历程之于中国智识分子与其阶层，依钱先生之说，皆仅有决定其“形态”之作用，而无决定其“本质”之意义。此一种论法，既与社会学者关注智识分子之阶级性，与整体“社会阶层化”（social　stratification）之方式与途径之观点不同；亦与一般历史研究者看待“智识活动”与“社会结构”间具有“复杂关联”者差异。钱先生于中国智识分子与阶层之形成，主要在于强调其精神传统之强韧性与独立性。而视此二者之所以历久而不衰散，皆来自其自身“学术观念”之导引，与启发。故就“学术观念”之延续性而言，钱先生虽于特定之议题中，分析其思想之结构性，亦不轻忽其知识性，然于“统合”之意义上，钱先生所重视者，仍是其义理性。

前述第二项分判之原则，所谓“将儒家之学术与其思想发展区分”，主要之作用，在于运用“学术史”与“思想史”之不同视角，依不同之脉络，分析儒家之学术，与其思想发展；以破除以往囿于门户之见之偏蔽。而其具体之作为，则可分说为九点：

第一点，在于厘清六经与孔子之关系，孔子与儒学之关系，经学与儒学之关系。第二点，在于确认“孔子思想”之本质，并条理孔子思想影响儒学之方式。第三点，在于划分儒学发展之阶段，并关注其观念产生之成因，与其建构之方式。第四点，在于以“孔子思想之可能效应”为尺度，辨识儒学之“儒学意义”。第五点，在于分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阶段儒学思想背后，其所可能存在之“哲学结构形态”；其中“先秦”与“宋明”之差异，尤属关键。第六点，则是选择性地讨论儒学与老庄，儒学与佛教之殊异；乃至儒学于发展中，所受二氏之学之影响。第七点，在于分辨儒学中性理之学、词章之学、考证之学，乃至经学、文学等，其所可能产生之不同文化影响；并予以说明。第八点，在于分阶段说明，儒学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建构所起之作用。第九点，则是关注儒学中个别观念之形成与其转变，以之作为诠释“学术史”、“思想史”之部分依据。

以上九点，就钱先生而言，不唯其所研究之对象，乃是以中国之学术为对象；其研究之取径，亦是先以中国学术本身之观念作为基础，然后增益之以现代之眼光。大体而言，构筑其研究基础之来源有三： 一是刘向（字子政，公元前77—前6）、歆（字子骏，公元前50—后23）父子以降，以至章实斋等人，对于“中国学术流别”之分判。一为当时学界对于古籍文献之“史料性”，以及“中国智识阶层如何兴起”之讨论；钱先生由是成为“《古史辨》时期”北方学界之重要成员。而另一，则是接受当时透过学刊，与新出书籍，所传播之西方学术概念之影响。唯对于钱先生而言，西学方面，其所参用之观点，皆仅是“局部的”与“片面的”；而非完成一种“结构性”之营造。

以上所述，为钱先生针对“经学”、“理学”、“儒学”所设立之义界区隔，乃至依其各自因于“时代因素”而产生之流衍，所作出之历史诠释与判分，其主要观点中之第一、二项。至于第三项分判原则，所谓“将历来所谓‘经典’者，其本身之‘史料性’，与透过后人诠释而发展、延伸之‘学术性’二者，加以区分”： 此一分析之观点，其初始点，系立基于章实斋有关“六经皆史”之见解，与其衍伸而有之“经”、“子”差别论；然后益之以钱先生对于经学、史学与义理学之看法。由此建构而成。

关于儒学中之经学，钱先生由于并不视孔子之学与孔子之教，与后人所谓“六经”，有真正不可分割之关联；因而有关“六经”之文本学、诠释学，与经学中所寄寓之儒学，对于钱先生而言，皆系可以分别看待之事。因而所有关于汉宋、今古文之争之讨论，如前所言，皆仅有“学术史”上之意义。各代各家之说，其“学术性”与“思想性”之重要，其评量，皆当逐一分别论之。

至于后人所谓“经学”，由“六经”发展为“四书”与“十三经”，其间既牵涉“王官史料”与“私家著作”于性质上之混淆；亦牵涉儒学由“尊周、孔”，替换为“尊孔、孟”之转变。钱先生皆以一种“儒学史”之观点，为之说解。且由于在钱先生之见解中，“经学”之于儒学，已失去其作为“义理根源”之核心地位；因而儒学之未来，所应重视者，实当在“中国思维所展现于义理学与史学间之一种关联”。“经学”对于钱先生而言，实仅有历史上建构“儒学性格”之意义；至于经籍、传、记与汉儒笺注，其重要性，则须配合“古史”之研究，然后始能定位。于此方面，钱先生与当时唱言“新史学”者，差异实际颇为有限。

关于儒学中之史学，钱先生则既看重中国史学之根源性，亦看重中国史学之发展性。所谓“根源性”，有二项主要之来源： 一为周公之制礼乐，一为孔子之修《春秋》。关于前项，由于钱先生并不采信《周官》之说，故其重视于周公制作礼乐中所表现之“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及其对于“史学建立”之影响，主要仍是依据司马迁于《史记·自序》中所引其父司马谈（公元前?—前110）之说法；即所谓“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之论言。关于后项，则是孔子于周公之后所为之“述”与“作”；由此奠立中国史学之基础。钱先生关于其中深微之意，曾有具体之论述，见于其书；其见解，盖视实斋之说益进。

而所谓“中国史学之发展性”，大要自《左》、《国》、马、班（固，字孟坚，32—92）而下，钱先生于此，亦有一完整之说法。此一说法，虽就大体之脉络论，间受刘子玄（知几，661—721）《史通》与章实斋《文史通义》之影响，然亦颇有与二人相异之处。

盖若就钱先生与刘子玄之说之相较言，其同者，在于皆能清楚认识“史学”自“儒学”中分化后，所具有之独立性，与其自身展演之脉络性。且于中国史学建构之核心基础上，二人皆以“写史”为史学之首要项目。因而就理解“中国史学”之进程言，“史料”之制作、编纂，“史体”之创立，与此二者作为“史学基础”之意义之辨析，成为关键。

然对于钱先生而言，中国史学之由孔子奠基，终有其看待“历史”之一种“诠释观点”与“价值取向”；因而如何于“撰史”之设计中，发展出一既不妨碍历史应有之“客观性”（objectivity），却又能予“读史者”以启示之写作方式，即有其应讲求之方法与理论。其最伟大之范例，即是司马迁之作《史记》。以钱先生之观点而论，知史学如子玄，乃竟于《左传》与《春秋》之异，《史记》与《汉书》之异，有所不能辨；皆是肇因于其自幼喜“史”不喜“经”，于孔子之史学未能深涉，故造就识见之不足。

而就钱先生与章实斋，二人观点之差异论，关键则在于： 实斋因尊信周公之制作礼乐，设官分职，本有纤析周密之法；因而谓治道乃大备于其时。并从而强调“集大成”者乃周公，非孔子。亦即因此，实斋之书详于“《书》教”，却于孔子作《春秋》之意义与影响，缺乏深细之讨论。依钱先生之见，实斋特于“古代学术”之建立与发展，有识见；至于后代之流变，则其说有可信、亦有不可信。

至于本项“学术性区分”中，关涉于“儒学义理学”之建立，与其流衍之部分，钱先生除于核心之义，仍以孔子为宗主外，于后世之分派，其所择要者，仍在“先秦”与“宋明”。且先秦部分，又止取孟子、《学》、《庸》，其路径之近理学家言，明显可见；虽则钱先生本身之立场，于面对哲学与义理之关系上，与程朱或陆王皆有所不同。

至于经学家之以“经学”为儒学核心，又依“诠释”之方法，划分汉、宋，或今、古，张大其说，则并不为钱先生所重。凡此，皆已详前论。

钱先生针对“经学”、“理学”、“儒学”所设立之义界区隔，乃至依其各自因于“时代因素”而产生之流衍，所作出之历史诠释与判分，其主要观点中之第四项分判原则，所谓“以类近‘社会精英’之功能，诠释中国智识分子、智识阶层之人文性格与精神，并以回应时代需求之角度，观看其学术与思想之发展”云云，此一原则之运用，就钱先生而言，必是于以上三项原则之基础，皆已奠立之条件下，方始可为之操作。亦即就“学术”与“思想”之交互影响而言，“思想”具创造性，而“学术”具导引性；具有学术意义之思想发展，必依学术观念之设置而运作。故就“学术史”与“思想史”之研究而言，其本身之脉络必先讲明，而后始能为一“思想”与“时代”关系之抉发。钱先生于此项牵涉思想史“分期性质”之说明，其论述主轴，主要皆从各时代学者如何本于其儒家传统之使命感，以面对其“时代课题”而作之努力为着眼，具有表现其“儒学观”之特点。

至于第五项分判之原则，所谓“尊重智识分子‘个人’作为‘独立之存有者’之价值意义，并以一种文学与艺术之眼光，看待其生命之情调与历程”，则是表现于钱先生对于学术个案之讨论中。钱先生之观点，系以其个人奠基于儒学之生命经验，作为投入“讨论对象所设置之语境”之基础。此点就当时普遍弥漫之对于传统文化与智识分子之批判之氛围而言，极为特殊。而其所需之条件，除须具有充足之学术史、思想史识见外，亦须有丰厚之文字修养，与极深刻之解读传统“士人文学”之功力。钱先生于此方面，每有“见人所未见”之卓识。

以上所释，为归纳钱先生于思维“如何分辨经学、理学、儒学之义界与其时代性”时，所依据之诸项立论角度与原则，具有理解其说之重要性。

书名：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

作者：戴景贤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