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教堂风波折射怎样的儒学危机？

上周，围绕曲阜基督教堂的争议，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新一轮讨论由澎湃新闻发布的两篇文章引发：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者杨春梅所著《曲阜学者喊话儒家：孔子故里岂是一家之天下？》，以及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蒋庆的访谈《蒋庆：如果大教堂在曲阜建成，我这辈子就不去曲阜了》。

此轮探讨缘起何事？2016年1月21日，两名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王学典——联合署名发布《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下称《呼吁书》）一文称，距离山东曲阜孔庙东南方向三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葛庄，在悄悄兴建基督教教堂，“这一群平房式教堂已建成三年左右，且在春节之后，将在此平房基础上，兴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

曾、王两位认为，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城。对在此地修建基督教教堂一事，“是否可以依据文化主权的原则，要求对方另择佳地修建，既避免产生对‘国家文化财产’受伤害的质诘，也减少争夺中国文化特区资源的嫌疑。”

所谓“再次呼吁”，是指更早之前的2010年12月，新华网就曾报道曲阜基督教会将在该市东南距离孔庙三公里处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时有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蒋庆（儒家民间学者）、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等十位儒家学者和十家团体联名签署了《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下称《意见书》），要求各级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讨论。

蒋庆当时接受采访时就表示，他并不反对基督教建教堂，也尊重基督教徒信仰的权利，中国的基督教有修教堂的自由。但是，在曲阜这个特殊的儒教圣地，在先师孔子的陵墓所在，高调修建大规模与超高度的具有西方文明特色与宗教象征意义的哥特式大教堂，给他的感觉就是对儒教圣地与儒家先圣的极大冒犯，是对中国文化与儒教文明的极不尊重。他说：“我实在不能接受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前祭祀孔子或缅怀先圣时，举头即见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顶，我想凡是热爱中国文化的所有中国人都会有我这样的感受。”

而杨春梅这次撰文，则对《呼吁书》和《意见书》中所涉曲阜本地宗教状况中有悖事实之处加以辩正。她指出，历史上儒、佛、道三教道场已在曲阜和平共处千百年之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道场进入较晚，但也已有一二百年，同样相安无事。孔子故里，岂曾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她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感受到不同宗教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及和谐相处，自然而然地实现于当地朴实的百姓中。

杨春梅认为“围绕曲阜发生的精神骚乱和文化迷狂，显然是儒家中一些既失掉自家义理精神、又对现代自由法治理念无知过敏、且遗传了几千年来权力崇拜基因的人，与权力相互扭结纠缠不清所引发的热症。”她主张作为本土主流文化的重要一元，儒家有责任善待域外一切文化，迎而接之，会而通之，融而化之。

澎湃新闻的两篇文章迅速吸引了更多学者和媒体加入讨论。首都师范大学学者陈明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儒家学者，他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自己比较了解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我去过现场。现在的铁皮房教堂确实夏热冬寒。”据他介绍，曲阜教会丰牧师告诉他，计划重启的教堂将在建筑风格和体量上都有调整——风格不再是哥特式，而注意与曲阜传统建筑协调，体量则大幅缩小。他在本周还就曲阜教堂风波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表达了“将这一事件上升到儒耶之争、文明冲突或者对儒教主体地位的挑战等，并不妥”的立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赵法生也在网络发声。他基于在曲阜尼山实地调研和开展工作三年的经验，发现基督教教徒是依靠关怀和奉献征服了基层民众，而这恰恰是今天的儒家知识分子最缺乏的。而值得思考的是：儒学复兴到底应该实践怎样的路径？这一问题关乎儒学的当代命运。

他认为儒学目前最主要的危机在于：它在社会上的教化体系已荡然无存，与生活的联系已然中断。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实现儒家的灵根再植，同时做到与时俱进，完成其现代转化，才是儒家的出路所在。“搞政治儒学的人，一意要走上行路线，急于要当国师，将儒学意识形态化，其结果，不但会窒息儒学自身思想活力，更会脱离民众，使得普通民众更加远离儒学。所以，说那些热衷于是政治儒学的人是在误导儒学，祸害儒学，并不过分。”

在赵法生看来，儒学的真正危机，首先不在于基督教的挑战，而在于儒家本身失去了因时通变的创造力，失去了以身体道的精神，不能深入民众，不能教化一方，解决基层民众所急迫的精神与道德问题。有人甚至专以炒作为务，竞以功名利禄，知行不一、心口为二，损害儒家形象。所以，儒学之危机，不在外部，而在萧墙之内。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钧林，曾主编过《齐鲁学刊》和《孔子研究》。鲜少在网络发声的他，也在本周撰文，由曲阜教堂风波引申开去，论儒家真精神，告诫应“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学大儒，勿自守一隅妄自尊大成陋儒”。

他分析指出，荀子认为儒有几类：大儒、雅儒、小儒、俗儒、陋儒、贱儒，流品颇多，鱼龙混杂。有些自以为儒的人，自守一隅，妄自尊大，一如井蛙，不及河伯，七分近乎小儒，八分近乎陋儒。若论大儒，莫不有经营天下的气象。出于华夏而心系天下，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认定普遍人性而追求普世价值，笃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东海圣人出不易吾言，西海圣人出不易吾言，北海圣人出不易吾言，南海圣人出不易吾言，何等自信！又何曾自守邹鲁而不知诸夏之大，拘守诸夏而不知天下之大。以其大，故能容，容则大矣。

大儒生长于多元文化并存互动的大环境之中，论及夷夏之辨，略其血缘、种族，详其礼俗、文化，主张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无论哪一民族，认同并接受先进文化，即视其为文明进步之民族。孔子犹信“学在四夷”，承认“礼失而求诸野”，虚心向东夷小国国君郯子学习。降及近世，中华落后，西夷先进，夷夏世界颠倒了过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康有为即有“西夏中夷”之论，引领中国向西方学习，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大儒以教化见长，德风草偃，化民成俗。见佛教大兴，寺院遍及域中，不以势禁之；见道教昌盛，宫观比邻文庙，不以力阻之。非曰不禁，不以其势而以其道，以其道晓喻百姓；非曰不阻，不以其力而以其理，以其理说服民众。如果三致其意而犹不能争取人们从儒如流，则必退而自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王钧林提醒，近三十余年来，国人信教者，包括信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等，人数大增，而信儒者仅有可怜的少许。反求诸己者必思吾儒之道合乎人心耶？时移世异，吾儒之道于古合乎人心，赢得人心，于今则未达，当今儒者见而耻之，思以“其命维新”之学充实吾儒之道。学为正学，路为正路。外求诸人者不以技不如人为可耻，惟以人之胜己者为可恨；不思改良其技，惟谋技外之术。学为歧学，路为歧路也。

中国已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1月26日在《联合早报》发文，经环球网转载为《郑永年：中国已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广为传播，并引发热议。

郑永年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近年来笔耕不辍，经常在媒体撰文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

引发他判断“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的导火索，是近来高层为了推进结构性经济改革，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导向概念，即通过改革供给体系来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结果，他发现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却一哄而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供给侧改革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几乎被视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

于是，“在中国，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在郑永年看来，这只能说明中国有效知识的供给不足——尽管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

他感觉中共十八大以来，似乎一切都变了，但唯独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知识短缺局面没有变化，甚至更加严重了。在很多方面，不仅政策研究界而且学术界仍然是一如既往地论证政策，而非研究政策。

在他印象中，中国也有知识供应充分的时代，即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那段时间。当时，尽管没有多少人有博士学位，但他们都是真正了解中国、负有国家建设责任心的一代人。

“现在尽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学位了，但很多是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经验。因为他们是典型的读教科书成长起来的，西方的概念有时候比西方人还玩得熟练，但对中国的实际则是外行。”

郑永年如此直接的批评自然引来各种回应。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撰文《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指出郑永年犯了三个错误。

首先他高看了知识界。聂辉华认为，了解中国政府决策的人都知道，一项政策能否出台和贯彻，几乎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最高层的决心；第二，时代的需求。总体上看，知识界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有锦上添花的功能，却不是必要条件。

其次他犯了逻辑错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房地产刺激，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多少种方案？发表了多少批评意见？”郑永年没有听到，并不表示那些意见不存在。

再次他的批评避重就轻。聂辉华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从产生那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郑把板子打到知识界身上，聂辉华认为这很不厚道。

聂辉华最后还提到，海外华人评论中国问题，从来没有心理负担，不必承担“与权力姌和”或者“为中国的落后辩护”的骂名，因此永远拥有政治正确的姿态。“这就好比一个风度翩翩的白衣秀士，看到一个农民落水了，然后指责他：你游泳的姿势真难看！”

另一篇署名芒鞋的文章《郑永年说错了吗？》，则认为聂辉华的争辩有意义，直接切中了当下中国权力与知识或者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但是郑永年说错了吗？他真的是把板子打在了‘知识分子’身上了吗？”该作者恰恰认为“该打，而且打得还不够重”。

文章认为现代性体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首先是一个普遍问题。按照福柯-鲍曼的视角，现代国家从荒野牧羊人的角色转向了园丁的角色，要对疆域内的人口进行微观管理的话，所需要的最关键的知识就是“统计学”，因此，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往往在现代国家中是离权力中心最近的知识群体。

二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问题。中国经济转型迫切需要经济学家提供知识供给，所以在1980年代，体制内外的大讨论非常热烈；而当1990年之后，这些参与讨论的人大多要么身居高位，要么迈上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出现郑永年批判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