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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我的文字作品容易让文化人不舒服


来源:南方都市报

徐冰是一个与文字“纠缠”很深的艺术家,真假文字的背后,是一代艺术家的思想背景。徐冰:以前我也有机会出国,但我没去,那会儿我是版画家,我老觉得中国要迎来一个“当代版画”的时代。

徐冰是一个与文字“纠缠”很深的艺术家,真假文字的背后,是一代艺术家的思想背景。

“很早就听过‘一本书不穷’这句话,从此仰慕能写书的人。特别是后来,我拖着沉重的材料去各地做装置(简直就是‘国际装修队’的工作),跑不动时,就更羡慕‘坐家’了。一支好用的笔,一杯咖啡,多惬意。”

近日,着名艺术家徐冰的首部文集《我的真文字》由活字文化与中信出版社合作出版。该书属于北岛主编的“视野丛书”系列,收入徐冰自上世纪90年代迄今撰写的文字二十余篇:上辑“艺术随笔”,将下放收粮沟插队、求教李宗津先生、考上中央美院、入住纽约东村7街52号地下室,乃至邂逅雅克·德里达、“9·11”当天目睹双塔倒塌等人生经验信笔写来,密织细节毫无冗赘,煞是精彩好看;下辑“关于作品”,则是《天书》、《动物系列》、《英文方块字》、《文字写生》、《背后的故事》、《地书》等艺术作品的创作笔记,首次道破当代艺术生成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刻苦、反复实验的耐心、心无杂念的享受。徐冰说:“这些文字看下来,就像看了一遍个人‘回顾展’,从中看到我自己:原来我这样做艺术,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是这样一个人。”

文字是可以“玩”的

一个艺术家的风格不是可以谋求或策划的,它带有宿命性。一些经验像基因一样留在血液里,在思考、行为和语言中留下印痕。徐冰是艺术圈里最能“折腾”文字的人,这和他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有关。年幼时,徐冰常被母亲关在图书馆学系的书库,那里充斥着关于版式、字体设计、出版史的书籍,虽然读不懂,但对图书的“形制”、文字的“外表”有了深刻的印象。

“我这代开始学写字时,正值简化字运动,一批批新字的公布、旧字的废除,对新字的再更改和废除,对旧字的再恢复和使用,把我们搞糊涂了。”徐冰说。轮番的文字变革,在他脑海里植入一个概念:文字是可以“玩”的。

1970年代初,高中毕业的徐冰下放到当时北京最穷的延庆县花盆公社收粮沟插队。他和其他知青一起创办《烂漫山花》杂志,将知青与农民创作的文艺作品编辑、印刷为油印刊物,他的角色是美工,兼刻蜡纸。这本印刻精美的刊物被送入“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展”。多年以后,西方批评家将其追溯为徐冰创作生涯里的第一部作品。

“我的文字作品容易让文化人不舒服”

徐冰的“伪文字”作品,是从《天书》开始的。1986年的一天,他突然想到要做一本谁都读不懂的书。

“看上去挺偶然,其实却是思维的紧张度造成的。它取决于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什么东西一直在纠结你。”幼年在图书馆系书库被字体版式而非内容吸引,“改革开放”后吞噬大把西文译着,却发现行文艰涩,“摸不着头脑,读不懂!”一直以来,文字的形式与内容在他那里有一种“错位感”。索性抽空了内容,只留下单纯的字的形象。他用木刻一刀刀刻出并不存在的“伪汉字”,按照索绪尔语言学,这是在创造一些没有所指(意义对象)的能指(音响形象)。

当《天书》(原名《析世鉴》)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艺术界批判和赞誉声四起。徐冰说:“我的文字作品容易让知识分子、文化人感到不舒服。”《天书》展览期间,一些老教授、老编辑在现场转来转去,强迫症似的想找出一两个“真文字”。《地书》和《英文方块字》,某种程度上可看作是对《天书》的延续。《地书》由当代社会的各种表意符号(尤其是网络聊天表情符号)组成。《英文方块字》则将英文字母和中国书法嫁接,培植出一种充满智巧和悖论的独特美学。徐冰真是一个和文字“纠缠不清”的人。真伪相证,内里是艺术家的一生。

【对话】

1 “同学里笔杆子特多,我是负责刻钢版的”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是北岛邀请你做这套书的作者吗?您和北岛、李陀是怎么认识的?

徐冰:北岛和李陀在策划几个作家、学者、艺术家、文学批评家的一套书,跟我约稿。李陀我是在1980年代中认识的,他们当时做了本杂志叫《东方纪事》,我正在做《天书》。《东方纪事》的第一期就拿《天书》做封底。这也是《天书》第一次公布。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李陀对年轻人关心,对我也是。在一些活动上,他会特别把我介绍给汪曾祺等老先生。北岛是我在纽约认识的。他当时在欧洲生活,偶尔来纽约,在李陀家有时候有party,我们在芝加哥一起住过几天。我刚去美国的时候是在威斯康星麦迪逊,他们在芝加哥,搞一些文人沙龙,黄子平、查建英、郑义等人都在。

南都:你是什么时候养成写文章的习惯的?

徐冰:其实我谈不上写文章。在中学的时候写作文,总是一个老师给我的分特高,一个老师给我的分特低。给我分特别高的是梁老师,她是陈建功的母亲。我觉得梁老师年龄有点大,可能她的判断有误。所以一说作文我就头疼,感觉是个作业,而且得构思到底写什么,那时候总觉得是件难事儿。

在北大子弟的同学圈里,笔杆子特多,特能写,又是写诗又是折腾什么的。77级中文系有个叫郭小聪的,当时是很有名的知青诗人。我们那会儿一起做杂志、做油印刊物,我根本没有写稿的份儿,我都是刻钢版,负责抄写的。其实我最早写文章,是《美术杂志》约我写一个稿子。我当时做了一些小版画,很小,但很多人喜欢,叫《碎玉集》。《美术杂志》让我写创作体会。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写不行,找周建夫老师帮我修改。周老师是版画家,但他从小在农村长大,我后来发现,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对于文笔挺在意的,包括格非这些人都是。我拿着我写的小稿子给周老师看,他给我一字一句地说,一边说一边改,我当时就感觉到文字里的讲究和美感。从那以后,我就有点会写东西了,感觉上了堂写作课似的。

2 “我喜欢写一些创作中的想法和体会”

南都:这本书里收的文字最初是当作什么来写的?

徐冰:这本书里的文章有两部分,一部分有点艺术随笔式的。可能比较早的一篇是《分析与体验———写给齐立的信》。从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是特别活跃的。这种活跃性其实就是爱“玄想”。特别爱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儿,也不是艺术,比如什么“度过”的问题呀,“无聊感”的问题呀。1990年我做了《鬼打墙》,台湾有人在《美术贵族》上写了篇文章,批评这件作品。我觉得他的思维挺窄的,感觉他在用一个既定的标准来衡量别人做的工作,但我做的事情正好是要打破这些标准。所以我写了这么一封信。后来尹吉男他们说:“其实你很能写呀!”当时想得特多,但谈的东西吧,好像用什么语言都说不出来。

古元先生去世,我又写了《懂得古元》。当时我一个人在纽约东村,开始参与当代艺术,对大陆这些政治历史背景,我过去是倾向于掩盖的。我希望别人觉得我“天生是当代艺术家”,那些东西我不太谈。后来才体会到这些过去的背景里的价值。古元先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位老师,他的艺术确实是我们艺术思维核心的参照点之一。在西方参与当代艺术,已经有这个认识:古元先生的这种创作思路是有局限性的,但也很有价值,要看我们怎么去用。我们这代人的思维是被这些背景所占据的,别的观念很难把它挤走。也可能有些人性格比较固执,我属于这类的。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好像也挺多人喜欢。

南都:是否有时候批评家对你作品的阐释,你有不同观点,所以也写文字澄清?

徐冰:那倒不是。一般来说,对我作品的评论我是不太看的。个别的时候会喜欢,但大部分时候觉得,还没谈到这事儿怎么就没了?关于我自己的作品,我喜欢写一些创作想法和创作中的体会。这本书的后面一部分叫“关于作品”,实际上就是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它也不是艺术评论。我这件作品要说的事儿,自己的表述自认比较到位,当然也一定有比较偏狭的地方。另外,每件作品做出来的时候,围绕这件作品我会丰富很多关于这一领域的知识。比如《天书》做出来之后,我知道了各种各样的真假文字的趣事,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跟我谈这些事。

比如我去大英图书馆,他们专门给我打开底下的收藏库,那里有很多敦煌藏经洞里的被文物贩子从敦煌贩卖过来的经书。这些经书大英图书馆里多得很,一大摞一大摞的,都没整理。这些东西都是“假文字”。因为藏经洞的文书都卖完了,农民觉得好卖,就刻了小的木板,一块块地往上盖,最后做得跟真经文似的,大量地卖给英国人。而英国的一些学者,花了30多年时间研究这个,他们认定里面一定有内容。但我一看就是没有内容,因为都是一块块板子重复印的,几块板倒来倒去。学者可能不一定很敏感地意识到技术操作的部分,这是一个例子。

这十篇文章其实很早就开始写了。“理想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就跟我约这个稿。几次都快写完,我又没写完。因为关于艺术的认识,不断地在丰富,不断地在矫正。其实我想写一本书叫《我的艺术方法》,我老觉得自己写得不到位,所以这书一直没出。这次李陀他们逼着我要弄这个,我索性就把它们整理出来,就此打住了。

3 “版画是和书籍、字体伴生着一起发展的”

南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文字发生关系的?

徐冰:我母亲是北大图书馆学系的教学秘书。在北大长大,对北大太熟了,哪儿有一棵桑树,是红的桑葚儿还是白的桑葚儿我都很熟。那时候整天都在放假。我小时候老生病,我妈妈在图书馆学系,就在校医院旁边。我去打针、看病后,也没法去上学了,也没人给我送回去,她就把我带到系里。他们都特忙,给我关在书库里。那个印象挺深的。

南都:看很多书吗?

徐冰:那个时候不太能读嘛。他们都是图书馆学的书,字体呀、版本学呀、书籍史呀,我印象特深的是西方字体设计的书。它的影响在哪儿?不是我读了这些书,而是我对书的表面特别熟悉,实际上它的内容我却是陌生的。它有一种错位感。就像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我长在北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却没什么文化,但周边都是大知识分子。这些东西也导致了后来《天书》这样的作品。

南都:你下放到收粮沟去插队是高中毕业之后?那时候做《烂漫山花》杂志,开始研究版式和字体?

徐冰: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就整天出黑板报。我就是画黑板报画出来的,还有刻蜡纸,我这个人比较认真,整天琢磨这事儿。去插队以后,我先在村子里出黑板报,后来我们又弄了《烂漫山花》这本杂志。当地的农民、知青搞的文艺创作,我们给它集结成册,用蜡纸刻印出来,每一期尽可能精美。

我不是一个能写东西的人,可我对写作又特别崇敬,我是一个进不去的人,但我可以把别人的文章展现得很漂亮,这篇应该用什么字体,怎么样排版,精力都花在这上头。

字体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后来才认识到,字体是很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的。那会儿的报纸很讲究,不能用错的。比如重要人物的讲话要用黑体,表达工人阶级要用黑宋体,就是黑体加宋体,特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感觉。黑体字是大标语刷出来的,一边儿粗细,特别直接、有力量。现在成了等线体,也是被现在的广告用得特别多,因为它是一种最民主化的字体,横竖粗细都一样。文艺版一般用仿宋体,正经文章、社论用老宋体,所以也叫“官体”。

这个杂志弄得特别好看,当时是1976年左右,正值“批林批孔”。所有的成果都被送到“批林批孔可喜成果大展”上,我们这一拨知识青年正好赶上上山下乡最后一小高潮。

我后来在西方做艺术,别人觉得这个人来自这么一个保守的国家,但是却那么有创造力、很前卫,他过去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基因?他们就对我的历史感兴趣。《烂漫山花》于是变得很有价值。后来做我的展览或回顾展,他们喜欢把这放在前头,好像是我的一件作品似的。

实际上确实也是当时的作品,它和后来的作品特别有关系。比如我后来学版画,我对版画的敏感,其实和杂志的出版有关。版画其实就是和书籍、字体伴生着一起发展的。西方的诗集都是配版画木刻,那真好看,木刻和字的印刷排在一起显得和谐、漂亮。摄影就不容易和字体有呼应,很难配上。我为什么对文字有兴趣,为什么对印刷有兴趣?这些都和过去的背景有关的。

南都:为什么从版画系能出这么多杰出的当代艺术家?

徐冰: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一个是版画这个画种带着特别深的当代的基因。实际上就是版画的复数性。复数性就是拷贝性,我后来发现,其实它和当代最前沿的领域都有关系,包括生物、手机界面、IT广告,甚至一个矿泉水品牌,全是复数。这是当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根本区别。最有力量的、最前沿的领域,全是复数,全跟版画的一块板子反复印刷是一个道理。版画家的手段和思维当然就容易更适应今天这个时代。版画是间接的艺术。不像油画,油画是激情的,感觉到了直接下笔,版画还得把板子磨好,把拷贝反到上头,这些东西跟材料很有关系,材料性也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的特征。版画的表达是间接的,间接有时候又跟虚拟有关。学版画的人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版画比较理性,但是简洁。因为它小,所以过去表现革命运动、农民的生活、工厂的生产,版画特别多,快,便捷,而且发表出来好看。

4 “人生的所有转折,都是聚集能量的契机”

南都:1990年代为什么去了美国?到国外之后生活和观念有什么改变?

徐冰:以前我也有机会出国,但我没去,那会儿我是版画家,我老觉得中国要迎来一个“当代版画”的时代。80年代末期以后,知识分子都显得没出息,也挺沉默的,我的作品也受限制,不让展和发表。到国外之后,变化就在于,你得调动你所有的能量,得调整自己,得适应那边的文化和生活,从生理到思维全都被调动起来。这是有好处的,我后来发现,人生的所有转折,都是让你聚集和产生能量的很好的契机。

南都:在异国的环境也许能激发更多的创造力。

徐冰:这个创造力其实来自你自身能量的调节和整顿。你得整顿自己的关系和结构,包括思维、包括生理、包括发音。整顿以后,就像变形金刚似的,随时改变和组装,就可以应对任何形势。比如我从美国回到这儿,我也能够感觉到,我其实是重新调整和整顿了自己,获得了很多新的思维能量。它不是单向的,美国先进,我们不先进。院长不做了以后,我做独立艺术家,这也是个人的转折。我又聚集出很多新的能量,有一种新的思维动力。

南都:写作这些真文字和创造假文字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徐冰:写作是很舒服的事儿。我在序言里写到,写作是一个自己的事儿,它完全在于你的思维能够推到多远。因为它太简洁,没有任何的累赘。不像做作品,一会儿这个那个,又是运输,又是材料,特别累,特别烦,很多东西跟艺术、跟把一个作品的质量推到极致没有关系。我有一个爱好,就是把东西做得特别完美,特别到位,写作其实完全可以把字儿捯饬到最完美、最到位,真的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它可以无限地好。

编辑:江兵

[责任编辑:杜鑫茂]

标签:天书 徐冰 等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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