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应该怎样研究政治？

俞可平正式回归“学者”身份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开始着手于兑现他履职演讲中的愿望：“（让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在引领社会政治思想和影响国家重大决策方面承担起重要的责任”。

12月11日，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成立。目标是“努力提供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原创性政治学前沿理论”，以及“在国际政治学舞台上代表中国政治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两天后的12月13日，这个雄心勃勃的中心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学术会议，主题是“推进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与会者都是国内著名的政治学者。

“我们国家的政治学基础研究相当薄弱，远远不适应政治发展和学术进步的现实需要，在某些方面甚至面临危机，相信在座的人都负有推进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的责任，都希望对推进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做出努力”，在这场会议上，总主持人俞可平说。早在宣布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赴任北大时，他就曾向媒体吐露自己的忧虑：“我们不要说在世界上有影响，（就说）在国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理论有多少？”

俞可平说，他主持下的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将重视三方面的研究：“一是基本理论——包括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中外政治思想史；二是古今中外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制度史研究；三是未来政治发展战略——不是3至5年后的战略，而是10年、20年、50年后的发展战略；不仅要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还应该关心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战略。”

他也直言自己“招兵买马”的想法：“希望各位给我们推荐最优秀的、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在上面这三个领域的杰出学者。”

这是一场足以激发学者们讨论欲望的会议。俞可平在会上透露，原本这只是一个15人规模的小型座谈会，因为有更多政治学者闻讯后主动报名，发言坐席增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也被压缩到10分钟。整整一天的会议，实际发言的学者达到了25位。

如此多的政治学者齐聚畅言的盛况十分难得，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只在国内教科书上看到过的名字。会上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意气风发的政治学届新秀。年龄最大的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景鹏，今年已经83岁。

“中国政治学是在‘政治学到底有什么用’的疑虑声当中恢复重建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一直朝着‘有用’的方向卖力气，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中国政治学就像一棵树，根子没有长牢的情况下结出果实，没有基础研究的时候，就追求实际应用的大繁荣。”在忆及中国政治系科1952年被取消、1983年被恢复的历程时，72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宁骚直言不讳。

“我们这一辈人，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早接触政治学的，现在一晃30多年过去了——也许印证了一句古训，‘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困惑越来越多，很多基础性问题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复旦大学教授桑玉成的“困惑”，也是许多学者表达的主题。

他们既关心政治学基础研究应该关怀哪些领域，也反思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思维的误区。有人表达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的期待；有人坦言对学术界分化和共识难求的焦虑；有人感慨社会上时不时冒出的奇谈怪论和所谓“创新”，冲击着政治常识和政治伦理的底线，甚至“很多教材编出来逻辑都是错的”；有人揶揄“上折子”、“当帝师”成风，基础研究却乏人涉足；还有人忧虑现在的国内学界“国家主义”谈得太多，“世界主义”谈得太少，“特殊性”谈太多，“普遍性”讲太少。

对普通人来说，“基础研究”对应的一个词是“常识”。本文摘录了他们的所思、所虑、所言中，可以对我们思考常识产生启迪的部分，与诸君分享。

（注：文中部分学者发言内容未经本人审阅，为方便理解，笔者对学者们的发言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略有调整和删节。）

政治学是什么？王浦劬（北京大学教授）：1980年，以中国政治学会建立为标志，我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在现有国家学科体系中，政治学被设为一级学科，下面有7个二级学科。

一般来说，“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主要指政治学二级学科及所有分支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而狭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主要是指“政治学理论”这个二级学科——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基础理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等等。

30多年来，我们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广义上的基础理论研究，即政治学各个领域和分支的基础理论研究都取得丰硕成果。……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现在确实需要基于既有成就，深入切实总结、研究和进一步推进。

燕继荣（北京大学教授）：过去说政治学就是“探讨良善生活的构成”，什么是良善生活的构成呢？政治学过去关注的是公民和国家层面的问题，现在还有一个中观层面——社会建设层面，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社会治理、社会建设，还是要回到政治学主流话题当中来。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科学不同于人文学科，后者谈的是“精神”和“好生活”，社会科学回答现实问题。社会科学一路走来，是对特定国家、历史和问题的理论化回答。各种“主义”其实就是对当时重大社会危机的回答。

例如西方国家从古典主义到神权主义，到绝对主义，之后是我们熟悉的自由主义，再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知识论一直在演变，是相互斗争、相互否定的演变……（同理，）最能衡量中国政治学水平的，是对中国道路的回答。

桑玉成（复旦大学教授）：政治学的使命是什么？（拿经济学来说，）经济发展、财富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经济学界认为也有他们的贡献和努力。同样的道理，政治学也应该致力于人民政治生活的改善，致力于社会良善政治生活的建构。

政治学应该是人类理想政治生活蓝图的设计，努力找到一种非暴力手段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途径，建立起合理的组织和架构，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共同生活，各安其位。

李强（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理解政治秩序的本质结构，在这个基础上，对政治秩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评估。

为了理解和评估政治秩序，传统政治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方法都非常重要。最近几十年，西方政治学过分强调科学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忽略了哲学的和历史的方法，从而导致政治学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如苏联解体、伊斯兰激进主义崛起等，缺乏预测，甚至缺乏理解。

今天，我们政治学界面临复杂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必须从理论的高度和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理解我们今天面临的政治问题。

徐湘林（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本身属于社会科学三大分支当中的首位，它面对的就是现实问题，而不是人文情调的东西。

王丽萍（北京大学教授）：表面上看，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关注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公众话题，谁都有资格参与讨论。于是，政治学似乎成了一个准入门槛很低、学科专业化程度也很低的学科——尤其是跟社会学、经济学等相邻学科相比。

政治学专业领域的研究者，与没有接受过学科专门训练的其他人，可能关注的是共同的经验对象、讨论的是共同的问题，但专业研究者的思考和见解，应该为理解政治现象提供一些具有规范性、分析性或是经验性的命题。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使命和目标。

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需要在政治学学科已有积累的基础上发展和更新认识体系和理论框架，其中，知识积累远不充分，方法论的选择尚待发展，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在基础理论领域里，中国政治学如何作出创新和独特的贡献？应该注重对我们国家独特的政治经历的研究，也就是政治史的研究。目前在我们的政治学科体系里面，有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但是没有政治史，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通过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我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进行反思，从我们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感悟中总结和升华出政治学理论。

我们有过独特的政治经历，文学界产生了一个莫言，但政治学界没有产生莫言，这是一个遗憾。一个民族的历史经历、历史记忆在每个政治学人身上的凝聚，是我们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里进行创造性研究的最基本的源泉。

想想西方人经历一场法国大革命，对整个19世纪的政治思考产生了多大影响？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西方人对人性和政治现象的认识深化了多少？西方人说“奥斯维辛之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和政治，但经历过中国的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却没有产生与这种经历相称的政治思考成果。

“50后”是有过“文革”经历（但又卷入不深）的最后一代，这一代应该承担起这个使命。否则，只有靠后人依据文献来研究那段历史了。

我们理解政治学需要注意什么？蔡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首先，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现在面临一个核心问题是反思国家主义，尽管“国家”是政治学研究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我们应该去研究研究近百年来，“国家”在中国发展进程中到底怎么定位，国家主义思潮是怎么发展演变的。目前很多学术争论焦点都无法摆脱这个问题。

其次，我们应该全面评析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关系。我个人感觉，目前我们学术界谈“普遍性”少了，谈“特殊性”多了，中国现在的“特殊性”研究过于膨胀、迷恋，应该反思。此外，我们还应该理性探究世界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共同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薛澜（清华大学教授）：学术共同体对于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产生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学会、学术期刊过于行政化的现象，这是非常普遍存在的。政治学要和应用领域之间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政治学不能完全脱离实际，但是太实际也无法发展。

周光辉（吉林大学教授）：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的政治学者应该反思一下，20年代、30年代的政治学者留给我们的知识遗产是什么？我们又将留给下一代学者什么知识遗产？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有学术，但是缺少思想；有对策，但是缺少理论。核心是什么问题？就是缺少原创性研究。政治学现在所有研究这么多的成果，但是原创性研究不够，这是需要分析的，包括政治因素和商业压力。

高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当前政治学需要关注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在很多具体政治问题上——例如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模式等方面，有没有普遍性？

从人类的整个发展来看，在所有政治发展进程中，在各种不同模式的道路中，一定有普世共同的东西。我们确实应该在学术上、理论上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不能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纯学术化。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中国政治发展很不利。

李强（北京大学教授）：国外政治历史研究的许多经验——特别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经验，对我们国家都有非常高的价值。以前把自己的经验说的一文不值，现在又为了时髦说西方的东西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燕继荣（北京大学教授）：很多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公共课里经常有人发表让我们吃惊的“创新”观点。我们不能放弃这一块的研究，要研究清楚，放在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下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有什么发展变化，社会主义未来是怎样的，通过学术研究，给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界正本清源。

陈明明（复旦大学教授）：现在政治学界里面一大批年轻人正在成长起来，给现有的政治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

首先，传统的政治学研究多以国家、政府、政党、阶级等为对象，他们的工作则把研究对象“非政治化”——或者说在研究中扩展了“政治”概念的外延。比如社区研究、住宅区业主委员会研究、城市新移民及其子弟社会化的研究，这些都和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主题有相当的差异。

其次，他们重视政治学这个学科的“科学化”进程，强调经验层面的描述和分析，或多或少地忽略政治研究中的思想与价值的维度。技术的使用重于理论的阐释，统计的逻辑重于政治的逻辑，数据的铺陈重于关系的论证，文本的安排相当精致，文论的结构意蕴却不无模糊。这可能是“科学化”进程前期不可避免带来的特点。

第三，他们强调以及执着于微观的分析和总结。从小口径进入论域的研究策略也不错，但论文的批判意识不强——所谓“批判意识”并非指“大批判”，而是指研究中的厘清前提、界定概念、揭示关系、抽象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这方面的偏颇导致一些作品的格局不大，分析显得过于琐屑，观点多半湮没于数据之中。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学重建，我们和这个时代一起走过来的学者，自然应该看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就是几十年甚至就几年）的历史规律，我们有自己教育和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我们应该承认，技术、量化、经验的方法可以大大改善政治学研究的品质，从而使我们和国外的同行能够在一个知识普遍性的基础上对话。但我们这一代人仍然是可以做一些对政治学有绵薄贡献的事情。

王丽萍（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的追赶特征非常明显，在短时间内接受了大量来自异域的知识成果，这对于后发的中国政治学来说，当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应该看到，对这些理论及相关方法和研究路径的理解和接受，常常脱离了它们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基础，因而对这些理论、方法误用的情形就常会出现。

对政治学研究者而言，要对现实世界作出理性和符合实际的解释，尽力避免成为既有理论的奴隶和现实政治的附庸，始终是一个远比学术研究本身更为困难的问题。

张小劲（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基础研究应）基于两个维度、两对关系。实践问题对于理论问题，科学方法对理论方法，这两个维度交叉形成四个象限；核心与外围，基础与上层，两对关系相对于我们今天讲的政治学基础，更多的是核心与上层的研究。划分好两个维度和两对关系才能理解基础研究更宏观的视野，更理性的比较。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基础问题。

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思维”在政治学基础研究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历史感”是政治学研究中最基础性的东西；……历史思维中的变化思维、因果思维、细致的逻辑，以及历史的严谨表达，都可以与政治学实证研究结合。

景跃进（清华大学教授）：1990年代，我做村民自治的时候，真的期待村搞好了，可以搞到乡，县搞好了可以到市。后来发现整个过程和想象的不一样，基层问题比自己想象的复杂。我反过来问自己，我对这个体制真的了解了没有？中国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弹性究竟有多大，自我改良的空间有多大？可持续性究竟有多强？

政治学和政策关系的讨论不能分割，比如，代议制不能脱离对代表和选民的政策关系的研究。经验和理论研究是必须结合的。

胡伟（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目前需要再规范化，以前我们有点规范的理论，但是这几年规范的东西太弱化了。中国政治学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民主”、“自由”、“规范”，这些概念在中国很混乱。什么是“民主”，已经说不清楚，政治学界一百个人一百个说法，现在没有共识，没有规范的东西就很麻烦。中国政治学要为中国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

施雪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在中国，下面的八个方面都有所改进，才能真正推进中国政治学以及政治学基础研究。第一，政治学发展规划设计应该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二，政治学人才队伍建设应该加强；第三，政治学研究课题的选择，现在偏政治性、偏应用性多了一点，政治学规律性、最基本的一些知识理论少了；第四，政治学知识体系的现代化；第五，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中国化；第六，研究方法多样化；第七，国际交流的正常化；第八，研究成果及其评价的科学化。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现在做政治学基础研究，没钱，也不容易出名，也不容易轰动，是坐冷板凳的，但这个事儿要有人去做。我处在想回归学术研究的阶段中，但目前还在争取。

政治学对当下的中国有什么启示？李景鹏（北京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主要就是研究政治发展的规律，研究政治各个分支、各个方面发展的规律，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领导、掌握权力的人——了解这些规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努力，克服各种障碍，使得政治实践朝着规律的方向发展。

桑玉成（复旦大学教授）：政治学家和政治家不可能“一身二人”，政治学家不可能治国，从学和治国不一样。从学是探究规律性、重复性、因果性关系……政治学家首先要从人类政治文明和进步视角思考问题，要有定力、理想、担当，政治学研究不能脱离实际，但是不能干预实际。

高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我们谈政治学，既包括政治科学，又包括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方面要关注中国现实，运用政治学基础理论建构创造新的东西。同时需要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反思评价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从人类政治学、文化积累角度去反思中国。

陈明明（复旦大学教授）：我们在政治学研究中应该特别强调什么？一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就是国家建设或者国家建构理论。一方面涉及国家有效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是国家正当性，引申出来的话题是民主或者民主化理论研究。

二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落在政府改革理论上，例如政府与市场、阶级不平等、财政和公民参与等问题。三是比较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近现代中外政治思想史，我们应该有一个深度的阐释，无论是对一些老的概念和关系——例如权力和自由，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

余逊达（浙江大学教授）：我们现在高度关注中国问题，有两个视角：一是特殊的中国问题，二是中国问题里面一般性问题。我个人觉得需要把这两方面平衡起来。目前来讲，尤其要注意关注的是中国现象里面的一般性问题。

过去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问过两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民族甚至这个民族一个地方能够两次走到世界前列？这个地方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对其他地方有没有借鉴？如果它是特殊的，没有办法学，（他们）就恐慌，（因为）没有办法复制你，只能让你强大，最后就是平衡你。如果这个是可复制的，大家共同发展，大家的心态就会比较平衡。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

褚松燕（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我们一直在回答“民”和“国”的问题，在这样的架构下看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政治格局。先秦百家争鸣的遗产，我们一直用到了今天。我们现在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创造，有些看起来是“中国创造”，有些用既有的理论是可以解释的。由于对历史的研究不足，回答有些问题时特别匮乏。对政治史和政治的延续不了解的话，有些问题会回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