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这部讲述伊朗难民的电影抚慰了恐袭后的法国


来源:澎湃新闻网

法国人文电影近年有一个现象,在种族问题严峻之后,会不时出现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有悲欢离合、看去有点主旋律的喜剧片,以高票房赢得观众的掌声。

《我们仨》电影海报。

伊朗裔导演Kheiron Tabib的《我们仨》11月在法国上映第一周,票房接近17.8万人次,成为当周继《火星救援》之后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电影原名“Nous trois ou rien”,聚焦在法国的伊朗政治难民一家的故事。用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个题目来表达其法文意思恰到好处,虽此仨非彼仨,一家子的经历、生活中以小情趣面对磨难的精神,冥冥中东西呼应。

伊朗年轻人、也就是导演的父亲伊巴·塔比(Hibat Tabib),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先是被巴列维的君主立宪制政权抓住,蹲监狱后,后因被萨特关注,引起君主注意,又赶上皇权被7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推翻,终被释放。但伊斯兰保守势力于1979年上台,领袖霍梅尼在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得更专制和恐怖。作为律师的伊巴,娶妻生子后,四处躲散,后经伊斯坦布尔逃到法国。住在巴黎郊区斯坦(Stains)的公屋中,夫妻一起学语言、打工、融入,丈夫考律师资格证,妻子加入女权组织,也参加街头运动。家从家徒四壁,变得一个小中产,从1992年开始,在贫困的郊区小镇皮尔菲特(Pierrefitte) “诗歌之城”(Cité des Poètes)小区中,指导社会福利中心,一起协助当地的市镇,解决移民的问题。让一个破败的街区变成拥有各国文化魅力、贫民虽贫仍生活愉快的小镇。

电影中的主人公,扮演者是他儿子,也就是本片导演。

电影小制作、小清新,为什么能在观影品味非常分化的法国电影市场获得如此高的票房呢?除了迎合了对穆斯林世界的整体关注、现实的难民问题和巴黎恐袭带来的集体性反思,关键在于其基于真实的故事散发出乐观积极改变现状的感染力回到了人性的闪光点,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给恐袭后的法国上下紧张的神经一点舒缓。

电影不长,1个多小时,但信息量很大,涉及了伊斯兰世界和欧洲的几次大的社会变迁:五月风暴、伊朗革命、法国郊区问题。用喜剧的形式化解了伊朗当年的政治恐怖,插科打诨的方式,轻松的氛围可以让人直面社会和政治体系中各个环节的问题。

类似于斯坦公租房在刚建成时的鸟瞰图,在巴黎郊区比比皆是。(图片来自网络)

诗歌之城社区,昔日的美丽家园已经衰败,成为社会问题频发的贫民窟。(图片来自网络)

电影的重点是郊区问题,电影中的小区是法国政府从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中期,在巴黎郊区建设的90多个大型公租房今日面临的问题的缩影。当时战后复兴,建筑师富有理想主义,声称要为老百姓建设现代化的房子,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投资建设。而在70年代中后期法国高速30年发展结束后,这些郊区公租房因为中产阶级的撤出,被法国战后从原殖民地吸收来做工人的移民们占据。他们在郊区公屋自成体系、加上没有稳定的就业,在失业-贫困-暴力-更难就业中循环。

斯坦的公租房,离11月发生恐怖袭击的圣德尼斯不远。(图片来自网络)

伊巴的社区机构所在巴黎北郊皮尔菲特镇中的诗歌之城小区是这个问题的典型,小区由建筑师Yves et Luc Euvremer和Jean Renaudie设计,这个小区和其它几个类似公屋当时被誉为“极富有想象力的乌托邦主义建筑”。外形变化多端。却因为住在里面的人口结构和社区问题发生的变化变成了今日的贫民窟。好在伊巴找到了让社区恢复部分活力的办法,那就是让每个人最闪光的一面发挥在社区事务中,可以做手工、市集、唱歌、摆地摊等等。

法国人文电影近年有一个现象,在种族问题严峻之后,会不时出现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有悲欢离合、看去有点主旋律的喜剧片,以高票房赢得观众的掌声。这样的电影在族群关系寒冬时,以法国人特有的幽默方式,深入问题的本质,并以个案的成功形式,拷问现实社会的哪些层面出了问题。

电影剧照。

11年奥利维·那卡什和埃里克·托乐达诺的《触不可及》获得了全世界的掌声,根据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真实故事改编,当时正值讨论北非移民的问题。两位导演在2014推出了类似的电影《桑巴》,这回把故事放到马里逃难来的民工,如何从难民开始进入法国,以建筑劳务市场的黑工身份,和警察周旋,又如何在救助机构的帮助下回到正常生活、并收获了爱情。获得今年嘎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提名的蒂尼斯·艾葛温(Deniz Gamze Ergüven)的《野马》(Mustang)也同样讲述了类似故事。

美中不足的是,所有故事都是归化为法国公民、用法语和法国思维讲的,这事实上也成了移民融入的一大困难。

现实中的主人公。(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标签:我们仨 法国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0
凤凰新闻 天天有料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