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视角中的“丝绸之路新史”

在汉语传统中，很少有人意识到，书评一词名称中倒装前置的句法，导致了该文体普泛弥漫着喧宾夺主的气氛：作为评论对象的“书”，突出在动词前面，成为写作与阅读之标的。直把宾语置顶端，貌似表达一种尊重的修辞；实则上，主谓宾关系中的逆序与缺席，却生成并助长了一个狡黠的主体。但现代汉语中词语的艰难处境又值得同情：若以正常顺序表达关于书籍的评论，就会组成“评书”两个字，众所周知，那滑向了另一种更古老的传统，同时更加不靠谱，或者说不正经，即充满了残丛小语、野史杂谈即“八卦”的小叙事，如此，则书评有沦落为口水之危险。

本文乐于进行另一种尝试，让书评一词在指涉不变的情况下，更加顺理成章，即它还是书评，同时却还是“书的评论”：是由另一部书发表的，关于某一部书的指点、评价与阐发。这将是以书为主体、为第一人称的一篇文字，不是该书本身，却是书与书的彼此映衬与互见，各自尊重，但也可能是相互拆台。现在，我们就有请《西游记》，来对美国学者芮乐伟·韩森的著作《丝绸之路新史》写一篇书评。

在正文之前，还有一句题外话：《西游记》的言论我们也自不可尽信，文责由其自负。其书毕竟是部小说，并囿于产生时代的知识发展状况及其内部世界观局限，读者很有可能会在这篇书评中看到不值一哂的谬误、自以为是的偏见；不见理论，但有妖怪——那些曾出现在丝路现场的妖怪混进来了。

唐僧在徒弟们帮助下行走西域，这可能是古典时代自孔子之后最著名的一次周游列国，我想，佛教徒们一定同意说，这也是更成功的一次。我并不想渲染今文经学的思路，但唐僧的确在强势的背景下，进行了一次被官方安排好的旅行。这种安排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观意愿的实施贯彻——“奉旨上长安”、“奉旨上西天”；一种影响力的运作——“东土大唐来的老爷”，行走有便（但同时肉和宝贝也增加了被觊觎的风险）；以及一种制度的执行：这里安排好的制度，是指旅途中的明晰有序。

意在“翻过”旧有著作，构建新史

任何时候，任何一个人贸然身处在丝绸之路上，很可能都会不知所措，在这一段漫长的险怪旅途中，他会遭遇层出不穷的意外……我本身即是这方面富有经验的记录者。在我的世界中是如此；在你们的世界里，现代中国的西北、内亚是如此；在你们祖先的世界中，当年丝路还是活的，尚未曾成为荒漠、遗迹、考古工地、盗墓现场以及旅游点的时候，更是如此；甚至，到了《丝绸之路新史》这本书中，也还是如此。尽管这部书的作者意在让更多人，而不止是她的学者同行们阅读这本书，但是，如果没有一些经验，或者是实地万里路的踏访，或者是万卷书乃至几卷开而有益的阅读，总会在其中的各种人名、地名与年代名、族群名等等名词间晕头转向。

该书标以“新史”，一如《西游记新传》或者《新西游记》这样的相貌，意在要把以往的相关著作以及旧有的常识，像漫漫长路上的山坡那样，一重又一重地翻过去。于我而言，这也是一本很新或应该说很陌生的书。因为我原本并不知道，曾如此详尽记录过，构成了我之主体的这片区域，居然是什么“丝绸之路”。这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一个后设的术语。如今的人，似乎颇有受到《西游补》中鲭鱼精的蛊惑，梦想在妖术的作用下回到唐朝或者其他什么时代去，设若真有人办到了，穿越回丝路，正准备开始其跨国贸易的宏伟梦想，先用奇怪的口音（而不是中古长安音，或粟特语、突厥语）与人搭讪：请问这里是丝路——丝绸之路吗？万一有天资绝顶或天赋异禀、自带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转换器的，表示听懂了，那也一定是理解成了“死路”或“死雠之路”，他或许会回答说：不是，才不是死路，莫愁前路无知己，马上相逢无纸笔。

少见多怪，“丝绸之路”很名不副实

当初，在我和“取经四人组”看来，这条充满了妖魔鬼怪的道路是试练小径，是取经求法之途，是得证长生大道或者说成长的荆棘路——也就是追赶时间的旅程，在诸方中，唯有向西走才如此，这取决于地球自转方向由西向东，太阳东升西坠；是以在《西游记》那个处处呈现数学之美的世界里，大唐长安居于南赡部洲，而灵山在西牛贺洲，从南洲到西洲去，标准的角度应该是西北乾方，但我们不叫《猴猪西北行》以求与《孔雀东南飞》对仗，却径直就叫了《西游记》，深意即在于此。这一段西游旅途，我倒并不算率先记录的，唐僧也不是第一个行走其中的，若不算后羿、穆天子、汉武帝这些想要万寿无疆的人君传统，在我原本的经验中：早年夸父曾经沿途疾行，其逐日之旅虽殒犹荣，身后留下了名叫邓林的绿洲，春天会开桃花，夏天会结满孙行者最喜欢的桃子。后来，老聃也曾骑着青牛飘然远引，有些人认为他与世尊（也就是佛陀、如来），可能还应该有某一位神圣一气三清，而又三位一体，如是，则法显、义净、玄奘以及释悟空等等取经者，去的路程只是重蹈旧辙与踵武祖师，而东归则是反哺；只是，包括孙行者和猪八戒、沙和尚在内，人们后来都不信任这种来自《老子化胡经》的说法了。

以上这些智识并没有被纳入到新史之中，或许要算是作者的偏见，但我也表示释然，一个一百多年的新词和新研究领域，这对于不论是妖魔、神佛，还是经典来说，实在是还处于锐意满满、生长旺盛的青春期，新材料与新知予取予求、快速增长，能指与研究史都那么年轻，我期待着未来的修订与新新史，会更加准确地揭示古老与复杂得多的事实。事实上，《丝绸之路新史》已然更新了不少旧常识。在读这本书之前，很多人印象中的丝路，多的是丝，主导的是贸易，穿梭交流的是冒险者与远道而来碰运气的商人，他们让后人悠然神往，于是有了从《马可·波罗行纪》到《看不见的城市》这样的杰作。一定程度上，近代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抵达、挖宝、买卖与离开，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接着这种对丝路的想象续貂延展到近代的——但这本书告诉人们，除了唐代曾以绢为通货之外，丝绸以及民间的长途贸易，都未必是这条路线上的主流。也就是说，“丝路”很名不副实。

我想想就深以为然，西游路上，固然观音菩萨也曾腰缠着冰蚕丝驾临，镇元子的五庄观上也用过丝帕托盘，那究竟都是神佛级别的小饰品，要说魔怪们大规模地将丝作为宝贝的，不过就是盘丝洞里那几位风光大好的妖精，可人家又其实不是正宗的中国缫丝，而是节肢门自产自销的蜘蛛丝罢了。此丝非彼丝，《丝绸之路新史》一书告诉大家，《博物志》作者老普林尼当年抱怨塞里斯丝败坏罗马，塞里斯通常被认为即彼时对中国的称呼，但学者们新近认为，很有可能，那时代抵达欧洲的是印度野蛾丝或者爱琴海科斯岛野蛾丝——大家看，我的记录与历史自可呼应，相互契合。

敦煌壁画中的怪兽，在“西游记”当中它们是阻挡玄奘一行求取真经的障碍。

在尼雅与楼兰之间的米兰遗址，斯坦因在一座佛教建筑中发现墙上绘有十六人，其中一人如图所示。无论这是远方工匠所画还是摹自图册，这种艺术主题在丝路上很容易传播。

玄奘的偷渡与唐僧被安排的旅行

我总觉得，人们可能会选择更信赖《丝绸之路新史》这类归在史部及K类的图书，而小觑和歧视了说部和I类的文献。这很不好，我要自证，《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样的旧文，貌似传记，却属教徒兼僧侣的记录；对神迹与法力的依赖，使之形成了灵验记的笔调，跟小说家的文字也相去无几了。而《西游记》却可说就是一部更新的丝绸之路史。譬如：昔日的卷帘大将，在移民流沙河之后，替换了自家的姓氏，用“沙”这个姓氏，成功融入了土著社会，一度成为当地垄断水资源及内河航运的内陆交通巨鳄——韩森教授援引了近代考古史以及气候学地理学数据，直到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的年代，塔里木盆地的河流还能有季节性的航行。而我们再看天蓬元帅，作为移民二代，他起过猪刚鬣这样的姓名，更加贴合所在族群的文化特征，这种做法，与徙居高昌（吐鲁番）以及撒马尔罕的粟特人何其相似（甚至，后来的八戒总是想着还俗与破色戒，这与包括鸠摩罗什在内的丝路僧侣也趣味相投——编者按：据《丝绸之路新史》，鸠摩罗什一生中三次破戒，有一次主动讨要了一名女子，并和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当然，作者韩森也表示，鸠摩罗什不同传记之间的记载有出入，学者们并不确定三次破戒是否真正发生过）。除了姓名，粟特人还曾改变衣装与发型以适应不同的游牧统治者习惯，我们也都知道，八戒与沙僧在皈依之前，在高老庄与流沙河也都有过换装的记录：要知道，卷帘大将在迁徙之前原本可不是沙和尚出场时那“一头红焰发蓬松，不黑不青蓝靛脸”。如是我闻，天庭从不曾流行过公务员杀马特化的时尚。

当然，什么毛脸雷公、长嘴大耳云云，在早期民族志中，这是很普通的异族想象，少见多怪而已——很多所谓妖怪，其实不过是对非我族类的污名化，是定居者对外来人口的言辞偏见。但如果话语权暂时掌握在路人那里，表达效果可能会反过来，山大王与拦路抢劫的强盗会在词句中成长为妖魔，“此山是我开，留下买路财”，那是旅行者对定居土著的不愉快甚至恐怖记忆：我知道，后来，领导第一次环球旅行的麦哲伦就是这样出师未捷，身先死在妖怪手里的，我好像还记得，盛传有一些探险家像这样被妖怪吃掉的——顺便说一句，丝路上的粟特人原本按照祆教的葬俗就是把尸骨给包括妖怪（如果妖怪存在）在内的各种存在吃掉肉之后再埋葬之，但后来就慢慢遵从了汉人的做法。

我作为更新丝路史更重要的证据，还在于唐僧。玄奘作为偷渡者的神话，并不若我所记录的作为唐王御弟更合乎丝路的特有逻辑。前文稍稍提及，《丝绸之路新史》揭示：唐朝军队以及官方影响，对丝路的有效贯通与运作颇为重要，唐朝衰颓之后，那些城邦迅速退缩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唐僧在徒弟们帮助下行走西域，这可能是古典时代自孔子之后最著名的一次周游列国，我想，佛教徒们一定同意说，这也是更成功的一次。我并不想渲染今文经学的思路，但唐僧的确在强势的背景下，进行了一次被官方安排好的旅行。这种安排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观意愿的实施贯彻——“奉旨上长安”、“奉旨上西天”；一种影响力的运作——“东土大唐来的老爷”，行走有便（但同时肉和宝贝也增加了被觊觎的风险）；以及一种制度的执行：这里安排好的制度，是指旅途中的明晰有序。旅人们须在关卡向官吏提交“过所”，这种证明身份的文字材料可能有着最古老的肖像描写，还记录了人数、携带的物品以及目的地等等，自汉至唐，有汉文亦有其他文字如龟兹语的实物被发现。而想必很多人都会有印象，唐僧也带着通关文牒，历钤十二国印。按照丝路上过所的一般状况，这个路线图可不像游园盖章那么灵活偶然，而是事先就确定好了的。这一点，在《西游记》中可是把关子一直卖到西游行程结束之后：那时四圣取经回东方去了，观世音菩萨在如来佛面前掏出了那个八十一难的清单，敢情那些妖魔的数量，也都是预先算好，合乎完美数字的。

《西游记》与丝路史实的叠合

我姑且还是尊重传统，把中古内亚的交通称之为丝路吧。《丝绸之路新史》一书还揭示了，它不是一条确定的、绷紧如丝弦一样的线条，而是很多个世纪中，行走在亚洲腹地的各色人等，使臣、商队、难民种种，在绿洲之间，用众多的脚（还包括驼马的）丈量出的复杂道路网络的痕迹，“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这也是对的，就是说，丝路犹如茧。书中提到另一种比喻把大路比作动静脉，小路喻为毛细血管，以解剖学的视角来对待丝路，自是有着方法论上的双关意蕴，但我觉得，不若用“抽丝剥茧”来形容，更加名符其实。

无独有偶，在我的经验世界里，这条路也并不是一次性的单向旅程，而存在着复数的非线性景观：唐僧带着一只猴子，一口肥猪，一匹马和一个吃人生番跋涉过一次是没错；但此前菩萨们常来常往，接纳一些门徒，招领一些失物，投放一些妖怪，云里雾里跑过很多趟；至于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一十八位护教伽蓝，这些神佛两界的小公务员们亦密集有序、按部就班地做着旅途上的值日生，其上下班的路程固然基本为我所忽略，那只是因为没有故事可讲，乏善可陈，神仙过路无意外，但那都是存世的事实无疑。再说，悟空频频搬弄救兵，这条路上也不知风风火火飞过多少次。故而，谁说“西游”不也是耗费了巨大人力（神佛之力）的复杂痕迹集合呢？这都与丝路的史实颇为相吻。

汉语辨析单复数的能力不强，人们单从“丝绸之路”、“取经路”这样的词汇上，不容易看出更丰富复杂交叉的时空叠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些路上，可不止是汉语在行走，就算大家忽略了各位精怪和妖魔，那还有其他语言，在希冀与现实、幻想与苦难的切面上，保留了更复杂乃至3D立体的丝路。如：唐僧取经四百年后，于阗有七位王子及其随从，曾经行走在去往东方的旅途中，《丝绸之路新史》一书摘引译介了其中一位保留在敦煌藏经洞中的于阗语文书：“去敦煌的旅途非常艰苦，要走四十五天，多么希望我能一天之内就飞到。”这样的想象与感叹，看看我，要会心一笑吧，那时候，《西游记》其实是在场的。

“新史”甚至有章回体小说意味

说到文书，我自然颇有亲切感，不管是我本身，还是唐僧他们西游的目的——取经，无不与文书有关，如果是在跨文化和语际交流中，不囿于单一宗教的立场，那么，经典亦不过是文书一种。《西游记》可说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关于记录的记录。而在丝路各遗址发现的文书记录，亦正是《丝绸之路新史》一书的最大依据，该书正是将一百多年来的出土文献作为立论基础，来得到如是种种新见的。这样的做法更加朴实有效，我很喜欢。

我也赞成该书以各城邦即遗址设章节，叙述围绕着城邦，城邦（在考古现场）围绕并散落着出土文献。看上去，这在文体上有类国别体，但实则上，其中亦不单纯是空间罗列，也有时间的次序。

我因此急切地觉得它甚至有章回体小说的意味——堪可引为同类，我很高兴写书评，我甚至十分期待，有朝一日《丝绸之路新史》也可以为我这本老书来写个书评——或许它也在写，甚而已经写完了呢。

“一位王子保留在敦煌藏经洞中的于阗语文书说：‘去敦煌的旅途非常艰苦，要走四十五天，多么希望我能一天之内就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