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罗志田：文明之梦与知识人的软实力

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1948年4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胡适的英文作品选集，选文主要侧重在胡适向西方公众宣传、介绍、阐释中国文化这方面的作品。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罗志田认为，胡适虽是留下了大量著述的，但他的轻重既不在诗文集，也不在事功，留下的更多是今日所谓“软实力”，难以表现为“硬成果”。

近代中国是个让人倍感焦虑的时代，以至于让研究者或多或少带有些挫败感。

因着近代中国的复杂多变，要试图对其有较为深入的把握，对学人的才情与定力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罗志田先生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学术、政治与文化，并一直尝试着能够突破各个专门史的此疆彼界，试着让研究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近五年以来，他所关注的似乎在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观念，比如“革命”、“地方”与“国家”，这些核心观念，很多是国外中国学关注的焦点。

就粗浅的观察，罗先生对近代中国的认识，带着一种思想史家的反思力，围绕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与重大问题，既注重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又留意思想的社会视角，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试图将前人所想的再怀想一次，深入到当时的语境，所以很多提法都迥异乎时流，细细读来让人觉得别有洞天，但又入情入理、丝丝入扣。

一般人似乎认为，罗先生既然是海归，又得大师指点，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就，关键在于西学强。在我看来，这跟罗先生对历史的细腻观察颇有关联，更关键的因素在于，罗先生在旧学方面的修为，也就是所谓温故才能知新，所以有时读者或许会比较奇怪，他怎么会偶尔写起先秦史或隋唐史的题目来了。

不少读者初读罗先生的著作，似乎觉得铺陈过多，有些不明就里，但细读之下，却发现极为耐读。这当然并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长编法，而是更愿意将各造的历史证言平等地呈现给读者，邀请读者更有参与感地进行这场历史阅读与思索。这一尝试，难免会让追求直接的读者有些小失望，但却可以避免历史学家的些许武断。罗先生坦承，他不太喜欢做历史结论，这倒不见得是过度谦虚，或许更多是历史学家的节制与清醒。

罗先生一直在向民国学术致敬，无论是对于陈寅恪学术研究与表述方式的反思，还是对于其乡贤与师长蒙文通、吴天墀、缪钺诸先生的表彰，这些文字勾连的是古人，或许也是作者试图追慕与重建的：欣赏文史不分家的视野，放眼读书的格局，以及从容不迫的心态，跟甚嚣尘上的计划学术显然有很大区别。

胡适的梦想与虚愿

新京报：你的胡适传记名为“再造文明之梦”，在你看来，胡适的“再造文明”，其得在何处，失在哪里？哪些是受情势所困，有心无力；哪些是自身缺陷，未竟全功？

罗志田：吴稚晖曾以苏轼、王安石为例论历史人物说，“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王安石则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与否，便不起决定作用。胡适也是留下了大量著述的，但我的感觉，他的轻重既不在诗文集，也没有王安石那样的事功，留下的更多是今日所谓“软实力”，难以表现为“硬成果”。他为改变中国以身作则，其开风气之功，足以名留青史。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胡适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但他想要在中国实现的“高文明”和“好政府”两个目标，到其离世之时仍是有待实现的目标。他早年在《非留学篇》中就强调出国留学是以不留学为目的，若本国大学没办好，学子总要留学，中国人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则“神州新文明之梦，终成虚愿”。今日两岸留学仍是正途，此岸尤趋之若鹜；至少在这一层面，“神州新文明之梦”，的确也还是梦。

胡适很多梦想终成虚愿，主要因为他身处乱世的大环境，却想要把美国这个“治世”的方法用到处于“乱世”的中国来；且在枪林弹雨倏忽将至的时代，又一直希望在文化、学术方面有建制性的远大建树。两皆有些“不合时宜”。但正如天下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胡适相信的“自古成功在尝试”，到今天仍鼓励着后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