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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受厄:20世纪的见证文学


来源:新京报

2011年10月18日,纪念二战期间犹太人从柏林前往集中营70周年,德国柏林,一位年轻女士向17站台旁的纪念碑献花。这部作品是在隐喻的哲学层面思考集中营、大屠杀与犹太人身份,尤其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对伊姆莱创作的影响。

柏林举行活动纪念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70周年

2011年10月18日,纪念二战期间犹太人从柏林前往集中营70周年,德国柏林,一位年轻女士向17站台旁的纪念碑献花。1941年,纳粹开始用火车将柏林的犹太人运往特拉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和后来的奥斯威辛集中营。1941年至1945年期间有56000名柏林的犹太人被驱逐或者被杀。现在17站台,也就是以前驱逐犹太人的站台旁边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日期、起点、终点以及被运送的犹太人数量。图/CFP

《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是一本关于见证文学的评论集。见证文学是自传文学的一个分支,指浩劫性历史事件的幸存者,通过文字记录下自己经历的文学形式。它在一战之后广泛出现,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战争惨祸”“种族灭绝”和“营文学”(分为“奥斯威辛文学”和“古拉格文学”),代表作家有保罗·策兰、内莉·萨克斯、普里莫·莱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凯尔泰斯·伊姆莱等。

书写受厄是一件严肃而痛苦的事情,写下的文字是历史的证据,是为那些死难者建筑的永久纪念碑,是对罪行本质的反思,是对极端情形下人性所暴露的恶之思考。活下来的作家要直面良心的诘问,历史的责任在鞭策着他们。

很多人认为“苦难成就伟大”,在这本书里,作者克洛德·穆沙引用沙拉莫夫在《科雷马纪事》中的文字告诉读者,苦难本身不会带来任何意义。“过度的苦难,只会瓦解人的自我,使他与别人的关系崩溃,那里面没有任何‘教益’可寻。有些东西,人最好永远也不要看到。无论是在漫长的监禁期间,还是在那之后的岁月里,都不会有任何‘经验’形成,把曾经的苦难转化为一种智慧”,带来意义的是见证者的思考自觉和有意识地冷静观察。见证文学不是流于廉价眼泪的“苦难文学”,哀哀申诉自己的委屈,希求他人的同情,这很可能模糊真相。它记录亲眼目睹的恐怖,思考恶行产生的土壤,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角色。“书写‘受厄’或20世纪其他浩劫的作品,应该与它们书写的对象保有一定的距离,并且透过这种距离,挖掘这种距离,把它当作本身的一个向度,引入文本内部的空间中。特别是,它应该远离那张由‘良好意愿’编织成的哀婉动人的网,始终保持独立和冷静”。

战俘加斯卡尔记录的微末小事

皮埃尔·加斯卡尔的作品《死亡的时代》属于其中的“营文学”,和常见的犹太人集中营和政治犯劳改营稍微不同的是,加斯卡尔是一个战俘,两次出逃失败后被关入德军设在乌克兰拉瓦-罗斯卡的惩戒集中营,他无意中站在了历史的交叉点上,目睹了德军的暴行和苏联的集权。这本书包括获得1953年龚古尔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死亡的时代》和他死后出版的同名回忆文章,小说里没有惨绝人寰的迫害事件,一切都在平平常常地发生,死亡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加斯卡尔每天的工作就是埋葬死去的难友,他记述劳动的细节,安静认真仿佛日常上班。集中营的生活条件很差,瘴疠横行,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但他们还能向德国牧师叙述物品的奇缺,向红十字会的调查人员要求更好的待遇。

运送犹太人的火车在不远处驶过,火车是通往地狱的活的意象,“犹如一只被抛入无底汪洋的鸟儿,这些被投入无穷苦难之中的人,他们的呼声随风起落飘荡,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只剩下万里晴空,依然是一片碧蓝,纵然有千千万万惊慌的鸟和垂死的人,也永远不会因之褪色。”作为旁观者,他竟有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情”。小说里还有一个出逃失败的士兵,加斯卡尔和难友每天偷偷在墓穴里放入食物,早上就会收到他用铅笔写的感谢纸条,直到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墓穴里只剩下一件上衣;以及一个好心的德国牧师,他因为同情犹太姑娘而被调离。加斯卡尔记录下这些微末小事,人性的信任与善意在死亡边缘闪烁着微光。

加斯卡尔记载了德军打算将犹太人墓碑上的文字刮掉,用作埋葬法军战俘的墓碑的故事。他敏锐指出,盗窃犹太人的墓碑,是逼迫犹太人和法国人双双放弃信仰的卑劣行径,但这是有意识地利用,在战争审判中提到这个细节时,“双方都会认为某种‘人性’超越了残暴的兽性,把彼此联系到一起,所以,我们富有田园风光的公墓对武装对抗的两个民族而言,必将成为某种道德竞争的对象”。

在战后,因为一位哥萨克女士的来信,加斯卡尔发现法国士兵的墓园已经被乌克兰接管。在墓碑上的宣传语里,乌克兰微妙地植入了本国的分离意识,将二战结束的年份写作乌克兰解放的1944年而非苏联官方认定的1945年,将这些无名死者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当初德军用犹太人的墓碑修葺法军士兵的坟墓,和现在乌克兰的利用,其间有多大差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这变动间,本身的真相却无人得知。身在乌克兰,加斯卡尔目睹过当地士兵的摇摆,他们并非全然忠心于苏军,顽强的民族意识让乌克兰不服从苏联的统治又怀恋一战前的辉煌,这种暧昧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

凯尔泰斯的集中营记忆

在具体事件的见证背后,曾经的受厄像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梦魇,成为作家挥之不去要抵抗的对象。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的作品多聚焦于集中营记忆,他的随笔集《船夫日记》正是这样一本书。穆沙的书中提到伊姆莱时说:“从整体上说,《为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哭祷》不能算作见证文学作品,然而,在这部小说中,过去的时间——流放与种族屠杀的时间——是决定性的,它触碰着、传染着所有后来的时刻,制约它们的可能性,制约站在其上回顾的人”,这句话表明了在那些并不直接描写集中营的作品里,集中营的记忆依然是重要的思考线索。《船夫日记》是伊姆莱几十年的日记节选,我们可以在其中时时看到奥斯威辛的影子,“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犹太人的话,他们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人;所谓的‘犹太人’,实际是一种在极权主义下的境遇”,这点可以联系到《死亡的时代》里皮埃尔的见证,他发现唯独对犹太人,户籍上却点明是“犹太男”和“犹太女”。

这部作品是在隐喻的哲学层面思考集中营、大屠杀与犹太人身份,尤其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对伊姆莱创作的影响。他的日记诚实地面对自我,是片段思绪的汇总与融合,儿时的集中营记忆是不断复制的梦魇,催动着伊姆莱一次次将思想当做武器,写出一部部自传体小说,反复阐释同一个主题,用以抵御它的侵袭,并走入它的内部,试图挖掘它的根基。

替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发声

每个有过受厄经验的人,他们的过往都是建筑在空中的坟,埋葬着未能走出的死者。“我活下来了”这句话本身包含着羞耻:“我”为了活下来,向刽子手妥协过,那些无法活着的人们才是背负苦厄的殉道者,因此“我”有什么资格替他们申诉?亚沃罗姆·苏兹科维尔将这一矛盾描述为“我的良心是一只歪扭的鞋”,这鞋固然已受过历史的摧残,但依旧应该坚持不懈地将见证之路走下去,缝补残破不堪的语言,替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发声,为他们争取真相,正如苏兹科维尔的诗所呼告:

“语言在哪里倒下?又躺在何方?

是在哭墙那边吗?

如果是,我就要走到那里,

像一只狮子,

身披愤怒的猩红色,

张开口,

把这即将死灭的语言吞下去,

而后抬头,吼叫

唤醒世世代代。”

□书评人:鹿鸣之什

■ 链接阅读

20世纪的见证文学小书单

保罗·策兰

《死亡赋格曲》

罗伯尔·昂代姆

《在人类之列》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古拉格群岛》

切斯拉夫·米沃什

《被禁锢的头脑》

大冈升平

《俘虏记》

[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苦难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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