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兴陈丹青谈摄影：手机时代每个人都极度自恋

3月22日晚，台湾著名当代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导演陈传兴先生，在北京举行新书发表会，推出其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艺术评论文集《银盐热》，并与陈丹青一同畅聊摄影、影像、艺术的诸多趣事。

活动主题为“灵光不再”，意指“当影像呈现在观众面前时，它的灵光已经不在了”。约十分钟长的开场短片，由40许张的影像构成，选自陈传兴先生即将在央美美术馆开幕的展览《未有烛而后至》，本次新书发表会也是为展览预热，展览中有大量由他手工冲制的照片原作，“还多少带那么点灵光的意味”。

陈传兴：我弄不懂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在随即展开的对谈中，两位陈先生在灵感来源时达成了惊人的共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些画”，“同样的，我弄不懂我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谈及摄影的思路时，陈传兴说有一种类似梦境的体验，越是试图解释，越是难以言说，但内心总是被某种情绪缠绕着、追随着。“虽然我可以说得很清楚我在哪年哪月哪日怎么拍的，那天的天气、阳光是什么样的，我拍了哪些人，他们做了哪些动作，但这些照片在我面前我就是看不懂了。”

两位陈先生都有在法国长期留学的经历，谈起求学体验时，陈传兴先生坦言“书本上文字的这些知识只是水面的一层，风吹过去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波纹，你可能中国的东风吹了，日本的东风吹了，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是水面下到底是什么？老师不讲，但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陈丹青：留学生的代际差别源于国家情况变化

陈丹青先生指出两人留学境况的不同之处，“你们留学是搭二三十年代那批人的末班车，此后的情况就大不同了”，而“人文思想学科的差不多要到70年代末以后才开始有人出去”。八九十年代出去的人跟今天的留学生心态更是不一样，他们不再依赖于感受，不再依赖于灵感做创作，而更多的依赖于背后的系统，或者是从西方得来的研究方法。陈传兴总结说，“他们进入了温顺的年代，像我这样莽撞、突破界限的人看不到了”。

陈丹青认为究其本因，是国家情况的变化所致，“批评一个群体挺困难的，80、90后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似乎跟50、60后确实是有区别，区别是在背后，现在孩子出去，国家情况不一样了。”

陈传兴：数位时代的每个人都极度自恋

在照片的讲解环节，陈传兴先生讲述了对摄影跟时间的关系的独特体验，试图通过摄影做出自己的解释，这也是跟数位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数位时代就是我们一个器官，所有人就是一只手的长度，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拍照，手伸出去就拍了，每个人极度自恋，自恋不止拍自己，周围他吃的东西，他要向全世界人宣告，这就是我的存在，我就是这些影像。所以这个时候原本胶卷的那种时间性、那种想要做一种永恒的欲望，突然之间被混碎掉了，所有东西都被很零碎，不一定是片刻，也不是暗洞，不是非时间，只是一个被抽离的时间，随便什么时间。人其实是飘散在这个很迷离的无根无据的所谓的大数据、大世界里面。”

陈丹青：艺术家最重要的作品一定在20岁之前

在谈到绘画和摄影的差别时，陈丹青说，影像是可以无休止的谈下去的，而手工绘画不一定能做到，在影像中可以有绝对的经典的片刻。伟大的摄影作品的诞生，是上帝让他按下了快门，要有一种先天的灵性。“我主张艺术家在10几岁到20几岁，你最重要的作品还没有出来，你基本上完了，没有大器晚成这件事情。大器晚成一定是早会的，而且早就在做了，你才叫做晚成。”

悼亡是陈传兴摄影作品的重要核心之一。他镜头下的死亡有种奇特的现代性，传承千年的周礼与当时当代西化的台湾，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哀歌。“对我来讲，这次展览，照片里面传递了一个蛮重要的概念，这是跟西方艺术史风格比较接近的，我常称是我的巴洛克风格。它并不是来自于古典主义，反倒比较接近巴洛克的破碎的、混杂的、后现代。后现代其实是一种巴洛克平化、简化的说法，以及螺旋的、开放的。”

阮义忠：他唯恐把事情讲得太白

陈传兴的两位多年好友，摄影家阮义忠先生、郑森池先生也来到了现场，谈及与陈先生的交往，阮先生说，“毫不夸张，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书读得最多的”。陈传兴的跨界背景及对多领域的精通，让他的文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阮义忠评论陈传兴的文章“有如刻意蒙上一层烟雾，处处充满隐喻、双关语，仿佛要留下线索让读者探秘，唯恐把事情讲得太白”。

据陈传兴先生介绍，这是他十年计划中的第一个展览，总共有五个展览，平均每两年一个，以简单的编年方式呈现。下一个展览是离开台湾在国外，主要是欧洲、巴黎、美国，直到1986年回到台湾期间的作品，也全部是黑白的；第三次展览全部是彩色的，从七十年代在台湾，甚至八九十年代，有的是幻灯片，有的是彩色底片；第四个展览全部是拍立得的；第五个展览回到自身和家庭，包括孩子的整个成长，自己和爱人的衰老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