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纳粹侩子手极端无情 往往比男性更为狠毒

核心提示：70年前的今天，1945年的1月27日，席卷波兰的苏联红军在南部克拉科夫的奥斯维辛小镇，发现了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集中营的大门上有一块铁铸的标牌，用德文写着“劳动获得自由”。2009年，这块充满讽刺的门牌曾经被盗，引起以色列的不满，当波兰警方找回门牌的时候，它已经被锯成了三段，经博物馆人员修复之后重新立于铁门之上，继续它的历史使命。

凤凰卫视1月2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苏军解放犹太集中营被幸存者当做天使

陈晓楠（主持人）：70年前的今天，1945年的1月27日，席卷波兰的苏联红军在南部克拉科夫的奥斯维辛小镇，发现了一座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集中营的大门上有一块铁铸的标牌，用德文写着“劳动获得自由”。2009年，这块充满讽刺的门牌曾经被盗，引起以色列的不满，当波兰警方找回门牌的时候，它已经被锯成了三段，经博物馆人员修复之后重新立于铁门之上，继续它的历史使命。当年，就是在这座大门之前，幸存者们以为披着白色作战斗篷的士兵，是来解救他们的天使。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才真正拥有了自由。

爱娃·莫斯·科尔（集中营幸存者）：我站在那里有半个小时的样子，雪下得很大，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隐约看到远处有很多人，他们都裹着白色的迷彩雨衣，他们都笑得很灿烂，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看上去都不像是纳粹。我们向他们跑过去，他们给了我们巧克力、饼干和拥抱。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自由的味道。

维拉·科瑞戈里（集中营幸存者）：我当时都没有力气，没力气跳舞什么的，有人就开始小声地唱起歌来，我们都来高兴了，我们以为那些人是来解救我们的天使。

解说：奥斯威辛是一座劳工营与灭绝营，在该营草毒气室中有超过100万的男人、女人与孩子被毒杀，他们的命运往往在抵达该营后，数分钟内就已注定。

爱娃·莫斯·科尔：牛车的门被拉开了，数千人从车厢里一涌而出，我的父亲和我的两个姐姐都消失在人潮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我们牵起了母亲的手，一名纳粹边跑边用德语喊道双胞胎，双胞胎。

维拉·科瑞戈里：一个女人走过来从母亲手里拿过她的小箱子，问道，听着，这两个孩子她们是双胞胎吗？母亲回答，是的。那女人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她们是双胞胎，在这里，双胞胎似乎很受重视，后来又来了一名纳粹。我母亲就说这是我的双胞胎女儿，他将我们带去见梅戈里，梅戈里看了看我们，那名纳粹对他说你要的双胞胎我给你找来了。

解说：爱娃与维拉都是臭名昭著的约瑟夫·梅戈里医学实验的幸存者，梅戈里的受伤沾满了1500名遇难者鲜血。1945年1月27日，苏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摄影队是数天后才赶到的。

摄影师：集中营里的景象比二战中任何的景象都要惨烈恐怖

1986年摄像：亚历山大·维荣斯托夫（上尉苏军摄影师）：我们奉命对该营的解放进行拍摄，但对于具体如何拍摄我们心里都没谱，因为我们都不清楚自己将会看到什么。我想哪怕是我们的指挥官都不会想到在这座大型集中营里，曾发生过怎样惨绝人寰的暴行。对它的记忆伴随了我一生，它比我在整个二战中拍过的所有的情景都要惨烈与恐怖。

汤米·斯彻曼（集中营幸存者）：俄国人决定拍摄一部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影片，他们让我们穿上带有条纹的囚服，叫我们在铁丝网间来回走动。接着就拍了我们在铁丝网间走动的样子，他们想要重现集中营刚解放时的情景。

维拉·科瑞戈里：来了一支电影摄影队来拍摄，来拍摄囚犯，尤其是双胞胎。一名士兵，俄国士兵向我招手，来说来来来，拍拍拍。

爱娃·莫斯·科尔：然后他们就拍摄了我们在两排铁丝网间走动的情景，因为玛瑞和我都穿着带有条纹的囚服，我们就被安排在了最前面。

纪录片《德国集中营实情调查》片段：这些孩子是双胞胎，当非德国人父母生出双胞胎时，孩子会被征收，再移送给实验站。德国医生给他们注射各种病菌，在尝试找到医治的办法。这些实验的成功与否无关紧要，因为这些孩子都没有记录，他们没有名字的，有的只是纹在各自上臂上的数字。

汤米、斯彻曼：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些俄国影像的重要性，它们几乎是唯一的摄像记录，俄国人的这个影片尽管是解放近一个月完成的，但他们还是将我们曾经历的恐怖传达出来了。

陈晓楠：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营当中最大的一座。1945年随着德国及其占领国境内的集中营不断地被盟军发现，对集中营幸存者的解救也随之开始。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这些人的去向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

解说：1945年5月8日，盟军宣布在欧洲取得胜利，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善后工作却依然挑战重重。一场针对成千上万幸存者的大型救援工作，仍在各大集中进行着。在贝尔森，随军摄影师们也还在继续拍摄，并将素材源源不断地传回伦敦。

波诺克·鲁斯汀（《辛德勒的名单》制作人）：当时，我体温很高，发着高烧，因为我得了伤寒，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因为我听到了音乐声，好像是苏格兰风笛的声音就好似有一队苏格兰士兵站在英国人面前吹着风笛，那些音乐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无法看到他们，因为我无法走到窗边去，但我能听到他们，我想起了以前曾听说过的那些关于天使唱歌的故事，当时我就想自己是不是已置身天堂。

雷纳德·伯尼（英国皇家炮兵少校）：这些不幸的人奇迹般的从半人半鬼的状态迅速恢复正常，一些原来情况非常糟糕的女孩和女人们，很快就又开始穿戴与拾掇起来，又开始打理起头发，变成正常人了。这一切的发生都快得惊人，也就两到三周的时间吧，我想，这些人就都恢复正常了，而他们之前可都是处于极度非人状态的，毫无疑问。

解说：一般在摄影完成后，这些随军摄影师都会随片编写摄像信息清单，一位摄影师就写道，很有意思的是当食物、休息、温暖等基本得到满足后，病人，尤其是女病人都会立即提出要衣服的请求，衣服成了治疗康复中的必需品，一剂能调动虚弱者体内热情的强力补药。

纪录片《德国集中营实情调查》片段：衣服是另一个紧迫的问题，因此当局成立了专门的服装部门，从附近城镇搜集到了各类服饰，很快激发了女人们的热情，成为竞相试穿与谈论的对象。

雷纳德·伯尼：我们遇到了一个麻烦，在贝尔森集中营有超过两万名的幸存者拒绝离开，同样的状况也困扰着英国与美国占领区的其他集中营与劳工营。因此突然间我们就面临了一个棘手的大难题，如何处理这一人道主义危机。

梅纳彻姆·瑞森沙夫特（集中营幸存者）：我出生在贝尔跟·贝尔森难民营里，我的父母都是在贝尔森集中营获救的犯人，我母亲组织了一个医疗小队，与英国医务人员一道奋力抢救那些病危的幸存者，与此同时，我父亲也成为了一个领袖人物，幸存者的政治领袖，大部分的幸存者都不想回到自己的祖国，而是想到巴勒斯坦或者其他地方去定居，诸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

雷纳德·伯尼：显然美国的答案是不行，我们不会接受这些幸存者，我们自己的问题就够多了，英国也拒绝了，表示无论如何也不会接收数以万计无国籍、无家可归的难民。

梅尼雅·塞林杰（集中营幸存者）：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当然我已经幸福得像在天堂了，我毕竟是自由的，虽然身在德国却是自由的，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我问自己想回波兰吗？但波兰实在太差了，对犹太人太差了，但我能去哪儿呢？这时我听说了巴勒斯坦还有以色列，我就说我想去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