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莫言与村上的区别是庄稼汉与都市人的区别

● 林少华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学者，著名翻译家。因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为广大读者熟悉，此后陆续翻译41卷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凡七十余种。同时他还是国内知名的专栏作家。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成为1901年以来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消息传来之前，日本自不必说，即使在中国，也好像有不少人更倾向于相信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作为中国大陆的村上作品简体中文版主要译者，有记者问我，假如村上获奖，他获奖的原因或理由是什么呢？我说理由大约有三：一是以洗练、幽默、含蓄和节奏控制为主要特色的语言风格；二是通过传达都市人、城里人的失落感、孤独感、疏离感而对心灵处境的诗意开拓；三是对自由、尊严、爱等人类正面精神价值的张扬和对日本国家性暴力源头及其表现形式的追问。结果村上没有获奖，莫言获奖了，去年村上也没有获奖，加拿大籍作家艾丽斯·门罗获奖了，今年又没有获奖，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奖了。村上连年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这丝毫不影响其文学本身的价值。我更想说的是，东亚以至整个亚洲文学，半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运过、这么风光过，因为中国的莫言和日本的村上春树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两座并立的高峰，毫无疑问标志着亚洲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声望与高度。

莫言与村上之异：庄稼汉与都市人

两年来我集中阅读了莫言大部分的作品和相关研究文献，惊讶地发现，莫言和村上春树看上去截然有别，但骨子里有不少相似以至相同的部分。

比较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莫言视野中的日本作家。村上是不是看过莫言等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这一点无从确认。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村上没有提及除了鲁迅之外的任何中国现当代作家。相比之下，莫言至少读过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的作品，并且都有过赞誉。《南方周末》在莫言获奖后的第三天采访他，问及如何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莫言回答：“村上春树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在全世界的读者很多……他写日本历史方面的比较少，更关注现代生活、年轻人的生活，这一点是我无法相比的。我也是他的读者，比如说《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我都看过，他那样的作品我写不出来。”他所说的“无法相比”和“写不出来”，无疑意味着他和村上的不同，那么不同之处究竟表现在哪里？

第一，城乡差别。这一点再明显不过。莫言是乡土或者农村题材作家，村上则是浑身威士忌味的城里人，处理的也几乎是都市题材。换句话说，莫言植根于他的故乡山东高密的泥土地，一贯倾听大地的喘息、触摸大地的灵魂，而村上则游走在东京大都会，始终审视现代都市的性格。

第二，出生差别。莫言出生于农民家庭，几乎整个少年时代都在东张西望地寻找食物，饥饿感控制着他所有的感官。村上则是在有寺院僧侣背景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大概更向往逃学权利，自由是他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核心。

第三，文化教养差别。两人同样喜欢看书，但莫言看的大多是《三国》、《水浒》等中国古典名著和《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家巷》等中国现当代小说，村上则是看美国现当代作品和多卷本的世界历史，甚至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好几本马恩全集，他甚至说资本论也很有意思，文体很有节奏感。这导致莫言作品更有本土性、民族性，而村上作品更有普世性或世界性。

换一个说法，莫言作品以糅合世界性的浓重本土性为特色，村上作品则几乎以淹没本土性的鲜明世界性为表征。这也使得二者在文体，也就是语言风格、行文方面有明显差异，村上文体多少带有英文翻译腔和西方绅士气，而莫言的文体粗犷凌厉，具有荒原气息和草莽精神。

莫言与村上之同：超越善恶的“边缘人”

另一方面，这两位中日作家又有相近的精神底气和创作路径，坦率地说，这个意外发现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学者和读书人一个可贵的品质就在于从似是而非的一般性、流行性认知中独辟蹊径，探求与之有别的隐性通道，以便抵达文本表层背后的真相，抵达并且追问魔幻、荒诞本身，进而发现两位作家最执着的理想诉求及其表达方式。

第一点相同，善恶中间地带。莫言1955年出生，11岁就赶上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文革”十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与传统的中庸之道彻底决裂，从历史、文化、习俗，从古人到今人、从普通人到官员，统统一分为二，非敌即友、非左即右，绝不妥协。莫言通过痛彻的个人体验和深刻反思，从早期作品《红高粱家族》开始，就溶解了这种善恶对立的世界观，超越了爱恨分明的阶级立场、阶级意识，开阔出广阔的中间地带，甚至将善恶合而为一。比如在《生死疲劳》中甚至为地主翻案，让地主投胎为不同的动物，来到人间巡视抗议，对土改提出了颠覆性的看法。莫言在《蛙》代序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表示，在善恶之间、美丑之间、爱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2012年12月7日，他以《讲故事的人》为题，在瑞典学院演讲时再一次提出同样的观点。村上春树显然有类似的善恶观，他说归根到底，善恶这个东西，并非绝对性观念，而是相对概念，有时候甚至整个换位。在长篇小说《1Q84》中，村上进一步借教主之口表明，善恶不是静止不动的，一个善下一瞬间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

与这样的善恶观相关，二者都致力于挖掘自己心中的恶。莫言断然表示，只描写别人给自己留下的伤痕和别人心中的恶，不描写自己给别人留下的伤痕和自己心中的恶，不是悲悯，而是无耻。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在获奖的主要作品《蛙》中，主人公曾经给许多婴儿接生，是守护生命的天使，同时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了一尸两命的悲剧。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挖掘和拷问自己心中之恶，最后嫁给了擅长涅泥娃娃的人，以便使自己的灵魂获得超度。村上春树在这方面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写小说就是为了寻求自己和别人之间同情的呼应性、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必须要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只有这样才能和别人产生灵魂共振，产生真正的悲悯。

第二点相同，民间视角与边缘人立场。莫言以民间视角创作了许多边缘人，或者带有边缘人色彩的主人公画卷。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生死疲劳》中在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拒不入社的、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莫言在瑞典学院演讲时专门提到这个边缘人：“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此外，我们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个体生命，尤其是边缘人生命被历史大小谬误蹂躏的惨烈经历，展示出作者洞察历史的雄心、勇气与力量。

村上春树也进行着类似的努力。迄今为止，村上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和团体，也没有进入过职场工作。成为专职作家之前，他是爵士酒吧的小老板，不折不扣的个体户，可以说是游离于社会主流地带的边缘人。村上本人也对此直言不讳，说自己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不同任何人发生关联，拒绝任何来自外部的无论他人还是体制的束缚，个体自由是之于他最为优先考虑的选项。二十多年来，村上一直以极为个人化的文体、个人化的方向追求极为个人化的主题。问题是，包括边缘人在内的任何个体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脱离国家、社会体制和主流文化而单独存在。这种双重性让村上感到纠结和痛苦，使得他深入思考体制和个人之间的关联性，从中探讨作为边缘人和个体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个体边缘人的生活场景、人生姿态成为窥视体制或者社会结构的一个内窥镜。于是，我们在《奇鸟行状录》中看到了日本战前军国主义体制的运作方式，及其给个人造成的身心重创。从《海边的卡夫卡》中我们看到一个另类少年的精神内核如何在成年人社会中聚敛成型，还可以看到个人面对的体制是如何复杂、强大和凶猛。

第三点相同，富有东方神秘性的魔幻现实主义。“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莫言的这句诺奖评语，用在村上身上也无不可。莫言否认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否认代表作《红高粱》有《百年孤独》的影子，不过他承认，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对他的创作有所启示。但是他又说：“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绝对是两座灼热的高炉，我们必须离得远一些。我们是冰块，离得近了会熔化掉，而且我们也不要试图超越一些东西。”莫言创造的魔幻或者梦幻现实主义世界，较之处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这两座冰峰阴影之下，毋宁说更富有东方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主要来自民间故事、民间文学以及古典文学。比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红萝卜和主人公，尤其《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魔幻程度可以说超越了卡夫卡的《变形记》。

村上接触的是江户幕府时期创作的志怪故事《雨月物语》。书中9篇故事就有6篇脱胎于中国古代传奇话本，一个共通特点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自由穿梭于阴阳两界，或者实境与虚境中。用村上的话来说：“现实与非现实在《雨月物语》中完全对接，对于跨越二者的界限我没有感到什么不自然。”他认为，物语、故事就是要超越解释的层面表达以普通文脉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在写《国境以南太阳以西》的过程中，他始终在思考那些故事，以至于主人公岛本变得像狐狸精一样虚实莫辨。而在另一部巨著《奇鸟行状录》中，不相信任何宗教的他，宣扬了六道轮回中的生死轮回。可以断言，村上试图用这种轮回暗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关联，这明显带有古老东方特有的神秘性。尽管他和莫言处理的题材完全不同，但采用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及其带有的神秘性却不谋而合。

最后一点相同之处，创作取向或者创作样板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莫言在跟苏州大学的王尧教授对谈时说：“我深知作家这个职业应该是超阶级的，尽管你在社会当中属于某一个阶层，但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努力做到超阶级，你要努力去怜悯所有的人，发现所有人的优点和缺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多半是因为我们没有怜悯意识和忏悔意识，我们在掩盖灵魂深处的很多东西。”对谈快结束时，他再次提到，像陀氏的《罪与罚》再放50年，尽管读者没有到过俄罗斯，也没有经历过农奴制，看了之后还是会震撼，触及到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从中不难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怜悯、忏悔、灵魂救赎与自救，是莫言心目中的创作取向。

与莫言相比，村上对陀氏的推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自己的教养体验、最初的知识结构几乎全部来自十九世纪欧洲小说，所列作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目标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里面有种种样样的故事、纵横交错、难解难分、发烧发酵，从中产生新的价值。读者可以目击。这就是我考虑的综合小说。”此后他多次强调这一点。

其他相同处：潜心文学的“孤独者”

此外，他们还有若干共同点，简单概括如下：

其一，二者都有意触及未必见于正史的部分。比如《红高粱》的真实历史背景，是1938年3月25日孙家口伏击战，或许因为主力是国民党游击队，而没有在革命正史中留下记载。《奇鸟形状录》中的关东军第一次战败，被日本军部刻意屏蔽，幸存的参战官兵被派到战斗最激烈的东南亚战场，以便灭口。此外，两人作品中都出现了作为对方和他者的中国人、日本人；

其二，两人总体上都不直接介入政治，而潜心从事文学创作，并以此间接影响社会；

其三，二者都在文体上孜孜以求。莫言说自己从创作之初就关注对语言的探索，认为考量一个作家最终是不是真正的作家，一个鲜明的标志就是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村上反复强调文体就是一切、语言就是一切，有语言自然就有故事，再有故事而无语言，故事也无从谈起。借用中国作协李敬泽的话说，村上大约是一位飞鸟型的轻逸作家，修辞和隐喻丰富了无数人的自我意识。村上小说的主题是全球化时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感伤寓言，对很多不同国度的读者来说差不多就是当代的卡夫卡。不过就文体本身而言，村上和莫言某种程度上泾渭分明，莫言纵横捭阖、不可一世，村上含蓄内敛、轻逸洒脱。(南都评论记者余远环实习生邱慧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