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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片的观众养成:电影具有自我教育和世界观养成功能


来源:北京青年报

假若一个“文艺青年”他追逐文艺的目的,不是为了伪文艺,而是为了养成自己未来的知识储备,一时一地地去看艺术电影的动作就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动作,而应该是他看世界的手段,而非目的。

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明日颁奖。在从364部影片中产生的提名名单上,《白日焰火》、《推拿》、《黄金时代》三部文艺片分别获得了8项、7项和5项提名,三者还将在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两个重头奖项上形成争夺。

此次,北青艺评就艺术电影的话题,分别采访台北金马国际影展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在内的4位电影人,就艺术电影在院线、电影节中的定位、选片标准,艺术电影的观众培养等话题进行探讨。

选片:你的审美决定我的品位?

北青报:如果说商业院线的排片是以“迎合观众口味从而获取票房”为依据的话,那么对于艺术电影放映机构的策展人而言,在策划、选取影片时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在选片的过程中,是会“夸大”还是“规避”个人的好恶对选片的影响?选片依据主观意志还是客观标准?

闻天祥:既然有策展人,就不会规避人的因素,坦率讲,就是策展人的选择和规划决定了影展的质量和个性。当策展人的“主观”运用得当的时候,不仅可以让观众耳目一新,还会有机会提携原本被忽略的影片以及影人,甚至培育出长期支持活动的影迷,这都是策展人的“魅力”所致。策展人要引进的,不该只是观众想看的电影,而是会改变观众的电影。

谢萌:除了策展人本身的选片品位外,放映机构自身的定位以及它所面对的受众反馈也会成为选片的“客观”依据。比如比较大众的平台选片会更适合大众,而先锋一些的场所就会有更先锋的尝试。

卫西谛:策展人在选片时会有主观意志,但也会有客观标准,比如参照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影片在公认的电影史上的地位等。

单佐龙:我觉得商业院线排片主要是将电影作为一种娱乐商品形式,是对观众的“迎合”,观众要看什么就排什么;而电影节或艺术电影放映机构选片则是“引导”(或者说“预测”),是希望观众看点儿什么就选什么,是为中国电影观众预测未来的观影方向,也是对普通观众进行电影社会教育的过程。商业院线在寻找一种观影旨趣的绝对平均性,而电影节注重开阔度和可能性,正是因为这种开阔度与可能性的广阔,我们才更需要有策划性,而策展人的主观性这时候就成了电影节特色和优势的保证,因为如果都采用统一的客观标准,那所有电影节也就大同小异了。

具体而言,每个电影节因自身定位特色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选片标准,具体到每个单元也会不一样。比如竞赛单元的选片,前提是电影在整体艺术性上表现出优异的品质,对美学方面也有着严格要求,既要打动评审,也要能赢得观众(因为往往会在影院公映);而在展映单元,自由度就会更大,比如柏林电影节的老牌单元forum(青年论坛单元)就是一个包容力极大的面向青年制作的单元,他的选片标准就不需要像主竞赛那般严格,能够做到某一方面美学上的进展或者出乎意料,就都有可能入选,它展现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北青报:在选片过程中,策展人选片的自由度有多大,遭遇的难题或者说所受的局限是什么?

闻天祥:我作过五届台北电影节,金马影展则进入到第六年,另外也客串帮《国民戏院影展》规划过几档类型(鬼片)、国家(伊朗、波兰)等专题影展,几乎每次都拥有100%的选片自由。台湾有关当局仅会就我邀的影片进行(年龄)分级,而不会有修剪或禁演。比较大的难题反而是在预算(付不付得起放映权利金)、档期(与其他国外影展发生抢片时)等经济层面的问题以及对影展势力的考验。

谢萌:我觉得主要的局限体现在三个方面:主观上,首先是来自选片人自己的视野和范围,选片人的经验和阅历决定了片子的选择范围;客观上一是观众用电影票来投票,可能策展人非常推崇的片子,观众不买账,完全无票房可能,那恐怕也就不会选;二是经济、版权、版本的问题,比如版权太贵、片子有版权纠纷或者是找不到清晰的适合放映的版本。

卫西谛:就“后窗放映”而言,选片的局限性是很大的,机构的性质决定我们只能选择国产的、有“龙标”的、优秀的影片。

单佐龙:选片的局限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国家的电影政策、电影节的经费要求,以及选片人的主观视野和知识经验都会对选片造成影响。

仅从经费问题来讲吧,比如我们的电影节要求是用“惠民”票价来保证上座率,但同时每部电影的放映成本是很高的,需要支付放映版权费,我们放过比较贵的电影,达到1000欧元放映一场,价格不菲。而我们与法国MK2公司洽谈卓别林和特吕弗两位大师的影片拷贝,对方提出的展映费用根本无力承担,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由于经费问题,我们总是不得不放弃一些影片。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自然会寻求合作,但一些合作的文化机构、使馆推荐过来的影片,虽然是有经费支持的,但可能又与影展的理念以及当年的计划不符,那也无法纳入选择范围,只能割舍。

观众:“文艺青年”会成长为“文艺老年”吗?

北青报:艺术电影的放映承载着提升观众观影素养和审美品位的功能,让更多人看到更值得看的优质影片往往是策展人努力的源动力,那在观众的培育方面,您认为现在艺术片市场的受众主要是什么群体,处于什么样的水平?有什么有效的培育观众的方法吗?

闻天祥:所有培育都需要时间。金马影展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办时,也曾被短视片商攻击为“与民争利”(他们以为观众来影展都是为了看不必修剪的裸体画面),殊不知这长时间的观众培养,让后来台湾出现了数量稳定的艺术电影观众,反过头来示范并造就了台湾独立片商的兴起,他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引进非主流的影片,而且可以获利生存。

我其实就是受金马影展熏陶而开始在学校推广类似活动的,而当我开始接触策展时,也因为过去的参与经验,而更多思考进一步区别特色、扩展受众的可能。因为你先做出的改变,很可能就是接下来带给观众的改变。

谢萌:观众的培养是个多渠道的问题,不是艺术片放映机构能独立承担的。比如媒体的引导力,一部电影公映后,媒体的关注点是在票房、影片的八卦还是影片的艺术价值,这种导向对公众的观影教育自然产生影响;还有很多电影教育是在高校来完成的。

而作为放映机构,我们所能做的除了把好的影片引入,让观众可以看到外,还会配合放映做大量周边的工作。比如我们做小津回顾展的时候,会出一本小册子,不仅有对导演、影片的介绍,也会请到很多知名的导演来谈他们从小津那里受到的影响和启示。

卫西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吸引更多人进入影院去看这些(艺术)电影。宣传和引导是对抗商业电影的必要手段。

单佐龙:事实上我一直对中国观众抱有信心,至少从杭州的经验来看,观众的观影素养并不差,来到我们影展的评审还有国外导演,每每都要被本地观众的提问实力惊到,比如2012年我们做小川绅介导演的回顾展,很多老年观众对影片细节本体问题的观察,甚至令当时的嘉宾、小川导演的遗孀白石洋子都诧异,中国的观众竟然能这样去理解另一个国度的导演的影片。

艺术电影的观众,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认识,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争取和商业电影等量的全部受众,艺术电影有其特定的受众群,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应该首先保住这部分观众,然后尽可能地开发和培育出新的受众。

我觉得在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属于电影的观众都有可能被“发展”为艺术电影的观众,当然,如何能比商业电影更早地抢占年轻观众,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培育艺术电影观众最重要的是常态化,也就是迷你影院、社区影院和艺术影院的模式需要被移植和创新到中国大陆来,艺术影院的出现可以补充一个城市没有电影节期间的艺术电影放映空间,可以持续地累积一个城市的本地观众群,这种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也会

为电影节观影做了最好的培育工作,大家慢慢地就可以形成这种意识了。

北青报:有调查显示,现在大陆院线的主要观众群是在20岁左右的青年,那目前艺术院线的观影群体的年龄层是怎样的?现在观看艺术片的“文艺青年”是会形成一种观影习惯,逐步成长为“文艺中年”、“文艺老年”呢,还是像香港等地显示出来的情况一样,始终都是“文艺青年”的群体,因为人步入社会、进入中老年后可能就放弃“文艺”了。

闻天祥:台湾也有“文艺中年”、“文艺老年”流失的问题,所以我近年很乐意跟一些民间讲堂、自发性的电影读书会、甚至教师进修活动配合,试图重燃他们的观影活力,打破影展只属于“文艺青年”的状况。其实台北有不少中、老年观众还是常看艺术电影的,我常在平日白天场的戏院碰见他们,只不过影展热门场次需要“抢票”以及几乎都得通过网络购买的方式,这和他们的生活消费习惯不相符。

另一方面也因为青少年愈来愈早熟,我也在思考及早让中学生接触影展的可能性。金马影展已经和青少年刊物、学校有些合作。金马奇幻影展更因为属性的特殊,自然比较吸引他们,也成功降低了影展的年龄层。

谢萌:我觉得大陆艺术院线的观影主要群体年龄应该比商业院线的受众平均年龄大5到10岁,这是因为国内艺术电影的教育其实是从电影杂志、网络BBS平台以及DVD市场时期才逐渐培育出来的,那这些一般出现在2000年左右,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培育了国内艺术院线的主要观众群,那到他们真的进入中年或者老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还真不是很清楚,可能会坚持“文艺”吧。

单佐龙:观影群体的培育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有关。大陆地区是一个缺乏电影节观影传统的区块,我们为什么会缺乏这种文化传统呢?因为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大的断裂,这直接导致了不仅仅是电影从业人员、电影相关文化工作者的缺失,还影响了一大批本该成为这些好电影中坚支持者的观众的诞生。如果我们能够逐渐改变这种状况,让更多元的不同门类的电影节、艺术影院、资料馆这样的放映机构出现并茁壮起来,让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观众群,那这个观众群体在未来自然就出现并坚实了。就好像米饭健康了,谁会不主动去吃健康的米饭,而非要去喝稀粥呢?所以,一个好的环境或生态是极其重要的。

另外,我们还要来对“文艺”这个词的意义和定位进行思索。假若一个“文艺青年”他追逐文艺的目的,不是为了伪文艺,而是为了养成自己未来的知识储备,一时一地地去看艺术电影的动作就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动作,而应该是他看世界的手段,而非目的。那么他就不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随之放弃这种方式,真正的影迷明白电影之于其他方式所不可替代的自我教育和世界观养成功能。

观影:网络会吃掉艺术片放映吗?

北青报:在互联网不容忽视的今天,影片的在线资源丰富,这对于艺术片的展映是否构成威胁?在这一前提下,观众为什么还会选择影院,或者说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引观众进入影院观看文艺片?策展人是否需要更多地考虑“增值服务”?

闻天祥:网络是威胁,也是资源。当传统传媒已懒于报道文艺消息时,透过网络宣传或凝聚影迷向心力,反而更有效果。

但是当几乎什么都能在网络看到时,影展要抢首映权,让影迷先睹为快。影展氛围也愈来愈重要,而不只是可以看到什么片而已。就金马影展而言,在国际著名影展得大奖的影片、影人出席的场次,确实会获得影迷较多的注意。但即使放映的是回顾影片,也有死忠观众就是为了大银幕和影展的感觉而来。我们也会规划一些例如观众票选奖以及平均价格较低廉的影展套票,以吸引大家到影院来看更多电影。

谢萌:互联网挑战,有吗?我觉得其实在家里通过电脑上

网或者其他设备获得的观影体验和在电影院观影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差别非常大。

具体而言,如果是电视剧和商业片可能在家通过上网观看还OK的话,艺术片则不然,艺术片显然是更适合大银幕的,因为它要求观众在干扰非常少、可以完全投入的情况下去观看,不能看一眼玩玩手机这样子。

卫西谛:这种威胁一直存在,不仅对艺术片也会对商业片。因此,策展人就需要更多地围绕电影的周边进行策划,比如线上线下的活动、周边文化品牌的经营,必须要让观众有一种文艺的归属感。

单佐龙:我认为对于一个电影节的放映而言,网络不会构成威胁。从一个新片的发行程序来说,首先第一步总是电影节的曝光,其次可能是上院线,最后的最后才会出现在网络平台,这是一部传统电影的曝光路线图。我们都知道电影节拥有争抢首映的传统,即便这个传统并不存在于一些中小型的电影节,任何一个好的电影节所选的影片,一般也都是要早于社会性的大规模传播,电影节的选片应该成为电影市场和电影评论的晴雨表和嗅探器,我们为什么选择来电影节看片,对于一个普通观众而言,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影片,而它的议题、探讨的故事以及可能存在的方法,我很感兴趣;另一个是我曾经看过这部电影,甚至很经典,到处可以找到,网络也有了,但是因为其出现得比较早,我们从来没有在大银幕中体会过那种观影的仪式感。所以说,传播给一般观众、新生观众那种大银幕观影的仪式感,也是相当重要的。

此外,一个电影节越来越拥有某种游戏性或者叫体验性,很多人会意识到,参加一个电影节不仅仅是看电影,还是来体验一种生活方式的。台北的金马影展已经做得非常成熟,他们开创了影展开幕前的选片指南讲座、惊喜场、狂欢场等有趣的创新内容,让观众知道你若不来电影节,去网络上看,是根本不可能获得这种体验和玩味的。

资金:缺钱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北青报:艺术片在一种固化思维中似乎等同于“小众”、“票房惨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电影的放映方是否会面对资金不足的压力和困境?有什么解决之道?

闻天祥:当“小众”可以固定,而且细水长流,它就不会只是惨淡经营。

谢萌:艺术电影放映的资金不足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反而好在还在发展过程中,现在银幕数和票房越来越好。那当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艺术院线也会再细分,电影工业也会更加完整、成熟,也会提供更多类型的影片给不同类型的观众,从这个层面看,还是很有希望的。

卫西谛:艺术电影的发展更有赖于国家非常专注、精准的支持。在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也得有赖于有实力的有识之士的支持。如果资金实在不足,那自娱自乐也可以。

单佐龙:当然是,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影节,无论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都会面临经费危机的问题吧。其实这个问题和艺术电影的票房并没有最直接的联系,金马那么好的票房,照样也会面临金融危机啊,照样也得自己想办法盈利啊,电影节经费不足,其实来源于电影节这个实体本身是非常烧钱的,需要动用和涉及各种社会资源。

对于一个电影节而言,解决之道就是尽可能地拓宽和合理化它的经费来源结构,对于一些小规模的影展,比如我们,就可以尝试用拆分单元,一对一地想办法去换取不同的赞助方的支持。

北青报:如果需要政府支持或者企业赞助的话,会不会受到资本的“挟持”,又该如何保持策展的独立性?

闻天祥:这得在一开始就讲清楚。例如金马奖对政治人物“不上台、不致词、不颁奖”的“三不”原则坚守多年,已获得大家共识,所以无论中央或地方在补助的时候,就不会有“非分”之想。这就是有独立的执委会运作的好处。

至于和赞助商的合作也是如此,彼此肯定对方品牌价值的同时,合作的方式与底线也会经过讨论议定,权利义务清楚并彼此尊重,就不担心“挟持”。而无论是补助单位或赞助厂商,皆不能过问金马奖评审及金马影展选片已经是基本的共识。

卫西谛:妥协和坚持,从来都是必须的。

单佐龙:肯定会(受到资本影响),作为一个非完全由政府主办的官方电影节而言,最优的办法是控制经费来源结构,所谓“拿人手短”,我们需要来保持一个平衡木式的经费结构,比如不可以寄希望于一家机构全部承担你的费用,要在决定收受的赞助数额上保持一个必要的比例,这样就可以牵制各方面资金来源方的诉求和竞争。但有一个前提是,假若认为赞助方的诉求与本身影展的定位和使命相去甚远,那就只能放弃。

[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艺术电影 电影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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