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我的九十九次死亡》：“非虚构写作”概念盛行

袁凌的这本《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历经十年才得以出版。

“我写下这些，既没有想把它写得很狰狞，也不觉得它很狰狞，我只是觉得它不是一个应该被忽略的事情，它应该被认真地对待。”

近日，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一书颇受业内关注。作者袁凌是长期供职于财经、凤凰周刊、新京报等媒体的新闻记者，现任《博客天下》资深主笔。曾发表《北京SARS后患者骨坏死调查》《血煤上的青苔》《守夜人高华》《走出马三家》等有影响的调查和特稿报道。其中，高华特稿和《走出马三家》一文曾获腾讯网2012、2013年度特稿奖暨《南方传媒研究》“年度致敬”奖。

“在不成熟时期，我能够发表一些作品。可是到了1999年，我意识到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再也发不了东西了。九年，我没有发表任何一个字，这是我人生的黑暗时期。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死亡，也与我当时的处境有关。我经常想到死，我作为一个作家是没有前途的，没有任何希望。”袁凌称自己当记者仅仅是为了生活，文学则是其从小就认清的使命。“我就是一个作家。”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末尾，他说，“文学梦就是我生活的现实，只不过这个现实不被体制承认。

袁凌被称作“文字世界的手艺人”，《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为时下流行的“非虚构”题材，主题是记录死亡。在袁凌亲历的九十九次死亡中，有一草一木，有社会名流，有儿时乡亲，也有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每一次死亡都是郑重的墓志铭。

第一次端坐在死亡对面

《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实际开始写作于2000年，那一年袁凌27岁，身患肺结核。

邓布利多曾经说过，被拽进角斗场面对一场殊死搏斗和自己昂首走进去是不同的：被动地接受死亡和尝试去理解死亡，同样迥异。“病发的时候，我正一个人在郊外树林里。春天的桃花开得烂漫，土地还隐隐透着寒意，我躺在地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不过，这本书当时翻译的书名是《鬼》。”多年以后，袁凌在电话一头向时代周报记者描绘当时的场景，言语间依然充满强烈的个人风格。

袁凌回忆，自己起身走出森林时，头痛，喉头发痒，迎着大太阳就开始喷血。连喷两三口之后，他以为自己当天就会死掉。强压住快要喷涌而出的一口血，袁凌竟然下山坐着公交车去了医院，并且总算“捡回”一条命。

“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并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半年后我痊愈，可是那种濒危时刻孤独无助的感觉终生难忘。”袁凌说，那是他第一次端坐在死亡的对面，开始打量和思索。

对死亡的思考与体会，袁凌还说过另外一个版本。

“我的母亲逝世得非常早，一点也没有给我报答的机会，这是我的赊欠。”还有家乡很多其他微小的东西，比如一棵树，年年吃到它结的梨子，可就是担心风大会把它吹断，然后压坏房子，最后把它砍了。“这是一个需要忍住心肠的事情。活着就是一个忍心的过程。但是你要有心偿还。”

袁凌想用一生的长度去记录别人的死亡。“最终希望记录下自己的死亡，至少可以记下那种过程和预感。”

借“非虚构”顺风出版

袁凌带着他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经历了漫长的出版过程。

“开始写死亡的时候，还没有确定要写什么概念，但是我感到需要用最简单的、最不文学的方式，就这样一个一个去记录他们的死亡。如果我去写有关死亡的小说，我需要增删，选择曲折的、比较好的情节，还需要勾勒，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平等地对待笔下的每一个人。”袁凌说，虽然当时他还是把这本书当作小说来写，“可实际上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叫做小说。”

这本连作者都不知道该称之为什么题材的作品，在2002年定稿之后，长达十年无处发表。“我投过几个地方，都说不像小说。那时小说是文学里面最显赫的，而且把小说视作纯粹的虚构，是用娴熟的句法编织出来的迷宫。”袁凌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说。

近几年，“非虚构写作”概念盛行，这本书得到了出版发行的机会。“我很无奈，因为出这本书的时候需要一个东西来传播。其实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非虚构写作，只是不愿意去编故事，所以就这么写了。我的写作过程可能暗合了非虚构。”袁凌坦言。

因此，《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有作者对自身经历最真实的描绘。从幼年记忆中第一次开石板受伤的“红死”，到饥荒中饿死的年轻人；从遇难的矿工到反革命案件中枪毙的犯人；从生命最后时刻的作家路遥到重庆红卫兵墓；从狂犬病被打死的狗到面临灭绝的熊……

和袁凌共事多年的学者叶匡政评价此书称：“写作即拯救，至诚则无惧死亡。袁凌对死亡的凝视，不仅是庄子式的敲骨诘问，还透着对时代的审视、对人性的沉思。这是写作者更广大的视野，死亡将以复活重现，受难也在唤醒悲悯和善。这是袁凌向死者偿还的债务，替我们所有人。”

最可怕的是死亡时很孤单

时代周报：这本书从开始写到现在有十几年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生死观有没有发生变化？

袁凌：可能因为小时候生活在乡下，对物质的感觉很强烈，每一天都是由玉米土豆供养着的，后来发现一颗玉米或者一个土豆的生命并不是不重要，它的生命跟你的一样重要。但如果我们远离了这种物质的供养，如果你接收到的东西是一种成品的形式，就不一样了，你不会觉得流出来的自来水有生命，经过加工的皮毛也不再像动物的皮了。在这种环境下，你只会觉得自己很重要，人类很重要。

人道主义是一种很高的思想，但你忘了在人道主义之外的东西，比如你的生命是由什么架构起来的。如果没有房和衣服的遮蔽，没有作物的供养，你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乡下人为什么那么达观呢？因为他觉得我这条命没那么重要，我小时候也是这种观念，人活了就是活了，死了也就死了，很自然地接受这个事情，并没有觉得人的生命比其他东西更重要。对，人的生命是很可贵，比大众动物要高等，可是没有其他生物你就不行。我后来的想法跟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对物质直接的接触和通过工业化体系的接触，是不一样的。

时代周报：大部分人对于死亡的态度还是恐惧的，你是否也有这种恐惧感？

袁凌：对，当时我也这样想，但接着我就想怎么去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很小时候就重复性地做一个梦，这是个什么梦呢？就是世界末日那一天，天空塌了，周围的山就往里倒下去，倒到我这里，立刻就要灭亡的感觉。我曾经反复地做这个梦。这个时候有什么能安慰我？我能不能心安地对待这一切？我经常会想这个问题。直到最后一次我做这个梦，我去找我的爱人，当时这个爱人是不确定的，最后我找到了她。

所以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的时候你很孤单。你找到了爱人和亲人，和他们在一起，最后你发现你其实可以面对死亡。

时代周报：你在工作当中也时时刻刻在面对一些人的死亡，或者底层人的苦难，这些经历是否让你的生活变得压抑？

袁凌：那倒不会，如果你看过我的作品，会发现我也没有把死亡写得那么压抑。实际上，死亡里面透着一种怀念。底层人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底层人的生活从外面看非常可怕—当然确实也很可怕—但他们的生存本来也有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他们这种对物质更少的占有，以及他们对生命的节制，甚至更接近生命的真实含义。比如有个上访者住在桥洞里，有人被冻死了，你去看他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其实有他们自己的那种暖和，那种暖和跟我们的暖和不一样—大家在一起，各种各样的东西在一起。我亲眼见过那些上访者被关在那个所谓的黑监狱里，其实就是小宾馆，房子条件还可以，但他执意要出来，要回到桥洞里去，就因为那里是自由的。

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下，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不会崩溃，只是被掩盖住了，就像泉水一样，你弄开了，它会出来的。透过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底层人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你跟他们熟了，你会发现他们也在生活，只要他还活着，还没自杀还没断气，就肯定是有理由的；如果他自杀了，那就有他自杀的理由。我是这么理解的。

真实是写作的唯一标准

时代周报：你的文章《守夜人高华》获腾讯2012年度特稿写作奖，这是一篇很特别的文章，因为“一般的记者不会这么写，他们不下判断”。你为何会对人物下判断？

袁凌：实际上你不可能对你的人物不下判断。有一种判断是隐藏着的，通过一种很有深意的语气来表达，不明说但又隐隐约约说着什么，但我不习惯这样，我的写法是有什么就说。第一种是上帝的语气，藏起来但操控一切，我这个是对话的语气，你可以认同我的感觉，你可以质疑我，可以不认同我，但你至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作者在那边下判断。其实我很不喜欢零度写作的手法，背后明明包含一种判断，但却把这种判断搞得像上帝创世一样自然。为什么藏这么深呢？因为说出来就带了风险，如果判断稍有失误或者没有根基，你就会受到大家的质疑。所以我就尽量了解对方的生活背景，理解他的学识，使我的判断、我的表达、我的情感、我的比喻站得住脚。你可以质疑我，我对高华的理解是摆在这里的，它不是那种故作深沉的文本，让你觉得看不透。

时代周报：你对“非虚构写作”如何理解？

袁凌：其实我很无奈，因为出这本书的时候需要一个东西来进行传播，才会提出这个概念来。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根本没想到非虚构写作，只是不愿意去编故事。真实是我唯一的标准。我觉得非虚构这个写作概念很有用，因为可以指导方向。中国作家大都在写故事，跟现实只有似是而非的联系。但我们也不是一直要这样非虚构，到了某个时候，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学观和人文观，不要再分那么明显的体裁，到时候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就可以抹掉了。

时代周报：有报道说你打算写监狱史和“右派”史？

袁凌：监狱史我已经写完了，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走学者评审的程序，他们想把它当做学术书来出，但我只是遵守学术的规范，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学术的价值，所以还在等。这本书里有各种各样监狱的对比，有共产党的监狱，也有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监狱，既有民国时期的监狱，也有日据时的监狱，还有“文革”前和“文革”后的监狱，穿插对比着写。至于“右派”这个东西，工作以外我为此写了一些随笔，但它不像监狱史那么完整。最后我还想完成一部小说，和中国当代史有关，小说已经写完了，我正在改，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改好，改好了再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