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本《梁漱溟日记》出版 披露“文革”被罚扫街

梁漱溟自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因各种原因迭有散失，比如20岁前后倾心出世闭门研读佛典时期的《楞严精舍日记》，在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被人当废品卖掉了；“文革”抄家更是致使6年的日记全部丢失，4年日记严重残损。不过即便如此，劫后余生的日记仍有近80万字，始于1932年，终于1981年，前后跨越50年。2014年8月，这些日记经重新校勘，首次以全本单行的形式由世纪文景出版。

梁漱溟的日记为个人备忘之用，详细记录了数十年的个人行止，因其原始、真实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1950年代初，著者暂居于颐和园，常与三五友人聚谈，爬山、划船次数之多连著者家人都极为惊讶；为撰写书稿，著者多次前往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常于凌晨早起写稿，除夕、春节节日亦笔耕不辍；晚年为与衰老作斗争，“力行不搭车之决定”，外出多赖步行，每日坚持练太极拳；诸如此类生活细节，在日记中都有记录。梁漱溟被后人冠以“最后的儒家”“现代新儒家三圣之一”等桂冠，而他本人则说其前生是个和尚。在著者日记中常有茹素、抄写佛经、闭关习静的记载；“文革”抄家后著者被罚扫街，归后写下偈语“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夫人陈树棻去世后，连续数日为之诵《地藏经》，日记的记载可证著者确有佛徒之一面。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仅是梁漱溟的自我评判，也为后人所公认，其率真无伪、反躬自省之诚在日记中多有表露。梁漱溟多次公开表示负有“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在日记中也常见这样的自我期许：“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对于此一时代我所负的任务或使命（即作中西之间或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作思想学术的桥梁）尤为一生心事所在”，“念及余所负历史使命之重大”，“又念东方古人（佛法、儒学）所明不为今人所晓，有能以晓之者，今日非我乎？自解放以来，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而时会恰好安排我用其力于此一任务，岂可玩忽？”为此，著者不时勉励自己“以如此菲材，值如此运会，不可免地有其艰难险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当目不旁视，心不旁用，好好负起历史使命而行”；日记中时见梁漱溟所作的自我反省：“浮夸不实，多所等待，……与可怜的世俗蠢人无异”，“自欺自昧，骗人骗己。……终日在自己所谓责任（其实是意气承当）及一些世俗趣味上混日子”，“夜醒后思年来俗念盈胸，没出息到家”，“我一生得力在处处‘有自己’，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脱不掉个人主义，‘不能没有自己"，“有人纠正，思之不能释然，小气极矣”。由此可以理解，著者甘冒生命危险，坚持巡视抗战敌后游击区八个月之久；在常被称为荒废了特殊岁月中，却撰就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传世之作；遭全国性大批判，而能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类所谓传奇，于梁漱溟自身而言，不过是其践履笃实的生活常态。

梁漱溟日记也是20世纪中国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1939年，梁漱溟深入华北敌后游击区，亲见民众生活之苦，及国共两党的摩擦日剧，萌生组织调停两党冲突共同抗敌的组织，这在日记中有清晰的记录。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文革”抄家批斗、红卫兵游行、“外调”、“批林批孔”、新宪法的讨论等等，著者多曾亲历或有见闻，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中心人物，日记中对此或详或略或直接或间接都有述及。为便于读者了解日记的背景，编者特意撰写了提要与解说性质的文字若干，并附有同年国内或国际大事举例，刊于当年日记之前；编者修订及增补的600余条注释，及新编制的近2000条主要人名索引，使书稿的阅读更为便利。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单行的《梁漱溟日记》附有数十幅首次公开的梁漱溟私家照片，其中不乏著者早年各地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考察山西村政，1949年迎接北碚解放，1973年参观毛泽东故居等等珍贵的历史留影。

据悉，世纪文景的“梁漱溟作品集”近期还将出版新校勘的两部梁漱溟代表作，一是著者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可视为梁漱溟晚年定论的《东方学术概观（增订本）》，一是著者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外，将增收数百封书信的新版《梁漱溟书信集》也正在编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