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津撰文怀念藏书家瞿凤起：对藏书，他一生没有遗憾

□沈津

编按：藏书家、古典目录学家、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主人瞿凤起，是知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的三位老师之一，另两位是顾廷龙、潘景郑。三位先生均已过世，沈津曾分别撰写长文纪念顾、潘二老，唯独没有写过瞿老先生。近日，沈先生终于拨冗完成此篇长文，表达他对瞿凤起先生的怀念之情。南方都市报第一时间独家刊发，以飨读者。

1987年3月1日早晨，7时30分，衰病困顿的瞿凤起先生御鹤西去，享年八十岁。上海图书馆和常熟有关单位以及他的亲戚族人为他办理了后事，并在他的家乡常熟举行了追悼会。如今，时间过去了二十七年，大地沧桑，物换星移，又有几人还会记得这位曾对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出力甚多、于书爱之若命、毕生精力尽瘁于斯的老人呢？

1 幼承家学，后生可畏

瞿凤起先生，原名熙邦，字凤起，号千里，以字行，江苏常熟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南洋高级商业学校、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曾任常熟县修志委员会委员、常熟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秘书等职。解放后，进入上海图书馆，为善本组的研究员，也是中国清代四大藏书家(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后人中唯一的一位精通古籍的版本目录学家。

瞿氏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字良士，1873- 1940)一门三子，长子瞿济苍(1900-1972)，原名炽邦；次子旭初(1905-1980)，原名耀邦，又名旭斋；三子即为瞿凤起。三人之中，以瞿凤起最是知书好书，乃为三子之白眉。他幼承家学，好古不倦，受清代著名校勘学家劳权、劳格兄弟之影响，潜心钞校古籍，每遇罕见之本，即为精抄移录，故亲友中尝有以瞿氏铁琴铜剑楼家藏图书与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阁相比美，更以瞿凤起与毛晋子扆(斧季)互颉颃。当然，年轻时的瞿先生闻之极为汗颜，以为“乌足以相当”。

实际上，早在其龆龀时，即侍父亲瞿良士会见宾客，时时获闻诸长者藏书绪论掌故等，弱冠后，更得其父信任，多以招待友朋见命。瞿凤起少年时即为前辈看好，藏书家兼学者宗舜年曾有题瞿氏《海虞瞿氏虹月归来图》云：“丁巳首夏，舜年偕费韦斋、丁初我访良士道长兄于古里。登其堂，花竹窈然，子弟肃然，臧获粥粥然。请观所藏，则抱书而入者，即其垂髫之子。其于甲乙之部居，宋元抄校之流别，执簿呼名，应声而赴，乃知瑶环瑜珥皆寝餗于炱蠹之间，如雅琴弄具之不可须臾离也，瞿氏之流泽长矣。”丁巳，为1917年，时瞿凤起年仅十岁。

在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眼中，瞿凤起是属于“后生可畏”的明白人。我曾读刘氏稿本《求恕斋日记》，于1941年5月10日的记载中，那天晚上，刘氏在寓所宴客，在座者有何炳松、徐森玉、郑振铎、顾廷龙、张乃熊(伯芹)、瞿凤起等。“席间闻森玉、西谛二公所谈所见之书，渊博极矣。见闻多，记忆力强，真可佩也。芹伯对于佛经亦颇研究，专重法相宗，谓此乃玄奘法师之遗法，学佛者必须由此入手方为正宗。今之和尚全然不知，可见学佛之难。凤起年只三十四岁，对于版本目录之学，亦颇明白。真是后生可畏。”

1950年年初，瞿氏三兄弟将铁琴铜剑楼所藏善本72种2243册捐献北京图书馆，这对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带动了平津地区的藏书家向北图赠书。为此，1951年3月10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亲笔函致上海市陈毅市长，其函云：“兹有恳者，友人瞿济苍、凤起二先生，为铁琴铜剑楼后人，家学渊源，邃于版本目录之学。瞿氏藏书，时逾百载，历经变乱，均能典守不失。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二君极诚拥护人民政权，热爱政府，曾二次将前代藏书，捐献中央，我们都很钦佩他们的开明与热情。际此图书馆将次建立之时，需才自必孔殷，敬代为介绍，盼能加以延揽，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推进，当可有很大的帮助也。”同日，郑振铎又有致李亚农、徐森玉函，极力推荐瞿氏兄弟参加社会工作。

一个月后，瞿凤起被安排至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整理善本古籍，并与徐森玉、柳诒徵、尹石公、汪东、杨天骥、沈尹默、沈迈士、顾颉刚等相过从，尤其是与徐柳二公，每见必畅谈版本，孰优孰劣，历历如数家珍。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文化部门以抢救文物图书为紧急任务，上海地区由华东文化部领导，组织队伍，集中旧书店工作人员数十人，至董家渡造纸厂，将所谓报废书刊逐一进行检查。时在1951年6月，适逢盛暑，在铅皮顶大仓库中工作，挥汗如雨，相当艰困。瞿凤起代表文管会图书整理处参与斯役，检得旧刊本古籍甚多，其中以方志及家谱最多。珍贵者如宋刊本《蟠室老人集》，此书未见藏家著录，原本杂附于《葛氏家谱》中，当日亦与家谱重印，未曾毕功，尚留有重印残卷，后由部调拨南京图书馆入藏。另有太平天国文献多种。亦由部调拨有关单位入藏。

是年8月，瞿凤起又参与上海图书馆的筹备工作，从此他在上图工作了三十六年，一直到退休。

2 一生与古籍、目录打交道

瞿凤起的一生都是和书打交道，并以古籍版本为业，青年时代即知悉并看重古籍目录的作用，大收各种公私书目，他的愿望是：倘能天假之年，必将收至千种，遂以“千目”名其斋。他有一篇《千目斋记》，大谈书目之学，有云“私计虽粗知流略之学，惟应对是惧，因思力求深造，日与簿录为友，如饥渴之忽食饮，不可一日须臾离”。“及壮，厕身社会，公退之馀，书林之所访求，友朋之所投赠，不足，复假诸公私库藏，或录其副，或校其异，初刻复刻，兼收并蓄，求其异同，不厌其重。”他认为目录之学，为治古籍版刻之纲，所以广求诸家目录，并以“千目”颜其斋。

他的工作实践同样也都和目录有关。我以为，瞿凤起对上海图书馆最大的贡献，就在于1957年时他编辑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这是上图自1952年建馆以来唯一的一本。今天看来虽然并不起眼，但它却反映了1957年以前上图善本的情况。次年历史文献图书馆、报刊图书馆、科技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后，善本图书成倍递增，于是他又和潘景郑先生于1961年重编《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每次瞿交我一叠排好的卡片，由我去善本书库按卡提书，他和潘先生以书校片。按顾师的指示，他们二位校完的书，我和吴织重看一遍，重点即在改动处，有时我还会问瞿，为什么版本项要这么改。这样的版本实践使我进步很快。

此外，瞿凤起还参与了编辑《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前二年，曾见西泠拍卖公司寄给我的拍卖图录，里面有《上海图书馆医书目录》一薄冊，我一看，那是瞿先生的手笔，上面还夹有上图原办公室工作的徐薇珠的夹籤。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曾出版瞿凤起编的《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清钱曾著)，钱曾，为钱谦益曾孙，曾与吴伟业、顾湄、金俊明、曹溶、毛扆等结交。所谓“汇编”者，盖将钱曾《述古堂书目》及《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合并，三者不尽相同，因为之合一，便参阅也。其序云：“忆曩时侍先父校勘，遇遵王藏本，钩稽诸目，辄感不便，先父勗以重编，使便翻阅。荏苒卅年，因循未果，乃者于工馀之暇，从事排比。其体例详凡例中，不重赘言。此编之成，虽不敢云众本可废，对治目录学者或有小补，堪以一得之愚，且效宋人献曝。”

晚年的他终于完成了《千顷堂书目》的校注本(和潘景郑先生合作)，《书目》是研究《明史》和古籍版本的重要工具书，以明代著作为主，旁及宋、辽、金、元，每一条目后，附有作者爵位、字号、科第等，不少内容为《明史》及其他传记所不载。《千顷堂书目》是在他走后出版的，他也不及见，走得太快了。瞿凤起还对《铁琴铜剑楼书目》二十四卷作了补注，该书有常熟志办的跋，云：“因雕版印刷之目录印数不多，至今存世稀少。上海古籍出版社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有意将目录标点重印。请启甲后人、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常熟市志顾问瞿凤起担此重任。凤起以年老力衰、缠绵咳喘，转请其宗亲瞿果行协助标点，然后亲自覆校、增补。”“一九八六年夏开始，凤起将全部精力投入书目的校补工作，边喘边咳，边用颤抖的双手剪着小纸条，写上注文，逐条贴在书名下端加注。至一九八七年春节后，全部完成校勘、增补及文字纠正工作。同年二月二十三日，托同里友人将书稿送交出版社。不料二日后凤起即卧床不起，于三月一日与世长辞，距书稿送出不及十天。”

瞿凤起喜欢抄书、校书，尤喜影抄，傅增湘就曾得到他的帮助，傅跋抄本《续考古编》云：“今春薄游南中，过海虞瞿氏书斋，得见旧钞全帙，为何义门藏书，惊为创获。爰浼凤起世兄代觅写官，为补录前五卷。钞录既竟，凤起並合全书手勘一通，订正文字讹夺不尠。”在《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瞿凤起校跋的书竟有十八种之多。他去世后，他的侄子增样，代表瞿氏再将家藏图书悉数捐赠常熟市图书馆，共计230种597冊，其中多为瞿凤起收集的各种公私藏书目录，最值得注意的是里面有不少瞿凤起手抄本，如《南海潘氏善本藏书题跋集录》一卷、《万宜楼善本书目》一卷、《万卷堂书目》不分卷等。又有《弓斋日记》不分卷、《虞山人文丛钞》一卷、《芙蓉庄红豆录》一卷、《毛子晋年谱稿》不分卷等十余种。由于瞿凤起所抄多为常熟地方文献，其中一些流传稀少者也得以保存。我曾见他影描《西廂记》中的“莺莺像”，大有形象生动、豁然如真之感。

3 向北图赠书始末

关于瞿氏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图书之事，可见仲伟行等编著的《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曹培根著《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但均未提到瞿氏向北图售书之事。而揭示瞿氏捐赠并售书之事，或仅见于冀淑英《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其第九讲即为《铁琴铜剑楼藏书的收购入藏》。

瞿氏藏书中之大部分善本书今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前为北京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初，瞿家将藏书分三批售与北图，卖一批捐赠一批，其缘由是瞿家为常熟乡间地主，而地主的经济来源是以收租为主，所以在土地改革时，乡政府让瞿家退租，但瞿家拿不出钱，只好将存于上海的藏书中选取部分善本半卖半送。三批书共500多种，另外捐了246种。这近700多部书中有不少是难得一见的孤帙，如宋乾道六年(1170)姑孰郡斋刻本《洪氏集验方》、宋淳熙十一年(1184)南康郡斋刻本《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宋万卷堂刻本《新编近时十便良方》、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丞相诗集》、《朱庆馀诗集》、宋淳熙九年(1182)江西漕台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宋刻本《酒经》等。

北图所得瞿氏书，皆为北图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与瞿凤起洽谈，时间应为1951年12月间，正是常熟地区土地改革之时。据《顾廷龙年谱》1951年12月9日，顾的日记中曾载：“赵万里、瞿凤起来，长谈。”虽不知“长谈”的内容，但应与捐献及售书有关。是月21日顾日记又载：瞿凤起女来，“述赵万里昨夜议书价不谐，竟拍案咆哮。”赵万里于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对北图的贡献极大。看来，赵先生为了得到铁琴铜剑楼藏书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却不惜对一个藏书世家如此凌迫，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这也难怪瞿凤起认为赵做得太过分，不肯屈从于赵了。

为此次售书的佐证又可见《顾颉刚书话》，中有“此次革命，社会彻底改变，凡藏书家皆为地主，夏征秋征，其额孔巨，不得不散。前年赵斐云君自北京来，买瞿氏铁琴铜剑楼书，初时还价，每册仅二三千元耳，后以振铎之调停，每册售六千元，遂大量取去。按：抗战前宋版书，每页八元，迩来币值跌落，六千元盖不及从前一元，而得一冊，可谓奇廉。”(《顾颉刚书话》P90)那时使用的是旧币，二三千元即为人民币二三角，经郑振铎出面调介，书价提高了一倍。于是，赵先生从瞿氏家中所购宋版书，竟然是每册六角钱，这或许是明、清、民国、现代乃至将来，最为便宜的宋版书书价了。

瞿氏藏书剩余者，后来都存放在北京西路瞿的住房二楼楼梯旁三个特大木箱内，“文革”中查抄后，又全部退还，瞿先生则毫无保留地悉数捐献给常熟市图书馆了。这其中明代稀见本也有一些，不过，我最看重的是一部明毛晋的稿本《汲古阁诗稿》，毛晋为明末重要藏书家、出版家，一生校讎，刊布遗书，厥功甚伟。晋诗向不为人所知晓，此稿本全书行式井然，字体工整秀丽，缮写精良，凡遇讹字皆用白粉涂去重写。道光间，瞿氏先祖为了不使毛晋自著湮没无闻，故延请乡贤王振声为之勘校，并于咸丰十年(1860)据毛氏稿本刻板印行，板成，即刷印数部样本，然不慎于火，板片全毁。

不仅仅是善本书，瞿凤起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又以个人名义捐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一批铜镜，共四十二件，时代跨越汉、晋、六朝、唐、宋、金、明代，其中最好、最难得的一件为《六朝花发春冬夏四兽镜》，此外如《汉十二辰镜》、《汉八乳镜》、《唐绝照四兽大镜》、《唐鸟兽花枝镜》、《錾银八卦镜》都是稀见之珍品。在当年，这批文物即被估价二百八十万元人民币，如今则是天价了。以瞿的名义捐赠给常熟市图书馆的书籍，共计721种2083冊。其中较重要者如《六艺论》一卷(清臧庸抄本)、《使规》一卷(明成化十年刻本)、《恬裕斋藏书目录》二十四卷(稿本)、《红豆村庄杂录》不分卷(清抄本)等。也正是瞿凤起的无私捐赠，从而使常熟市图书馆有若贫儿暴富，而常熟市博物馆则似锦上添花。

抗日战争时期，瞿先生不避敌伪耳目，积极协助上海沦陷区“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沪购藏文献的行动。笔者曾在台北“国家图书馆”调取1939至1941年时的中央图书馆档案，当年在上海的郑振铎、徐森玉、张寿镛、何炳松等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配合重庆方面代表蒋复璁，利用“庚款”基金在日伪的眼皮底下，为国家蒐集古籍善本。而瞿凤起知道有某藏书家打算售书的，就推荐给郑振铎等，避免了古籍流落海外。档案中有“同志会”报告书九份，其第一号报告书云：“三月底，购进上元宗氏(礼白)金石书二百二十余种……係铁琴铜剑楼瞿凤起君介绍。”又第三号报告书又云：“又由瞿凤起君介绍，得元刊本《纂图互注南华经》、明蓝格抄本《寓简》、明抄本《天文书》等。”

在那个时代，瞿氏因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售部分藏书以应付，1940年3月至次年2月，瞿氏三兄弟曾四次售善本书近80种于“同志会”，计有宋刻本《毛诗注疏》、《宋书》、《营造法式》、《春秋括例》等。那段时间里，瞿氏还转让给北平图书馆明刻方志七种、抄本方志九种。

4 “文革”未逃劫难

我的三位导师中，顾廷龙师尝以书法著称于世，潘景郑师则是1961年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的首批会员，而瞿凤起似乎从来未用过钢笔，他的书法都是小楷，从来不草，无论是卡片还是文稿，且永远写不大。他自认“书法至劣，小字实藏拙之意，对视力减退者增加负担，深感不安”。上海古籍出版社张明华曾为《千顷堂书目》的责任编辑，于此书工作许为认真，其曾向瞿索书小楷条幅，瞿以“余不善书，所以作小字者，抱藏拙计耳。”后以篋中有先人传录汲古阁所藏明抄本，聊资留念。他自退休后，从来没有向上图提过什么特殊要求，最多就是要求去探望他的同事，再来时带上狼毫小楷笔三五枝而已。

“文革”期间，瞿凤起也未能躲过劫难。1966年夏天，他被非法抄家，记得那天晚上，我也被党支部安排去了顾先生、潘先生家，然而那只是象征性的抄家，因为没有拿什么物件回馆，而是把书柜等贴上了封条。我后来又去了瞿家，那时已有好几位同事在场，但瞿见到我后，稍稍地把我拉到一边，指着地上的一幅画轴，轻轻地对我说：“这是王翬(石谷)的画，要留意。”在当时的条件下，我没有办法，也不可能打开，即使到后来，我也没有看过。最近，我在翻看有关瞿的有关材料时，才知道这是王翚的绢本青绿山水《芳洲图》，是画家七十六岁时的巨幅佳作。瞿曾回忆家族对此画珍爱备至，平时从不轻易示人，如遇家族喜庆之时，或是新年佳日，才取出在大厅上悬挂数日。此王翚绘画之精品，后来落实政策，由上海图书馆退还瞿，瞿于1982年又化私为公捐赠给常熟市文管会了。

1968年初，瞿先生及顾廷龙、潘景郑先生等在上海图书馆的“牛棚”里度过了学习、批判、劳动的二年。凑巧的是，上海图书馆接到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配合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上报“文革”初期接收的单位抄家所得重要古籍版本的图书清单。为此，我和馆里某负责人商量后，请顾、潘、瞿在上图东大楼307室(原善本第二库)整理朱氏结一庐及陈清华藏书。这二批书是当时上海地区乃至全国来说所发现的最重要图书，内多宋元明刻本及名家批校本，前者为某房管所移交上图的，后者是上图在1966年夏天，由湖南路街道委员会通知去刘洁敖(陈的女婿)家取得的，清单是我花了一个通宵做成的。这项工作他们三人用了二个月的时间方才达成，除一份详目外，还有三人手书复写的一二级藏品内容介绍，当时一式三份，其第一份今在我处。

瞿凤起生前留影不多，存留下的就更少了，我手头上居然没有一张和他的合影，甚或他的照片。在《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中的“瞿凤起”照片，应是摄于他晚年，背景是在他居住的小亭子间，他睡觉的小床就在后面，家居条件恶劣。瞿的房子特别小，是一楼至二楼旁的亭子间，面积似乎不足八个平方米，方向朝北，夏热冬冷。但这就是他的卧室兼客厅、唯一的一张小桌既用来写作又充作饭桌，还可堆书并放些小物件。因为地方太过窄小，那张小床并未靠墙，靠那面墙堆放着用牛皮纸扎得很整齐的一捆捆、一包包的物件，瞿先生说那是他收集的各种资料以及一小部分书。二楼虽有厕所，但他却因腿部行动不便，改用放在床边的马桶，马桶的后面又是扎好的书和资料，实在是蜗居。前来探视瞿先生的访客，在针锥之地也只有一把椅子的立足之处。

老先生原来的居所并非这样的，他住在上海北京西路1290号二楼，一大一小二间房。我每年春节年初一上午都先去西康路北京东路口的顾师、潘师家拜年(顾在二楼、潘住三楼)，然后再转至瞿家。也没有那么巧的事，偌大的上海滩，他们三人竟然住在走路不到二分钟的距离，转个弯，就到了，真可谓一箭之遥。1981年2月11日瞿先生致孙楷第函有云：“承询敝居，仍保旧处，原租居一大一小两间共三人，闺女患心脏病，运动伊始，受惊先我而行，现与贱内被迫退居跑破之双亭子间之外间，迟迟尚未落实。地处北向，夏暖室温高达四十度以上，冬凉低至零度以下，不能生火，难作羲皇上人。又患腰脊骨肥大生刺，影响骨神经，举步艰困，少行动，血脉欠流通，足又患冻疮，五年未赴图书馆工作。”

5 晚年鰥居孤寂

瞿的晚年，可以说是有些“惨”，在身体上，体弱多病，腰脊生刺，大便不畅。每戒独步，不能访医，惄焉忧之。1983年2月10日他致古里编史修志人员吴雍安函云：“由于体力日衰，腰脊增生，医药无效，行动不便，一切收效甚微。近数月来，贱内患肺病，亦难以相依为命，近勉得一保姆，来数小时帮忙，暂度难关，总觉得心绪不宁，所处北窗斗室，夏热冬冷，体衰者尤感困难。高唱苦经，要非得已，千万见谅。”同年6月28日，又有致吴雍安信云：“近一两日来，气候不正常，内人终日呻吟床褥，我本人于六月十日亦发烧四十度以上，经打针后，热度虽退，但四肢无力，胃纳大减，睡眠困难，尚未复原。”

而家庭的变故，使他受到打击更大。1966年11月6日，先生的独生女儿佩珍，因“文革”初期，目睹骚乱，又受抄家惊吓，病情愈发恶化，终于先行离去，终年三十有九。他曾在一篇《己未除夜有感》云：“子未期而殇，女亦不中寿而殁，无后为大，后顾茫茫，每生身后萧条之痛！闻邻室之合欢，三代同堂，儿孙绕膝，开怀畅饮，欢乐之声，连连达耳，几家欢乐几家愁，不啻天上人间。老伴相对无语，有言不言，免彼此心痛，其无声之诗，无弦之琴乎！？”

瞿师母李蕙华是1983年11月16日离世的，年七十有五。师母二十岁时嫁入瞿家，自此之后，鹣鲽情深，相偎相依，瞿先生的饮食起居，俱为师母悉心照料，以致体力日衰，终致不起，忧皇而殁。老太走了，先生没能去送，因为他走路迈不开腿，那个时候又没有轮椅，他哭了，大哭一场，哭得很伤心，几十年中都未曾有过。

在生活上，鰥居孤寂的他，曾经告诉过我的同事，说他平常是“吃百家饭、百家菜”。那是因为家人都走了，他不方便上下楼，也不能去小菜场，即使有食材他也不会做，舌尖上的事都靠亲友们、邻居们在帮助他，有一位阿姨临时照顾他的起居。居房的政策迟迟不能落实，夏天40℃的高温，没有电风扇，汗珠似黄豆似地滴下；冬天窗户上的冰花，刺骨的寒风从缝隙中侵入，使他穿再多再厚的棉衣也无奈其冷。斗室里一盏支光并不高的电灯，更显得有一种莫名的低调惨状。

瞿先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本想留有遗嘱，但他去世后，在他的枕边发现的一块纸片，上面仅有二行小字，为“瞿凤起遗嘱：姓名、别号、出生地……”没有人知道他想继续写些什么，他或许认为他要办的事都已办妥，也不想去写他最后想说的话了。

回顾过去杖履瞿先生的二十多个春秋，他的音容笑貌有时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他是一位极为平凡的人，“文革”前的上海图书馆善本组，仅有顾廷龙、潘景郑、瞿先生、吴织和我，每天虽是早上八时上班，但潘、瞿二位却七时多一点即到馆了。我的印象里，个子不高，曾生过肺病，右腿有残疾，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从不与人发生纷争，身体虚弱的学者。他似乎从来没有穿过什么新衣服，永远是冬天一领蓝色旧丝袄，夏天一袭白色旧汗衫，尤其是炎暑，一把蒲扇不离手，一块毛巾挂颈项，那是他时时要用来擦汗的。他唯一的嗜好是抽香烟，但又非常节俭，平时抽的是“勇士”牌，最便宜的那种，每包七分钱，而且每次只抽半枝，另半枝掐熄后放在烟盒里留下，下次继续接上新的。而“飞马”牌0 .28元一包，“大前门”0 .31元一包，能抽上这二种牌子对老先生来说，真是“奢侈”之事了，而又遑论“牡丹”、“红双喜”？

6 对藏书，一生没有遗憾

1975年，上海图书馆为培养古籍版本目录专业的人员，办了一届训练班，学制一年，瞿先生也参与授课，教材共十七讲，潘景郑先生讲了六课，我讲了五课，瞿讲的是方志以及金石。退休后，他也没有闲着，顾廷龙师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工作汇报事，于1983年2月22日有致笔者信，云：“上次给刘季老及图书馆局的汇报信，第二页末一行‘至今迄未提出意见’云云，我读了再三，深感内疚。我们自己看了没有？我希望你们几位如何挤出时间补补课。你们研究一下，如何安排力量，我想瞿老在家，送一份去请他看看，能看出多少是多少。其他见缝插针了，你以为何如？”刘季老，即刘季平，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委员。那时瞿先生退休在家，我见信后，即将已完成的《书目》的油印本，送了一套给瞿审阅了。

铁琴铜剑楼是中国著名私家藏书楼，瞿氏家族历来以耕读传家，淡泊功名，几代楼主以藏书为乐，前赴后继，不遗余力地收集图书，而又藏而不秘，对有求者提供阅览，并刻印流布，化身千百，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清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云：“尝叹读书难，藏书更难，藏书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历来藏书家皆眷眷于其子孙，所以收藏印中常有“子子孙孙永宝之”之语，但仅管如此，鲜有传及三代的，以再传而散为多，及身而散者亦不乏其例，故藏书家鲜有百年长守之局。当年的四大藏书家，丁氏兄弟经商失败，八千卷楼的藏书全部转让江南图书馆；陆氏皕宋楼楼主陆心源殁后，藏书为其子树藩于1907年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而杨氏海源阁则迭遭寇乱，藏书损毁很大，加上后裔凋零，所藏星散后，多归于北京图书馆。而只有瞿氏书藏五代，即使太平天国、抗日战争，也费尽心机保护。

54年前，我追随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习版本目录之学，潘先生和瞿先生亦在旁协助指导，他们三人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当时顾师57岁、潘师53岁、瞿师52岁，这也是他们处在版本目录实践中的顶峰时期。然而，三人中最先去世的却是瞿，那时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作图书馆学研究，直到我的同事来信我才得知。顾师仙逝是在1998年，我即请假专程飞北京在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见顾师最后一面。而潘师则是2003年我飞沪休假，即在旧日同事的电话中得知先生刚走二天，所以我赶上了去“龙华”送潘师最后一程。如今，在中国图书馆学界中，再也没有出现如上海图书馆那样的人品高尚、业务顶尖的“三驾马车”了。

瞿凤起的一生没有辉煌，也没有遗憾，他这几十年中见证了太多的藏书故实，我相信他的信念和目标，就是要保护先人的藏书，他也清楚地知道，先人收集之难，子孙谨守不易，以他三兄弟之力，是无法继续延长藏书楼的命运，他曾云：“铁琴铜剑楼藏书，肇始于高祖荫棠先生，及余五世，已越一百五六十年，私家收藏，经历之长，仅次于四明范氏天一阁，並得有妥善归宿，可告无罪于先德矣。”(《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

“文革”时，瞿氏家族包括其祖、父、母、伯父、伯母坟茔俱被毁。瞿先生的晚年又是如此之不幸，甚至可以说是悲惨。不过我想，他遵其先世之遗训，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祖上留下的藏书基业终于在他的手里得到了全部的释放，得到了最好的归宿。他将藏书化私为公，是他家族的骄傲，是对先人最大的告慰，他可以放心地走了。如今分藏各处的瞿氏藏书安然无恙，有关部门当前又有新的古籍保护计划在实施，所以，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了那么多善本书的瞿凤起先生，当可含笑九泉。

□沈津(版本目录学家。著有《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等。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