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因文而灵；城不在大，因人而名

三山，福州人并不陌生，但潘叔明说起这些，多了一层怀念，多了一分敬畏。

“作为闽都的福州，应该只在屏山、乌山、于山三山之内，后来的南门、北门、东门、西门之说，又稍出三山范围。三山是福州历史文化的自然坐标。福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三山自然是历史文化名山。山不在高，因文而灵，城不在大，因人而名。”潘叔明告诉记者，过去的三山，拥有苔痕、草色、古树、幽泉的环境，完全可以于此调素琴，阅金经，引来诸多鸿儒。自古以来，三山都曾有书院，三山本来就是读书山。于山北麓就是书院、藏书楼多布的地方，素有“书声一派水东流”之誉。

“三书指三种书。一种是儒家经典，若朱熹的《四书集注》；一种是西方经典，若严复的《汉译名著》；还有一种是普及面极广的文选经典，若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这三种书，都与福州的三山有着割不断的文缘。”潘叔明说。

◆百姓家的用具写有朱熹名诗

在潘叔明看来，孔子的主要贡献在于整理了古之六经近2000年的发展成果。朱熹的主要贡献是在孔子之后传承了孔之六经近1000年来的发展成果，是儒学的哲学完成者，使儒学近世化，对西欧启蒙文化和东亚社会的教化影响很深，是中国向当代世界可以“拿得出去”的人物，就其思想深度而言，可以与西哲对话。

“朱熹与福州及其三山结有很深的文缘。”潘叔明举例说，朱熹15次来福州，除去最早两次尚年少，从23岁到福州拜访治《诗经》见长的李樗、治《尚书》见长的林之奇和治《周礼》见长的刘藻、任文荐等算起，还有13次来榕，且多有文事来往。在乌山下的街南，建有朱文公祠，祠中有林则徐撰的祠联：“道统阐薪传，洙泗真源今未坠；儒型垂梓社，沧洲精舍此重开。”这也记录了朱熹与福州三山的文缘。

“为完成《四书集注》，朱熹倾注了40多年的心血。”潘叔明不无感慨地说。

在朱熹之前，北宋已有人主张先读孔孟，后读六经，六经当然早成经学体系。读孔孟，朱熹选了四子书，即关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本书，用了40多年时间作注。

“《四书》逐步发展为《五经》以外的一个经学体系。《四书》当然比《五经》较易普及，所以《四书集注》也被元、明、清定为士子初学及科举考试的标准书，《四书》当然就高于《五经》。”潘叔明说，一讲中国文化，《四书》《五经》就离不开口，一讲《四书》《五经》同样也离不开朱子。朱子不必配祀孔子，朱子也可独自承祭。

“在福州流传的朱子的故事很多，足见其影响之大。朱熹讲学很用心，教育对象很广，在士子、百姓中收获很大。”潘叔明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福州许多各姓祠堂内祀有朱子牌位或坐像。过去不少村落办有私学的，都建有“敬惜字纸”的焚字炉，许多破旧的书，写有文字的旧纸，只能在此炉中烧掉，不可当垃圾处理，尊重文化，化民成俗，以至如此。

潘叔明告诉记者：“不少百姓家的用具、农具常常写有朱熹的名诗、名句，如一副水桶，分别写上‘半亩池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十分别致，这是极好的文物。”潘叔明说，他细问村民，得到的答复是，一旦桶箍掉了，桶体散落，恢复很麻烦，但依文字顺序恢复，非常方便，没想到诗可以有此妙用。

“福州多读书人，这跟朱熹一生提倡读书有一定关系。不过，朱熹提倡读书，为的是做人而非当官发财。三坊七巷有一佳联‘非关因果方为善，岂计功名始读书’，应该有朱熹向往的这种社会风气。”潘叔明说。

◆三书与三山有着割不断的文缘

“《汉译名著》《古文观止》与《四书集注》一样，也与福州的三山有着割不断的文缘。”潘叔明说。

严复是潘叔明眼中的另一位福州名人。严复，1854年1月生于福州南台，1921年10月卒于福州郎官巷，居所依乌山，盘桓于三山日久。

“严复国学基础是汉、宋两学，但又通西学，因而能够研究中西学问同异，可以直接把西学翻成中文，也可以直接把中学翻成西文，系统地把西方学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推动了新儒学、新文化的出现。”潘叔明说。

《汉译名著》是严复八大著名译作的总称，包括T·H·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穆勒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耶方斯的《名学浅论》等。这些都是西方学术代表作，集中于近代。以其译著的夹译夹议和加按的情况看，严复独立地忠实于原著，进行西方经典的研究和介绍。

“严复向国人宣传了进化论哲学、自由贸易理论、科学方法论，被公认为对中国近代进步起了很大作用。即使从现代的自由、贸易、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而言，这些学术思想依然具有现代精神的内涵。从倡导国学的意义上讲，严复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使中国哲学摆脱了古代经学形式，把中国哲学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而在表达上依然闪耀着汉学的光辉。”潘叔明说。

“《古文观止》是清代两个读书人吴楚材、吴调侯选编的。古文选本，当然不少，而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还是《古文观止》。”潘叔明说。

《古文观止》共选文222篇，总12卷，最长的一篇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约3000字，最短的一篇，数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仅百字，然佳句迭出。

潘叔明说，他很佩服《古文观止》选编者的判断力，所取无一不是精品，精品就是能见度，《古文观止》的能见度在中国文选中是最高的，其注的功力颇佳，对读者学习研究很有帮助，这做的是古文化大众化的工作。

潘叔明介绍，吴楚材、吴调侯分别是吴兴祚的侄子和侄孙。吴兴祚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任福建按察使，两年后，擢升为福建巡按。此时，他请先生教儿子读古文，吴楚材、吴调侯也跟着学，他说这地方就在福州的“三山凌云处”。吴楚材、吴调侯似乎并不满足于此，读经史学，潜心力学，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有了积累，想编书，是很自然的。

“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吴兴祚‘统师云中、寄身绝塞’之际，所得慰藉是吴楚材、吴调侯寄去《古文观止》，即命付刻，并写了序，赞其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潘叔明说，事实上也是如此，《古文观止》成书，无疑缘于福州三山。

◆何不在三山为三书立碑亭？

“朱熹是中学西渐第一人，严复是西学东渐第一人。福州三山有此两个‘第一人’，足矣。三山灵秀，但也要有文化景观。”潘叔明回忆说，1981年秋，他在杭州参加全国宋明理学研讨会，晨昏漫步于西子湖畔，经公园工人指点，于铺路残石中得郁达夫名诗残句“江山也要名人捧”。从此，他有了一个梦想，可否在福州三山各立一个碑亭？即在屏山建《四书集注》碑亭，在于山建《古文观止》碑亭，在乌山建《汉译名著》碑亭。

潘叔明告诉记者，为人立碑、立像，古已有之，而为书立碑很少见。当然有碑林刻诗文，主要着眼于书法，唐文宗诏刻十二经于石，为石经，也不是为书立碑。立碑在于推崇宏扬，所以碑文要介绍上述三种经典的价值及其与福州三山的文缘。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孔子、朱熹、严复都是划时代的人物。福州应该为朱熹、严复立书碑亭，这些碑亭是福州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潘叔明说。

“《古文观止》中，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结语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潘叔明以此寄望于有心者。他说，如果做了这件事，后世会感念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