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看陶渊明：喜欢热闹 所谓归隐只是回家

2012年09月05日 08:13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赵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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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钟嵘推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苏东坡赞美陶诗“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把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使其拥有了近乎神性的光辉。可这种标榜本身，也正是将陶渊明有意无意符号化之始。重重误读之下，那个饱经忧患却日益饱满的鲜活肉身不见了，只剩下一具缩略风干了的文化木乃伊，躺在博物馆里，接受众口一词的赞誉。渊明是一部丰厚的大书，我们不能把他读薄了。这其中，对陶渊明的误读主要有二。

是“隐”？是“归”？

古今论道陶渊明，似乎都离不开“隐逸”二字。不知怎么，越读他，却越觉得“隐逸”二字不够确当。比如《饮酒》，我们不要带着快意直奔“采菊”而去。而要细细品读他的那些不那么出名的句子，看看其中有没有被忽略了的细节和信息？

《饮酒》伊始，渊明便夸示自己归园田居的静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人境”，也即人多聚居的地方。渊明辞官之后，并没有把自己藏起来，他与官员僧侣亲朋旧知都有坦然往来。

“而无车马喧”，很多人误读，以为他与门外世界疏远淡泊。其实不是。他喜欢热闹，喜欢富有人情味的世俗生活。“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渊明的饭局很多，不是别人请他，就是他请别人。《五柳先生传》里也有他与友人们的交游场景。是什么人出门，才有“车马喧”的富贵排场呢，一定是令他愤然辞官的督邮那一类耀武扬威的家伙。没有了这种人的扰攘，日子真是清净自在。

少壮时，渊明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迈之思，对官场亦有着知识分子的天然想象。因此他“投耒去学仕”，十三年里，五次学做官。可见，他曾经想在官场上实现济世的理想，却都失败了。生逢乱世，兵戈扰攘，他空有一身的抱负，却找不着价值观的对应点。前人说他“隐”，当然是对应着他曾经的“仕”。可渊明辞彭泽令，与同为“浔阳三隐”的刘遗民辞柴桑令，去向到底是不同的。渊明归向了“人境”，倦鸟归旧林，他回的是实实在在的家。刘柴桑却跑去庐山，真正隐了起来，那儿却是“仙境”！

去，还是留？他一定犹豫过，挣扎过的，所以他写诗责备也催促自己：“田园将芜胡不归？”他甚至等不及天亮，“敛裳宵逝”。摆脱了官场的羁绊，他文思泉涌，连作《归园田居》五首。渊明之“归”，不仅是归家，更是精神的归根，是一个人的心神合一。他的脚下，是厚重的黄土层。

渊明似乎特别偏爱“归”字。不仅有《归去来兮辞》，声声问责自己“胡不归”；又有《归园田居》五首；他学《诗经》，又作《归鸟》诗四首。其中的“翼翼归鸟”，不正是他自己？因此，他不是“隐”，是“归”。

再说说“逸”。人们似乎只愿意记住陶渊明句子里的诗意，却忘记了，归园田居的日子，总体上过得并不安逸。归来后不久，家里就出了一桩大事，房子失火，勉力经营的殷实小家，转眼成了灰烬。一大群儿女，“幼而饥寒”，张着小嘴大声喊饿。渊明跺跺脚，拄杖就走。他是要躲避现实，一“隐”了之吗？不是。他去外乡行乞，为孩子们讨口吃的。可要饭也需要本事的，得能说会道，渊明哪是那块料。“饥来驱我去，不知何竞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肯定是乞食不顺利，不然不会走那么远。终于看到一户人家，敲开了门，话却怎么都说不出口去。

你不由惊叹渊明的坦荡和真实。他“真”到了透明的地步，一点不为自己留余地。沦落至此，很多人是羞于向外人道的。他却不后悔不回避不怨尤，艰难而努力地尽着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职责。

我们从小就熟知《檀弓》饿者不受嗟来之食的故事，以为是志气。渊明却很不同意：“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有人愿意施舍，有人愿意受施，这没什么不妥，总比饿死人强得多。渊明被尊为“靖节先生”，但他一生不讲大道理，也不空谈操守，他只是从人性的角度，说出心中最朴实的想法。因此，朱光潜说他一生“忧愤”，却“胸襟高超而不唱高调”，“近人情”。

所以，我们与其说渊明“隐逸”，不如说他“归真”。

白璧微瑕？至情至性？

对于陶渊明的《闲情赋》，至今打着口水仗。

与《桃花源记》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相比，渊明的《闲情赋》显然是被长期遮蔽的一篇好文章。道学家们读《闲情赋》，读出一脸绯红，贪婪读完，却又赶苍蝇似的，连声说不好不好。有些人却正色到：浅薄！渊明此赋意在讽，而非劝。

《闲情赋》到底是怎样一篇文章？

“愿在衣而为领，愿在裳而为带，愿在发而为泽，愿在眉而为黛，愿在莞而为席，愿在丝而为履，愿在昼而为影，愿在夜而为烛……”诗人爱上了一个姑娘，为她神魂颠倒，他多么想成为她衣上的领、地上的影，或者是她头上的膏泽、脚上的丝鞋、床头的蜡烛、身下的凉席、手中的竹扇、窗下的桐琴……这爱情，来得太浓太痴，令人心惊肉跳。

后人评注，多对《闲情赋》持“无深意”之说，草草搪塞了之，苏轼为渊明开脱，“如《国风》，好色而不淫”。清人方东树则抨击此赋“轻薄淫亵，最误子弟”。

是也非也，其实都是在误读。

陶渊明作《闲情赋》，是学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却没人非议张衡、蔡邕！此类赋体散文还有很多，《止欲赋》、《闲邪赋》、《正情赋》、《静思赋》……也都没人吭声，却为什么独独觉得陶渊明不合适不应该不可以？

综观上述多篇此类赋文，其篇名第一字，如“定”、“静”、“止”、“正”等，皆作动词之用。如此一来，多情公子个个就又都摇身成了君子人也。这也是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必然。其实渊明说自己是学张、蔡而作《闲情赋》，其“闲”字，亦必作动词理解，如《周易》里的“闲邪以存其诚”，此“闲”，“防也”。可见，《闲情赋》之“闲”，绝非“闲情逸致”之意，而取其“防范”之说。青年陶渊明并非登徒子，他的爱情狂想还是“收”了回来的。他似乎早料到了后世的闲言碎语。可他忘了，爱情诗从来都难脱“百劝而无一讽”的指摘的。

但为什么一定要“讽”呢？步入晚年之后，“人淡如菊”的陶渊明，早年竟有过如此浓烈炽热的爱情想象，当更值得我们珍惜才是。《闲情赋》分明是一座文化大山的精神端倪，是一条文化长河的源头水流。而在各种人生遭际的锤炼之下，这可贵的情感种子，终于破土萌发，使渊明成为了一名厚实深广至性至情之人。

而陶渊明之所以成为陶渊明，在于他不仅有爱情亲情，还有对世人普遍的同情。渊明在外做官，曾给家里派去一名帮工，却不忘写信叮嘱家人：“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痛恨官场上的势利眼，无论贫富贵贱，都是父母的孩子吧，生来当平等。“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渊明伟大！他有着一颗至性至情之心。

他既有如此深广的同情心，《桃花源记》也就成了必然。他多么希望世上真有这么一个地方，没有战乱饥馑，处处芳草鲜美，屋舍俨然，黄发垂髫，怡然自得……朱光潜怜惜陶渊明，说他书生弱质，“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这话大错。渊明一生最大的成就，不在为官放了多少赈，修缮了多少城廓，他是为世人在精神上建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想国”，让现实悲哀的人们在那里寄放他们对明天的希望。谁说他没有大济苍生的能力？济，既可以是一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诸般努力，也可以是吮毫搦管对精神世界的塑造支撑。“桃花源”并不虚幻，它为后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之“源”，幽深的文化之“源”。这更是一种整体的救赎，是真正的“大”济苍生。

渊明一点不文弱，其“理想国”所喷发的精神力量，敌得过千军万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