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奥登亲历武汉空袭见证日军暴行(图)

2011年07月12日 08:45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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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磨硬泡，到达徐州会战最前沿

1938年2月16日，他们先抵达香港，游乐了十几天，28日，当他们乘船由香港进入广东境内时，看到了日本的炮艇，他们马上进入了职业状态。在中国的行程不是十分宽广，但基本上围绕着战事，走的是一条离前线和日军越来越近的路线。每前进一站，都有不止一个人劝退，但他们坚持要去冒险。

当时日军已经对广州展开空袭，但是零星的，而且只袭击车站、机场和郊区，还没有轰炸过市中心。奥登他们在市长办公室跟市长谈话时，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声，但有惊无险。在广州他们没有身处战地的感觉，于是，3月4日，他们乘火车前往汉口。前一天，大英帝国驻广州总领事先生告诫他们，粤汉铁路线遭到了日军轰炸的重创，而且还会被袭击，有时为了躲避空袭，或者为了抢修被炸坏的线路或车辆，乘客可能得在某个荒村过夜。他们没有被吓倒，回答说，那样的话正好可以消磨时间，而且夜宿稻田是极好的新闻材料。事实证明，总领事是在吓唬他们，一路上他们只在一个小车站看到轰炸的痕迹。

在武汉，他们亲历了空袭的紧张场面。3月15日晚，警报突起。他们没有躲避，反而爬到当时汉口最高的楼房（美国银行）的顶上，要亲眼看看空袭的盛况。电停了，电梯也停了，他们是摸黑走楼梯一步步爬上去的。到了屋顶，发现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好，照着扬子江和整个黑暗的城市。街道死寂，只有运兵大卡车呼啸而过，在拐弯时发出刺耳的刹车声。一共有6架轰炸机，相互紧跟着。探照灯交互照射着，光线有如圆规，像是在显微镜下聚焦于致命的细菌。防空炮火喷射着，炮弹追逐着敌机，但没有撵上。敌机还击的炸弹发出红色的火花，如同一群群恶毒的蝗虫。炸弹被投在了郊区的机场。后来，奥登他们听说，当晚有6架中国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毁了。

在武汉他们虽然看到了空袭的场面，但毕竟还是旁观。奥登想要看真正的战斗场面，当时中日双方的军队正在徐州集结、对峙，于是他们继续北上。先是前往郑州。列车晚点两个小时，到郑州已经是午夜之后了。主干道两边的房子破烂不堪，给人某种不祥之感，空中尘土飞扬，整个城市笼罩在某种邪恶的气息之中。在郑州和商丘一带，他们参观了几家医院，看到了许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的惨状。在一家军队医院里——实际上是一些连窗户都没有的临时营房，中间是一片广场。伤兵们穿着军装，躺在干草上，

三个人合用一床毯子。由于严重缺医少药，尤其是没有X光拍片设备，他们得不到包扎和消毒，更谈不上动手术，很少有子弹能够被取出来。重伤者只能等死。除非体格特别强壮，否则都没法被送到医院，有些伤兵由于出不起担架费，而被径直扔在了战场附近。

这种悲惨的场面更激起了奥登他们要赶往徐州前线的紧迫感。但是，直到3月24日才有火车前往徐州。他们向有关方面提出要去战壕，但一直没有得到允许。后来，找到前线最高指挥官李宗仁将军，才算成行。当时，徐州有五道防线，一开始他们只被送到了第四道，他们强烈要求去第三道，到了第三道，他们又死磨硬缠让人把他们送到了第二道。在第二道防线逗留期间，中日士兵之间发生了交火，他们赶紧撤退到安全地带。

后来，他们又去西安、南昌、金华和上海，直到6月12日，他们乘船离开上海，绕道美国回英国。

与宋美龄喝茶，意外见到蒋介石

30年代，奥登的诗名已经如日中天，俨然是欧美青年一代诗人尤其是左翼阵营的代表。大英帝国的大名人来了，他们基本上想见谁就能见谁。但他们并不太想见那么多大人物，在“挤满了文学名人观察家”的西班牙，奥登对此就感觉不爽。他们更大的兴趣在小人物，在“苦力”（车夫、挑夫、棒棒军、滑竿夫等）。不过，他们还是遇见了各色人等。如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冯玉祥、博古、宋美龄、蒋介石等。

其中,见蒋宋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个美国的《时代》周刊驻黑龙江记者，姓唐纳德，先是成为张学良的顾问，后来成为蒋宋的顾问。3月14日下午，此人带着奥登他们去跟宋美龄一起喝茶，主要聊的是新生活运动。在奥登他们起身道别时，一个军官走进房间。此人秃头，看上去很温和；与新闻报道里那个披着斗篷、拄着拐棍的形象判若两人，他们几乎没能认出来。老蒋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像个幽灵，性情冷淡，近乎阴险。而在那个私人场合，他看起来很文雅，甚至有点害羞。宋美龄带他走到阳台上，两人手挽手，摆了个姿势，让奥登照相。在镜头下，蒋像个被要求挺直腰板的小学生，体态僵硬。奥登后来对道兹夫人说蒋“看上去就像个乡村医生”。

抗战时曾流行一句口头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奥登他们去见各方人士时，赶了不少饭局。不过，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饭局，还不如说是想听听那些人对战局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请求那些人给他们去前线提供方便。

出版《战地行》，但当时发行不佳

中国之行让奥登完成了组诗《战地行》，当时的《新政治家》杂志发表书评说“非常生动、真实，让人一读就想再读”。但是，《战地行》本身的发行业绩并不佳。《战地行》出版于1939年，直到1973年才跟他的其他著作一起，出了修订版。直到2003年，才出现它的法文译本，而且是由摩洛哥（而非法兰西）的出版社出的。法译本的书名比原著更加一目了然——《中国战争日志》（Journal de guerre en Chine）。

奥登到中国，开始把自己定位于“中立的观察者”，他喜欢探索人类在极端处境下最本真的心性。不过，随着行程的展开，他见到了日军的暴行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中国人的苦难，同情心使他们自然偏向了中国，称日本人为“敌人”。

诗人奥登(1907—1973）

奥登，W.H.，和艾略特并称为二十世纪英语诗歌的两位巨人，出生于英国，后加入美国籍。曾与刘易斯·麦克尼斯结伴去冰岛寻根旅行，合作写下《冰岛书简》。西班牙爆发内战，他赶赴西班牙，虽未亲自参战，却写下了最优秀的战争诗《1937年的西班牙》。1938年，奥登与小说家伊修伍德一同前往中国。伊修伍德完成一部诙谐的旅行日记，奥登则写了一组严肃、睿智且雄心勃勃的战争诗。奥登曾是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1973年，奥登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他的诗歌《葬礼蓝调》曾被引用在电影《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