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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邓正来: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2013年01月24日 10:4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

现在的问题是,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人引进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先哲们打仗,支持传统思想的人则拿着先哲们的思想跟西方学者打仗,而他们自己却是不存在的,当下的中国被他们丢失了

-本刊记者 曾繁旭 发自北京

在中国的学术圈里,邓正来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从1985年离开外交学院以后,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常年过着“学术流浪汉”的生活;在此期间,他睡过北京的地铁站,住过无数个地下室;多年来,他坚持走一个人的学术道路,与任何主流保持距离。有人在回顾19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变迁时指出,其间的三大运动,即90年代早期的市民社会大讨论,90年代中期的中国学术规范化与本土化运动,以及90年代后半期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运动,都与邓正来的研究直接相关,然而,他自己却隐居于郊野,几乎不参与任何思潮的论争。

最近,他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对中国法学过去26年的发展作了总体性的批判,批评了法学界长期流行的几大理论范式。这些范式有的来自于他目前所在大学的上级领导和好友,有的来自于他多年的学友,所以该书被认为是一种“自杀式写作”。该书刚一出版,他又鼓励全国各地不同科系的学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再批判。在他看来,学术批判正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

自我启蒙

邓正来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这就是一个读书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

他是在上海读的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文革”爆发了。1969年底,他跟随父母去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姐姐去了黑龙江,他则通过走后门在14岁那年进入内江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工人,学做车工,在那里一做就是8年。

平日里他做着童工,到了星期天,就从工厂来到内江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个被封起来的图书馆,平时不开门,也没有人来看书,他就从后窗爬进去偷书,看完了再悉数归还。在当时条件下,这座图书馆的藏书算是丰富的,里边有许多西方著作,很多都属于“反动”书籍,所以,他要在夜里等家人休息以后才能偷偷地看。

这是他的自我启蒙的岁月。正是在此时,一个让他困惑不已,并且让他要用终生来思考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真正触动我的是我当童工这件事情。我读小学的时候书上总是这么说:我们生活在红旗下,身泡在蜜水中,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才有人给资本家当童工。但我一想我怎么也当了童工了?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谁安排的?”

这个似乎天真的问题,后来演变为他准备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用他今天的学术话语来表述就是,“是谁有这么大的权力把我和像我一样的一代人都放到那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去?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秩序,或者说中国应该走上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包括整个人类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秩序,才是正确的?”

在地铁和地下室过夜的学术个体户

1978年,邓正来来到四川外语学院读书。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理论上,就经常逃课跑到隔壁的西南政法大学去上课。

“当时西南政法大学把很多商务印书馆的旧书重新油印,给学生看,我特别喜欢看这些书。我也去听一些课,有一门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法理学,我非常喜欢,很可能是因为这门课和我内心的那个困惑契合了。”

大学毕业后,邓正来进入外交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1985年离校。在那个大学生都能获得分配的年代,他却作出了一个让人惊愕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

1987年,他成立了一家民间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在那个年代当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开始过起居无定所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证件,无法去图书馆借书,所以都是朋友帮忙借书。夜里就到朋友办公室睡觉。有时候跟人聊学问聊晚了,不好意思去敲朋友的门,就到地铁站去。北京的冬天非常冷,他就在地铁站里跑步,跑热了,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跑,心里就盼着头一班地铁赶紧来,因为车厢里面暖和。

“那时候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只要有书看就行。我住过的地下室多得自己都数不清啦,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那时我主要靠稿费生活,但我不接受约稿,都是我写完了给别人。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那会儿都是熬夜工作,每天早晨6点才睡觉。将近10年的动荡和贫困,但是很美,至今都非常留恋。”

跟“学术消费”决裂

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了各种各样的“热”,美学热、文化热、东西方文化比较热等等,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特别多。一开始邓正来也参与一些活动,但很快他就抽出身来批判这些潮流了。

“学术传统是要靠我们一点一点去积累的,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重新谈论。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对‘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讨论,结果却发现,这场讨论还没有‘五四’时期的学者讨论得好,因为很多书大家都没看,只是为了图热闹。这样,三五年又来讨论一次,还是空洞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学问不仅没有进步,甚至还不如原来。在我看来,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学术积累。

“当时国内的学术活动非常多,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可以接到三四个邀请,根本来不及应付。你今天在学术会场上看到的是这些人,明天还是这些人,上午讲这些话,下午跑到另外一个会场还讲这些话。对于这种反学术的‘学术’活动,大家都心照不宣。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学术上依旧没有我们自己的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正来与一些学术同仁在1992年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又创办了《中国书评》,希望使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一个规范的意义上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两本刊物都是“学在民间”的产物,不仅在大陆开创了匿名评审制度,而且也强烈主张学术的形式规范。这就是当时掀起的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在邓正来看来,这正是反对当时“学术消费”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1998年,邓正来进入一个长期的闭关状态。“哈耶克的研究就做了8年,其中5年是完全闭关的,就是不接受任何国外的邀请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任何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的约稿。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原则。我只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在表态:我要跟‘学术消费’真正决裂。”

“体制内的体制外”

1990年代中期,邓正来终于结束了蜗居于各个地下室的生活,住进了“六郎庄”一套农民盖的房子里。很多大学生跑到那里去跟他读书,“六郎庄读书小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小组,许多现在卓有成就的学者当时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比如张小劲、景跃进、郑戈、赵晓力、强世功等。

到1996年,总共出版了10期的《中国书评》停办了。之后,他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并对哈氏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邓正来受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之邀去吉林大学访学。随后,他接受了张文显的邀请,进入吉林大学工作,前提是要遵守他提出的“二不原则”:第一,任教期间他不担任任何带“长”字的行政职务;第二,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的带“长”字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工作。自此,他终于结束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 的身份,进入了体制,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

就这样,他保持了一种体制内的体制外身份,批判的立场并没有受到影响。进入体制3年来,他批判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种种弊病,反思了知识生产机器的“宰制”,并且直指中国博士招生制度。每每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就会引起学术界讨论纷纷。

邓正来曾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小路上的思与语》。他在序言中说:他始终是在走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是对大路的批判。大路就是主流,就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他对这个主流的东西都要进行批判。如今,这条“小路”并没有在体制中终止,而是相反,它顽强地存在着并向前延伸着。

与此同时,他也尽力做好自己的教师工作。吉林大学给他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给学生上课,而且每次去都要讲一周的课。“在目前整个中国的环境中,学生是一个特别怪异的群体。实际上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地位却非常低,甚至没有人给他们讲课。我就是想通过这种讲课的方式来尊重他们,也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老师,一个好老师。所以,只要学生邀请我去讲学,我总会同意。”

[责任编辑:胡涛] 标签:邓正来 知识生产方式 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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