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在广州痛批广州对历史文化遗存保护不力，某些方面还带了坏头。谈到眼下舆论关注的三元里城中村改造时，阮仪三直言：“所谓的‘迁移性保护’，是广州创造的。很混账的创造！”(5月28日《羊城晚报》报道)
阮仪三的提醒，我认为值得一再引用，并且应该成为负责广州市城建改造的官员们念兹在兹的箴言。阮教授说：三元里改造，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而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和环境契合。改造应该非常尊重它的环境，是人们在这里长期生活所形成的文化。“但现在都想拔掉，新搞出来的只是生造的假古董”。
说城建改造充斥着“假古董”，我深为赞同。几年前陪一位海外研究环境与公共空间的学者参观广州大学城的岭南印象园，见到由于大学城拆迁而“集中搬迁”于此的几十座古村落祠堂，密密匝匝地排列在一起，就好像舞台上表演大合唱的合唱团，对此观者无不摇头叹气。假如你熟知陈家祠那种好几进的深宅大院，这些从原有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的建筑物，几如行尸走肉。年复一年到祠堂进香的村民洗脚上田了，依山傍水的风景被连片的现代化建筑物怪兽吞噬，徒有其表的古村落，“古意”在哪里呢？
若不是阮教授在演讲中再三提及三元里，并透露广东有地方把作为历史遗迹的炮台换了个地方去放，我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原来本地一些所谓“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的做法，在全国还形成过示范效应。为何这种把古代遗迹从原有环境孤立地“抽取”出来进行保护的局面一再出现？我认为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在城市发展与文物古迹的政策高压线相悖的情况下，保留古迹而不留周边环境，能最大程度上榨取土地价值，又在文物保护上交差了事。第二，即便意识到保存古文化遗存的重要性，却在如何开发上缺乏科学指导和文化想象力，结果只能是假古董充斥，真古董尽毁。
一切都源于利益驱动，拆也是利益驱动，留也是利益驱动。阮教授举例说，有一次评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市长问他：是否评了就限制建设？阮仪三说评选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建设。该市长说：“那我不要评了！”在大变、中变、小变的政治任务压力下，在各种以市容市貌为核心指标的城市考评体系中，城市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上级考察巡视，从小车窗户里往外望时，视觉上的满足感。而所谓“古文化遗存保护”，也是能收门票挣钱的才保护，不挣钱的就拆掉。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体系下，要达到阮教授所说“修旧如旧”的理想境界，谈何容易！
所谓文化古迹，并非了无生命的物件，而是寄予了居于其间的人诸多情感、记忆与乡愁的文化空间。举例来说，广州地铁开通不过十多年，纯粹以年岁计，并不属于文化古迹之列，但由于地铁已经成为本地人出行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稍有风吹草动，站台的布置、站厅色调的变化，也都会牵动广州人的神经。在地铁口的“地铁哥”，与其说是要求保留地铁特色，毋宁说是在捍卫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同样，无论是三元里还是恩宁路，都需要真正尊重历史和本土文化的古遗迹保护。
